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6 月 7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批民众抗议政府冻结居民购买美元的交易
一些拉美国家从发达国家直接移植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未能与国情结合。在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贸然实施金融自由化会造成诸多严重后果。金融改革不应该有固定的模板，都需要依据具体的形势来制定。透过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市场改革的成败得失，可以发现，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换一种环境就可能漏洞百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金融深化”论，金融自由化思潮开始风行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均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
在金融全球化速度提升、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金融自由化让各国市场活力纷纷释放，市场主体得到更多机遇，经济大为发展。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带来了巨大风险。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制度差异甚大。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系统较为完善，而新兴国家的市场有待成熟、市场规则的建设相对落后。在具体内容上，二者金融深化和放松管制的变革对象相差甚巨。透过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市场改革的成败得失，可以发现，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换一种环境就可能漏洞百出。
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对世界经济政策影响深远，其中一大观点便是财政政策更为重要、金融政策作用有限。上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固定汇率制，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并不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低，“金融抑制”尤为突出。
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包括利率限制、高储蓄率、信贷管制及对金融中介各种歧视性负担，不仅减少了持有货币等金融资产的动机和可贷资金，也降低投资的效率和品质，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金融深化”、实行金融自由化，让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不再干预金融产品价格、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等。
一些拉美国家就是这样的一块“试验田”。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则较低，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M2（广义货币，反映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与GNP（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仅为20%。拉美的金融自由化便从这几个国家开始。
在智利，金融自由化改革始于1974年，至1976年即完成。在阿根廷，金融市场化改革于1976年启动，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被放开。1977年，阿根廷全面加快改革进程，放开所有存贷款利率，取消银行信贷管制，废除其一直推行的100%的高准备金制度。同时，阿根廷开始制定和实施新的审慎管理条例。
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智利、阿根廷等国采取了诸多政策：放开利率，大幅减少甚至取消信贷限制；放开市场准入，降低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放开市场，允许在国内开设外汇存款账户，放松外资流入和流出的限制；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等私有化。
金融自由化政策立竿见影，金融中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储蓄和信贷迅速增加。
然而，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冲击也十分明显。
在智利，由于金融监管乏力和银行制度不完善，在1977~1983年间，平均实际利率高达50.8%。在超高利率水平上，储蓄和投资自然没有明显增长，实际利率与存款的相关系数为-0.44，未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
在阿根廷，1980年3月，一家大型银行倒闭，成为其金融危机的开端。储蓄存款向几家看似更安全的银行转移，其他银行在挤提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5月，政府被迫干预其他金融机构，接下来一年间总共清理60多家金融机构。金融危机中，阿根廷身陷严峻的经济形势：实际汇率高估、大量资本外逃、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和其他部门背负大量国内、国外负债。
在拉美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这些国家外债大幅增长，金融机构热衷于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这些国家资产价格陷入极其不稳定的局面。终于，拉美多个国家相继爆发债务危机。1982年，墨西哥陷入债务危机，拉美各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国际资信急剧下降，往日趋之若鹜的国际资本迅速撤离。拉美国家本就严重依赖外资，其经济危机被进一步加重，国民经济基本陷落。
最终，大多数银行被收归国有，拉美的第一次金融自由化进程趋于停止。
虽然遭遇坎坷，但彼时金融自由化思潮正盛。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卷土重来，且范围更大，除了海地、巴拿马、苏里南，几乎整个拉美大陆都被卷入，到90年代上半期更是达到高潮。
除了过去的措施外，拉美将第二次金融自由化重点放在了积极引进外国银行、私有化国有银行等方面。它们认为，外国银行的进入能带来资金、遏制资本外流。
另外，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1995年间，拉美国家从金融服务业私有化中获得146.8亿美元收入，占私有化总收入的23%，其中银行私有化是其主要组成部分。相较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此次国有银行私有化的规模更广、力度更大、速度更快。
然而，第二次全面金融自由化却让拉美各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从1994年到1998年，整个拉美的贸易收支逆差从约250亿美元上涨到超900亿美元。
面对失衡的国际收支，拉美国家不得不引进海外资金以填补亏空。1991年，拉美的净资金流入额为300亿美元，1997年达到峰值，超1100亿美元。但是，以此种方式所维持的高经济增长必然不可持续。
于是，整个拉美地区又相继陷入了另一场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19日深夜，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市场随即产生跌宕。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3天内比索兑换美元的汇率暴跌42.17%。恐慌情绪蔓延，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2天内锐减近40亿美元，国家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次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不考虑国情，一味追求快速开放金融市场。在1991年货币危机以前，墨西哥的证券投资就已经在急剧增加，而在1992~1994年间，每年流入墨西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
然而，墨西哥的外贸出口却并未显著增长。从1987年到1993年，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4%增至31%，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一直徘徊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平。
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外资，本国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却相当弱，这让墨西哥吸收的外资多为投机性短期证券投资。加上不稳定的政局，金融危机的伏笔就此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