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万军
来源:作者博客
1921年初,日本文学界“鲁迅级”人物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写下了著名的《中国游记》。其有一个段落,非常耐人寻味:
“在上海某公园,我看到一位中国人正慢悠悠地向湖心亭的湖里撒尿,与日英两国是否结盟等等事情都与这位中国人无关。”
这段话极具辛辣讽刺意味——在这个国家里,没人关心国家大事,只顾自己优哉游哉。
这些来公园撒尿的游客,晚上到哪里去呢?
麻将馆。
上边“内耗”,下边“撒尿”。但上下却都热衷同一种游戏:麻将。
大家知道,麻将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被戏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这种游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窝里斗。游戏虽然四人组,看似四人集体游戏,但四人谁也不和谁一条心。四人相围而坐,各怀鬼胎,各自为战,系盯着对家、防着上家、看着下家的拆台游戏。
这个游戏这个时候如火如荼。
20年代初,民国山河一片“麻”,无论家庭、公馆、茶楼、酒店、赌场、妓院都备有麻将,四万万同胞,沉迷于麻将者不可胜数。
当时最繁华城市上海,成了“中国麻将中心”。据《旧上海烟赌娼》统计,民国初旧上海妓院赌馆不下1500家,麻将是主要赌具,每天近两万既是嫖客又是赌徒的人在麻将桌上拼杀。这些赌徒中,既有政客、官僚、富商军官等上层人流,也有无所事事的底层游民。
大人大麻,小人小麻。穷人没钱进馆,就在露天大战。彼时中国大小城市街头巷尾时现“全民麻翻”的疯狂景象,屋檐下,麻将赌桌一字儿摆开,洗牌声如江心挖沙,行人驻足伸望,围观者层峦叠嶂。当时不少文化人也深陷其中。《茶馆》的作者老舍,就曾是一位麻将瘾君子。他二十几岁便沉溺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长日久,老舍渐渐瘦弱,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头发全部掉光。
对于民国初年的麻将热,一些忧国忧民的华夏志士感到痛心疾首。
杂文家鲁迅就从不打麻将,据他的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很多处,最早一处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能叉得精熟的。”以阿Q心理赞美麻将,可见鲁迅对麻将的深恶反讽。
学者胡适也对麻将没好感,他在《漫游的感想》长文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在写到“全国上下一片麻”的情形时,他激愤诘问:“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胡适给打麻将的中国人算了一笔时间账,说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
由是他发出一声长叹:“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
胡适问得一点不错。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都不会如此荒废时间。然而,对一个百废待兴的民族而言,最致命的不是时间的荒废,而是意志的消磨消沉。无疑,“麻将热”是当时中国上流人物与市井社会精神颓废的一个鲜明写照,也是整个国家处在“窝里斗”之殇的映衬。一个沉溺内耗、甚至对此乐此不疲的民族,凝聚力无从谈起,所谓民族精神也必如沙上累塔,难成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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