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民国大师，竟还有如此一面...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梁启超、章太炎这些大师都是学贯中西、才富五车，学术和论著等身，实际上，生活中大师们都是性情中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古板，还另有一番诙谐幽默。

梁启超，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大师授课时的开场白经常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稍微顿一顿之后，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先抑后扬，一下子把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

刘文典，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刘大师上课的开场白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抗战时期，刘大师跑防空洞，遇见作家沈从文，便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 沈从文好脾气，不与他计较。

沈从文，小说写得好，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 ”，“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闻一多上课时，要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闻一多讲唐诗，常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引经据典信手拈来。闻一多大师的课总是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有句话流传甚广：“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

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名不虚传。

章太炎，国学大师，大学问家，谱儿也大。 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俱是大师级人物。 章先生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也有资格说这个话。

陈寅恪，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季羡林，国学大师。一次，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到，看见路边有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一下包，我去报到。”

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这个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给大家演讲的正是给他看包的老头，他就是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