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来深圳的第八天。这段时间接触了很多人，似乎总会打开一些沟通的口子，被信任，神奇地进入另一个平行世界。我是一名纪录片编导，在城中村调研时。因此我认识了女孩PO。
当时，我们一行三人在握手楼楼道里。看到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犹豫了一下便爬了上去，低着头爬上第四层，在第六层还看到了一个粉刷光。到了第七层，我在一片落满了内裤、蛋壳、塑料袋的窗户间，看到了一片不同的窗户：一扇伺候着各种各样的花草，有些小叶子因为滴上刷防盗窗的银色的漆而闪闪发光。
通过另一扇小窗，我可以窥进卧室，暗暗的卧室有一个明亮的小鱼缸。她似乎午睡刚醒过来，她探出头来，还没有完全提起精神来，吃惊地看着我们。我们在高空，在狭窄的7层的脚手架过道中摆弄着机位。
刚开始，她还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决定请我们到她家里。
开间加上卫生间、厨房不超过20平米，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家具、小摆件、书，墙上贴了几个青瓷碗碟做装饰。她还有一个迷你的咖啡机和小烤箱。这一带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红灯区，周围的朋友很不解为什么她住这里。
“屋子里的墙明明是白墙，有一天突然发现变成灰色，我才意识到住了13年。”
她说道，招呼着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倒上了越南咖啡。她喜欢这里，交通便利，房间便宜，附近就有商场。这里没有人关心快40岁的她要不要结婚。她觉得自在极了。
她告诉我，希望有一天能去大理这样的地方，开一家客栈。这些年，她把浴缸、花花草草一层一层往家里搬，但懒得再把它们往外挪。
MP是一个富二代，35岁，很有可能是亿万身家。答案很简单，他家在深圳很好地段有一栋楼房。那个时候，全民嗅到改革开放浪潮选择加盖农民房。MP的家在600平米的宅基地盖出了14层的房子。
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友，他来深圳4年，年收入现在近百万，却生活得忧愁得很，这四年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又搬出来，依次住进民宅、公寓，房租从400涨到4000元，却觉得自己在深圳难以立足。
最近，MP决定搬回城中村的家。
对于打工的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然而对于他来讲，是整个过去的回忆。
有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有从小长大的朋友。而这一次搬回来的动机，是因为他的小孩出生了。
古人说安土重迁，MP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到故宅，他激动地说起自己的旧房改造计划，仿佛那不只是许给新生儿的一个家。
深圳，真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来这里打拼赚了钱的人要离开，坐收房租吃喝不愁的人要搬回来。对于城中村，我们不会只看到一面，有人去有人回来。热热闹闹就是如此吧。
在一天早上九点，我在尖沙咀圆方候车，等着去深圳机场的大包。那天，我在香港呆了大概24个小时。时间像被拉得很长。
我订了佐敦路的airbnb，吃完晚饭回来时，服务台换成了一个梳着莫西干头的男人，高高的吧台让我只能看见梳在正中的头发。我们就这样聊起天来，他的名字叫VC。
VC是香港本地人，之前在内地、国外都工作过。之前他被公司外派墨西哥，原本下一站是巴西，他却突然决定回到香港。回想在外多年的经历，他感叹实在太孤独，只有香港才是家。看上去，他比一般港人要温和很多。
这家旅宿开了近三年。他将酒店监视器切换成电脑屏幕给我展示深水埗、
鲗
鱼涌
，动辄20万一平米的房价让大多数港人只能选择蜗居或者成为楼奴。那天晚上，VC邀请我在附近“重庆烧”吃了些夜宵，午夜12点这顿才是他的晚餐。
我也问过他：“那你住哪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地名。只记得，它在某条地铁线的终点站，足够偏远。
我想到了去延安的经历。在一条N岔路口，我迷失了方向，才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半裸露在山间的简易厕所旁。阿笑姑娘的家在不远处，看到我们便好奇地走了过来，带我们去了她家。
她奶奶说阿笑今年9岁，从小在窑洞长大。奶奶只说住窑洞比住楼房舒服，但是整个这一片山头的窑洞都要拆迁回填了，奶奶和阿笑一家人也要搬去楼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