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顶尖高中，看见走向世界的“学神”们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以下是《看天下》和姜以琳的对话。

“学神-学霸-学渣-学弱”

●《看天下》：你是怎么开始这项研究的？

●姜以琳：博士第三年，为了找到论文选题，我看了很多书，其中希莫斯·可汗的《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让我印象深刻，他讲到美国的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复刻松弛感，他们的特权并不完全来自他们的出身背景，而是来自教育经验、文化资本。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可同时又感到深层的不满足，无论是否富有，中国学生都并不松弛，他们重视成绩和排名。希莫斯所讲的内容无法复刻到我们身上，因此我决定做一个中国的调查。

●《看天下》：你现在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和欧美相比，中国顶尖高中的学生有哪些特殊性？

●姜以琳：《精英中的精英》（The Best of the Best：Becoming Elite at an American Boarding School）一书中提到美国精英遵循着三角形的地位体系，学科表现、体育能力、艺术能力三者中有任何一方面非常厉害，都可以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

相比之下，中国的顶级高中形成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地位体系，这套地位体系的规则简单明了，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和轻松程度。不太用功就能得高分的学生被视为“学神”，学习非常努力且考试分数高的是“学霸”，不用功且考试分数不高的是“学渣”，学习非常努力但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的被视为“学弱”。

●《看天下》：你的研究在2019年结束，几年过去，你观察到有什么变化吗？

●姜以琳：我相信变化是有的，社会在不断改变，大学的筛选规则也在调整，现在人才评价更重视学生的素质发展，学生也会由此调整策略，但在其背后他们所信奉的规则其实并没有太多改变。

在一次读书交流会中，一名北大附中的学生告诉我他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更加多元了，唯分数论正在减弱，大家开始重视爱好的重要性，他们班上就有一个同学花了3个月的时间专门练习滑雪，大家都觉得她很厉害。我认为这是很好的观察，但普通家庭谁有条件每天都去滑雪呢？

幸运的一代

●《看天下》：在这套地位体系中，家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姜以琳：家长扮演着相当重要的支持者角色，成为孩子们的安全网，尽可能托举着孩子。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各个家庭参与其中。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把牌，都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尽可能提升获胜概率。

在经济资本上占据优势的家庭更懂得打牌的策略和规则，比如他们通常会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极强的时间管理，与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保持互动），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找老师，和老师说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也会教孩子在遇到问题时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也有的家长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技能和优势，制定一份详细的志愿填报方案，以弥补孩子考试成绩的不足。而普通家庭往往想不到或者做不到。

更多时候，这些拥有优势的家长不太会介入子女的日常安排，他们不希望子女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不再努力，而是想让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投入到升学上，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训练自己，与同道校友建立联系，为角逐全球地位做好准备。但当孩子遇到麻烦时，他们定会采用“灭火方案”，帮助孩子。

●《看天下》：有些规则并不难，比如多与老师沟通，为什么普通家庭却做不到？

●姜以琳：我也不太确定是为什么，但是国外有一些研究认为，一方面普通家庭的家长很忙，他们没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对孩子的学业进行策略分析，且什么时候出手就和在职场与同事、老板相处一样，也是一件需要精准拿捏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缺少“配得感”，不觉得自己有本事让老师帮忙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我最近参加了一场大学的招生保送面试，一位老师问一位学生，“我们担心你在大学里跟不上，碰到不会的问题，你会怎么办？”这位同学的回答符合大多数普通家庭学生的回答，先找同学，不行找学长，再找助教，如果都不行再去找教授。这个答案绝对没错，但等走完所有流程，已经浪费很多时间，其实他完全可以直接去找助教和教授，大多数老师都很欢迎学生提问，我想他只是没有底气，大家都可以试着再勇敢一点。

●《看天下》：这些顶尖学生长大后怎么样了？

●姜以琳：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强势地影响着学生的日常生活，后来又在大学校园里得到证实，在毕业后的工作场所被践行。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教育自己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他们相信世界是可以自由探索的后花园，这样积极的心态以及高“配得感”，也让他们更容易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我跟踪的28个人中，他们的生活基本按照自己与家人的预期展开。有人面临着地位的跌落，但最终总会找到自洽的办法。“学霸”克莱尔来到耶鲁大学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学渣”，她毕业后去了一家不太好的公司，后来她将生活重心调整到家庭上，过上了愉快的生活。也有人主动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一名女生放弃了外企的工作成为自由健身教练，有人做起了自媒体，也有人去做环境保护，但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没有因为职业选择出现明显改变。

现在回头看来，我的研究对象算是很幸运的一代，在高中阶段，他们就被教育要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平平稳稳地在世界舞台上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现在将近30岁，他们可能已经升职至中阶，到了有能力为社会做出改善的年纪。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学生也已经崭露头角。他们将来怎样影响世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