今年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您是否了解为什么要发行这套邮票？在此之前有哪些尝试和探索?个中发生了哪些逸闻趣事?下面中华君带领大家一览详情。
书信是人们表达情怀、沟通思想的一种交流方法，中国古代即有“青鸟传书”“雁足寸心”“黄耳尺素”等美好传说。
驿递之制，古而有之，历代相传，迭有更张，因“官有”而仅供“官享”。民间则通常托嘱友朋捎带，或交信局递送，因规模所限，费神劳力而耗时长久，因而往往会发出“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样的感慨。
清末列强入侵，清廷战败，继而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多国借机设立邮政机构，并在商埠租界印发邮票，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利益。
对此，清廷朝野上下，呼声颇多，但受困于条件所限，未能寻得可行之法。同治五年（1866）始，中国海关陆续设立邮务机构，启动旨在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的邮递业务。
光绪元年(1875) 初， “马嘉理事件” 在云南爆发。为此，中英双方在烟台谈判，参与谈判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拟于谈判内容中加进“送信官局”与“铸银官局”等条款，但未能遂其所愿。
赫德的设想虽未能在条约文字上得以体现，但“送信官局”一事颇得李鸿章重视，准允海关试行。于是，试办筹备工作悄然迅疾展开，筹印邮票迫在眉睫。为此，英国著名印制商德纳罗得以崭露头角……
为效仿西方在中国开办现代邮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集思广益，要求各地海关税务司建言献策，时间应“不会晚于1876年年底之前”。目前发现最早与海关邮票发行问题相关的档案是1877年3月5日德璀琳（Gustav Detring）致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函。
1877年5月1日，这份文件所询问的三个问题由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金登干转询英国著名的印制商德纳罗公司，文件存现于德纳罗1877中国档案的第一页。
如果放在今天，他们的交流可能是这样的：
围绕1877年5月1日金登干转询的三个问题，德纳罗公司步入了以邮票的设计、印制为主题的具体落实进程。此后，金登干把初步答案通过给赫德的电报转告给了德璀琳，并接连两次致函德纳罗公司，向德纳罗公司提供了设计参考资料。随后，德纳罗公司出具了一份长达42页的机密报告。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通过金登干再次向德纳罗公司征询了与印制设备相关的其他问题。
对于中国方面所询的印制设备问题，德纳罗认为不妥，同时明确表示，从邮票的防伪等角度考虑，在英国印制邮票是中国海关的不二之选。
1877年10月25日，赫德收到了德纳罗公司的技术报告，虽表示肯定，但一再强调要稳步推进。12月中旬，中国海关就帛黎翻译的法文版《圣谕广训》向德纳罗订制压花烫金硬装封面，此书目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等地有保存。
1878年1月，金登干多次向赫德发函，催问印制邮票的下一步行动指示。2月24日，赫德回复：“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中国海关在伦敦就筹印邮票一事与德纳罗的合作就此作罢。为什么在收到英国方面的详细报告及设计方案，德璀琳也向英国寄出了中方的设计图稿后，赫德会突然叫停了与德纳罗的合作进程，个中原委，有待进一步研究。
1877年中国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之间的这段以筹印邮票为要旨的工作交往源自赫德开办邮政的设想，始于1877年3月5日德璀琳的询函。由此，德纳罗公司为中国海关撰写了详实的机密技术报告，专门设计了邮票、邮资信封和邮资符图稿，以及纸张水印图稿，但未被采用，双方的合作最终因赫德的指示而中断。英国德纳罗公司在1877年中国海关为筹印邮票所作的探索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所撰写的机密报告，为中国海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
英国德纳罗虽没能被中国海关遴选入围，但中国创设邮政的脚步并未就此搁浅，另择他路自行印制大龙邮票的帷幕也就此徐徐拉开。
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英国人，1854年来华，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连续任职48年，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港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1876年底获准试办邮政，为中国邮政的创办与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
英国人，1859年进英国邮政局工作。1863年来华，1874年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与赫德交往密切。
德璀琳（Gustav Detring，1842—1913）
德国人，1864年进中国海关，先后任职宁波、镇江、淡水、厦门、烟台、天津等地，任内积极推进中国邮政的开办，是大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即沃伦·威廉·德纳罗，德纳罗公司创始人托马斯·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1793—1866）之孙。他生意上非常敬业，同时是一位精明的赛马主。1877年中国海关为了筹印邮票与德纳罗公司展开一系列工作交往，双方就邮票的设计和印制进行了深度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