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女生节”还是今天正宗的“国际妇女节”，这些年来，三月八日这一天作为节日的原初意义无疑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与狂欢中被极大地遮蔽和消解了。
昨天，一年一度的高校拉横幅比赛如期拉开帷幕，作为“三八”妇女节的变体庆祝节日，这个冠名为“女生节”的节日还有“女神节”、“女王节”等名号，据称是为了展示高校女生风采，体现男生对女生的尊重、欣赏与关爱。
但不管是“女生节”还是今天正宗的“国际妇女节”，这些年来，三月八日这一天作为节日的原初意义无疑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与狂欢中被极大地遮蔽和消解了，而且更要命的一个可能是，有意或无意地，这种喧嚣与狂欢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加深着女性的污名化与物化。
“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生为女性的“天然”诅咒让人不寒而栗。在《天空的另一半》这本书中，作者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基于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称，“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森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因此通常女性应该比男性多。但在重男轻女地区，女性却从人间蒸发了。由于性别歧视，全球每年至少有200万女性消失。而印度尽管是个重男轻女的国度，但其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这里的女性就多于男性，直逼美国。
当我们调侃中国未来会爆发光棍危机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冠绝全球。专家指出，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男孩偏好、基于超声波技术的选择性堕胎，以及生育数量限制的共同作用。
这种畸形的、多年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哪些作用？
1922年，梁启超应邀在南开中学做《人权与女权》的演讲，一开讲他就指出，这个演讲题目并非胡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人权并不特指“人”权，而是“男人”权，因此他才将人权与女权并列而提。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表示“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 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
先有受教育的平等权，接下来是职业上的平等权，然后是参政议政的平等权。以这样的阶段发展来看，值得肯定的是，现在中国男女的教育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根据《2015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比例分别为52.1%和51.6%，博士研究生在校生的女生比例也达到了36.9%。
对比一下，《领导力类型的性别差异及其对公司董事会的影响》（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dership Styles and the Impact Within Corporate Boards，2013）报告指出，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目前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而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超过54%的研究生是女性。相形之下，中国并不逊色。
不过，随着女生教育平权取得了实质进步，校园女学霸现象反而成了一道公认的风景，甚至于引发了对女性另一种歧视的争议，比如面对高考中女强男弱的局面，有些高校采取了按性别划分投档分数线的做法。
事实上，近年来校园女学霸现象不惟出现在中国，而俨然是一种世界趋势。有全球范围内的调查表明，从小学到研究生，在几乎所有的教育阶段中，女生的成绩都比男生优秀。那么问题来了，教育的下一站是就业，目前女性在职场是个什么样的景观呢？
今年联合国将“国际妇女节”的主题定为“变化世界中的职场女性：到2030年，实现男女平等”（Women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Planet 50-50 by 2030），与2016年的主题“Planet 50-50 by 2030: Step It Up for Gender Equality”几无二致，借这个节日继续强烈凸显全球男女职场平权的诉求。
这个诉求与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报告《职场女性趋势2016》（Women at Work Treads 2016）所揭示的现象相当吻合。该报告指出，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女性的教育成就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它们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女性在职场地位的有效改善。
该报告表明，近十年来，在大多数地区，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在缩小，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在家庭方面的工作投入已经显著减少。但在这些进展之外，仍然存在诸多差距。比如，失业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年轻妇女；在家务劳动上的投入还是太多；还过多的存在于非正式工作安排中，从事兼职工作和临时合同；继续受到重大薪酬差距的影响；仍然遭受性别歧视和偏见，等等。
但另一方面，女性对公司绩效的积极影响又是一再被证明的了。2007年麦肯锡发布的报告称，拥有显著性别多样性的欧洲公司，其资本回报率高出平均水平10%，息税前利润高出平均水平48%，股价增长也高出了70%。另有研究学者发现，董事会拥有至少一位女性董事的公司，其破产概率要低20%；董事会的女性董事越多，公司治理和伦理行为表现就越好；当董事会至少拥有3名女性董事时，效果最佳。
不过，来自Catalyst的数据显示，2015年标普500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仅占19%（今年3月1日其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该数字上升到了19.9%）。欧洲这一数字挪威最高，为40.9%，紧随其后的是瑞典（27.0%）、芬兰（26.8%）、法国（18.3%）、英国（17.3%）、丹麦（17.2%）、荷兰（17.0%）、德国（14.1%），亚太地区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整体落后。
Source: Catalyst, "Women in S&P 500 Companies", 2015.
