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客户梅先生，是一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现任的CEO。他的个人资产此前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公司股票当中。上篇文章我们讲到了家族办公室注意到其家族资产集中度的风险以及家办如何为他提供专业的服务。这篇文章我们会探讨，超富家族的居住地选择以及身份筹划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会有居住地选择和身份筹划的问题？
这是因为家族财富达到了一定规模，资产具有全球配置的需求。同时家族成员的国籍身份和居住地选择，都会给家族的利益带来不同的潜在影响。一种典型视角，就是从税务筹划的角度来考虑，各国的税制不同，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自然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从家族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来考虑，我们有必要对家族长及各家族成员的居住地、身份与国籍等问题，进行通盘的考量与筹划。
对梅先生而言，他所掌管的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股东是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同时，他们公司的业务也是遍及全世界，主要大客户都在欧美市场。同时在全球不同的区域，因为业务发展的需求，他们也设立了不同的分公司。这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资源和可能性，可以做身份筹划。为了管理公司的全球业务，他每年也是需要分配个人的精力在不同的区域。比如他可能大概有一半的时间会放在中国，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美国，而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全球各地飞行出差。
就家庭情况来说，梅先生当初是跟梅太太一起出国读书。他们毕业后先后都进了美国的500强大公司，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只是后来，因为创业的需要，梅先生选择了回国，又因为创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他的家人们并没有跟在身边。现在梅先生还是中国籍和美国的绿卡身份，而梅太太和家里的两个孩子已经是美国公民。
梅先生该如何筹划其身份，来达到更好的资产节税效果？
梅先生在回到中国创业的这段时期，他持有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绿卡，带给了他进出中美两国，工作与生活上极大的便利性。但是这样的身份状态，其实也意味着他要在中美两国缴税，如果不进行合理的税务方案筹划，他的税务负担预期会是非常重的。
关于美国身份的问题，其实是梅先生案例中的一个难点。从单纯税务视角来讲，这个问题好像是并不复杂。
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绿卡持有人会被看成是美国纳税居民，从而进行全球资产的征税。美国是一个税法体系完备，税目繁多，税率也相对较高的国家。比如在个人缴税的税目上，美国就有个人所得税、资产增值税，还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等税种，而其实很多国家都是没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在美国的遗产税最高一档有40%的税率，所以拥有美国身份，无疑是会对于家族财富的传承带来很大的挑战。
美国的国家税务部门IRS也是必须纳入考量的一个因素。IRS是美国相当强势的一个政府部门，它拥有很大的调查权限和执法能力。我们当然不会去假设说，我们的客户会有税务上的问题，但是IRS在执行税务稽查时，是拥有不经法庭审判就冻结相关人员财产的权力，而且在税务调查过程中，很可能会非常深度地介入到被调查者的账户信息及个人隐私，这些体现了其在税务稽查上的强大执行力，也会给即使是无辜的当事人带来极大困扰。同时，美国法律对涉税问题的定罪偏向严厉，会进行刑事定罪，并不像是一些国家那样只需要补缴税款和罚金。
我们通过与不同的律师团队探讨，希望为梅先生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税务优化方案。当时会有个初步的意见，其中的一个律师团队曾建议梅先生考虑放弃美国绿卡。
当然放弃美国绿卡也没有那么容易，即便是想去这样做，美国也有“弃籍税”（Exit Tax/Expatriation Tax）的概念。按照梅先生的资产规模及他居住在美国的时间等条件来衡量，他符合在弃籍税征收对象的范围。如果他想放弃持有的绿卡，也要缴纳相当其资产接近20%的税款给美国政府。同时，这项法规的严厉还在于，如果被判定是以避税为目的的弃籍人员，将不得再次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当时的律师团队曾给出了他非常具体的意见，建议梅先生在股票期权行权的某个具体时间节点上，可以放弃自己的美国绿卡身份，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节税效果。
我们是帮助梅先生仔细拆解了各种情况下的可能性，但这个决定其实仍然是非常难做的。梅先生就此考虑了大半年。后来有一天，他还是跟我们说，其实他无法放弃美国的身份。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继续后面的规划方案的推进。
他觉得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都是美国公民，尤其是两个孩子，他们从小就在美国出生和长大，其实生活方式上已经完全是美国化的。梅先生不想因为这种家族的财富考量，去对他们有任何的改变与伤害。如果他自己放弃了美国籍，这个过程中导致他后面很难登陆美国，对他想要的家庭生活来说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梅先生说的一番话，其实是很打动我们的。对于做家族办公室的专业人士而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生动的一课。
梅先生说：“所谓‘家族财富’，‘家族’是要在‘财富’之前。首先要有家族价值的认同感，然后才会有家族财富的管理与传承。如果我选择放弃跟我的家人们在一起的可能性，只是为了留给他们更多的钱，那么这不是我要传递的‘家族精神’。我如果要这样做，等于是为了我的钱，或者是我们的钱，而牺牲了我的家人们。在我个人的价值坐标体系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财富是多一些，或少一些，我们都已经非常地感恩。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可以留学，可以创业的时代，我们通过创业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给家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客户也能提供很好的产品与服务的解决方案。在这些之外，我获得的个人财富，或者说是家族财富，我觉得只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财富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或者漂亮，或者简陋的工具，它能让我们做成很多事情，但是它不是我的核心价值追求，如果为了多赚一点或者多省一点，我背离了那些对我更有价值的目标，比如让我感到了我自己正在失去享受家庭生活乐趣的可能性，（虽然我在创业，我跟家人本来就聚少离多，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要在的，而且我还会更加珍惜它）那我会认为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
我们听后其实也很有触动。客户的视角在我们合法合规的技术考量外，增加了厚重的情感因素，让人动容。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首先做的是给客户提供周全的可选方案。每个方案都各有利弊，客户总可以做出选择。但跟方案的制订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方案的实施和之后的维护。后者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客户的行动和方案的要求一致。只有客户很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那么才容易保持这种一致性，规划才真正有意义。而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实施节奏和关键节点，让客户完成他的设想和选择。
后来，我们帮助梅先生特意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他的律师团队去做资产法律架构。这其中也有我们的一番考量。我们没有为他找一个纯粹的美国本土律师，因为在美国的律师往往并不太理解如何去运作这样一些跨国的资产架构。我们设想的方案，还是以中国为出发点来做出安排。这时我们找到一位在香港执业的美国律师，他之前曾在美国做会计师，后来又到了香港一家很大的国际律所工作，他丰富的国际经验与我们的需求非常匹配，他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身在亚洲的美国客户的税务处境，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在这套方案的法律架构之下，我们可以通过家族信托的设计，帮助梅先生更好地去解决代际财富传承的税收问题。
当然，梅先生仍然有其特殊性。他仍然是在企业管理的一线。他的身份与税务规划，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双重背景下，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
我们也服务过一些其他的客户，当家族长是可以从具体的公司管理业务当中脱离出来，比如开始进行退休后的个人生活规划，那么其实他在常居地的选择上，在国籍和税务居民身份的规划上，就能有更大的可选空间。就这些具体的问题，我们还会在后面的文章里做更进一步的解析与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