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大传统的话，“纪念五四”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和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小传统。
原文 ：
《启蒙没有彻底完成》
作者 |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公明
图片 |
网络
很多读书人都不会忘记“五四”这个日子，更何况今年是“五四”百年。“我是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人”，这句话是胡适在1928年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中说的。我想到的是，百年来中国的许多读书人、知识分子，恐怕多多少少都可以说这句话——
谁没有在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和新人生观等思想层面或精神气质上与五四运动发生过关系呢？
有学者指出，“我们只是如实地发掘五四运动的真相，便足够了”。应该说，如果谈狭义的“五四运动”（“五四事件”）的具体事实，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能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真相。在五四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事件的亲历者杨亮功、蔡晓舟即搜集报刊、文电等资料，在9月份就出版了
《五四——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
（原版由北京同文印书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各学校各大书坊代售；重印版：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三六，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该书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对于当日情形、经过有详细的记述。当然，就如任何事件的亲历者之所见所闻恰因其身陷其中而难窥全局一样，杨、蔡二位对于五四游行前后的记述亦多有未逮。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
以及199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的
《五四运动亲历记》
等书所收史料更为全面，近年陈占彪编
《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三联书店，2014年5月）
则又偏重于“稀见”，其中第二部分“现场存真”以报纸、日记、书信、密电、呈文等原始资料重现了五四当天的游行等事件经过。可以说从那天的天气、星期天的问题、学生的服饰、旗帜到火烧与“殴章”等事件，从北京档案馆收藏的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赵家楼地形草图到学生代表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和“五四”当日一直跟踪学生游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关于游行路线的记述等等，“五四事件”的很多细节已经相当清楚
。但是，如果从广义的、也就是今天人们一般谈到的“五四运动”的涵义上说，则的确还需要“如实地发掘五四运动的真相”。
在这里所谓的“真相”就涉及到对起因、性质、意义等的认识，更涉及到对“真相”的立场与态度。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大传统的话，“纪念五四”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和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小传统。
研究这个小传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在百年之后仍然要说“我是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人”。可以说，五四运动史研究与五四运动纪念史研究不可分割。从大的方面来看，这种关系意味着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启蒙至今没有彻底完成，在“纪念五四”的小传统中仍然充斥着各种喧嚣的声音。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的今日之“我”首先要认识和辨别的就是这种小传统。“我”“我们”应该既是学术中人也是思想中人，既是问题中人也是主义中人，而且更是现实生活中人，我们可以从学术、思想、问题和主义以及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等层面思考五四运动这个大传统，同时要警惕的是小传统中不乏对五四大传统的遮蔽。
“五四事件”的直接诱因和核心诉求固然是爱国，但不能因此而遮盖了其同时存在的民主政治诉求。
在五四当天的游行队伍中派发的传单就有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当日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陈独秀在同期《每周评论》发表的《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中更具体指出，我们外交的失败是因为政府的“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救治的方法只能是——“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当年7月蔡晓舟在为即将印行的《五四》一书写的“序”中明确指出，五四一役有两重意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国有主人，而正其僭窃之罪”。排在该书“序”之后的《五四编辑社启事》也指出：“此次风潮鼓荡，实含转移社会、再造国家之势力”。1919年9月9日，北京学生会代表张国焘、傅斯年等随蒋孟麟至美国使馆与即将卸任回国的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话别，傅斯年在谈话中也指出：“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即以当时人在当日的认识而论，“五四”具有民主政治运动的性质断无可疑。
应该看到，五四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力量的合法性存在。这一历史进程始于清末新政，在1902～1912年间成立的大小商会已达998家，这些商会不但积极维护自己的商业权益，并且进而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1901年到1904年反对签订“密约”、呼吁收复东北权益的拒俄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过程中学生运动的雏形已经呈现。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社团和政治集会。1903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向政府递交《请代奏拒俄书》，并向各省政府、学堂通电，各地学生、工人和商人反响强烈。
毫无疑问，以民主反抗专制独裁、以科学反对愚昧迷信，这是五四大传统最基本的思想核心，也早已成为国人的基本历史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