尽管商界女性领导看起来日渐增多，甚至在一些专业领域如教育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女性高管职位与男性已有旗鼓相当之势，但总体而言，女性在职场还面临诸多文化、制度、观念上的束缚，阻碍了她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展现能力，并向更高阶的领导职位晋升。这些对女性的误解可能包括：
抚养孩子限制了女性走向高阶岗位
这个影响被高估了，有孩子的女性和没孩子的女性，在晋升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而男女对比来看，男性获得升职的概率更大。38%的男性终其一生职涯获得了超过5次的晋升，而女性这一比例只有29%。
女性自信心不足
事实是女性更趋于规避风险，这使得她们相对男性同事来说更脚踏实地，但却被解读为自信心不足。研究表明，在没有上司干预的情况下，男女在推进职业生涯方面的次数方面并无差异。
不愿升任高管角色
女性和男性对事业的抱负并无不同，他们对成功的两大衡量标准也一致：做本质上有趣的事情，以及积极良好的工作关系。之所以女性给人“不思上进”的感觉，有可能一是女性高管榜样（Model Role）相对缺乏，二是女性在导师（Mentor）和支持者（Sponsor）关系建立方面相对缺乏技巧，而这和传统上的性别成见又有关，通常人们对于“善于经营关系”的男性并不排斥，甚至是喜欢的态度，而对女性则认为她们太过于交际化和自我推销。最后一点，由于女性高管数量的稀薄，当一名女性真的晋升至最高层时，可能会有一种近距离受审查（Scrutiny）的感觉，这会引发女性的风险规避。
女性高管不愿帮助低阶女性晋升
事实上，大多数商界女性都会拓展不同性别的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虽然一些女性高管并不认为自己在公司内支持其他女性是最佳人选，但大多数都有兴趣做低阶女性的导师。
女性晋升的高阶空间虚位以待
2015年哥伦比亚商学院和马里兰大学罗伯特·史密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一旦有一位女性跻身于公司五个高管职位，另一位女性再加入高管执行团队的机会就降低51％。
认为“女性不是天然的领导者，不具备领导的权威，缺乏高层领导者的资质”当然是大谬不然的，事实上，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William George的说法，现在的全球领导者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情感智力，但最重要的是要觉知自己的价值观、意义感和脆弱性。
在《雅典娜法则：女性（或像女性一样思考）将如何统治未来》（The Athena Doctrine）一书中，作者John Gerzema更是明确指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的特质对于今天的有效领导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特质包括：同理心、脆弱性、谦逊、包容、慷慨、平衡和耐心。Gerzema在更早之前的《消费转移》（Spend Shift: How the Post-Crisis Values Revolu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We Buy Sell and Live）一书中表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应该由价值驱动，而非贪婪。符合这种转变的创业者、商界领袖等人，他们身上都具有这些女性一样的特质。
领导力发展公司Zenger Folkman针对7200名商界人士的调查则表明，相比男性，女性领导者被认为是更好的领导，而且职位越高，差距越大。
这里我们不是在谈所谓的女性领导力，而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质。事实上，在研究林肯领导力的学者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林肯身上既有阳刚的一面，如决断力强、韧劲的、自信的，也有其温和的一面，如同理心、开放（Openness）、有滋养他人的意愿（the willingness to nurture others）等，正是这种阳刚与温和的结合、介于金星与火星之间的领导力实践，成就了林肯的伟大。
从组织管理形态看，现在我们已经从1980年代的命令与控制，1990-2000年代的赋权与追踪（empower-and-track），进化到了连接与滋养（connect-and-nurture）阶段。因此，过去的15年时间里，关于领导特质的发现表明，这种介于金星与火星之间的领导者显得更具吸引力，尤其在公司的困难阶段，领导者的金星特质更为重要。
尤其在这个不确定加剧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某个人面对各种困难问题时手握全部答案。如果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导者，今天的世界也不至于如此分裂。因此，当面临动乱和危机时，如果有一位领导人站出来说：今天的局面很困难，我也有些束手无措，需要你们的创意和帮助，同时我也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希望可以更有效地支持你。这样的领导者在展现他的脆弱和真诚，往往跟随者众。
《赫芬顿邮报》创始人、Thrive Global创始人兼CEO Arianna Huffington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现在好多男性CEO将更少的睡眠视为展现自己作为男性的刚强一面，浑然不觉睡眠剥夺的价值流失，面对这种“拒绝脆弱”的行为，她调侃说：如果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是雷曼兄弟姐妹的话，他们公司可能依然在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