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为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清廷与日本爆发了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陆战、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平壤，在黄海大败清廷的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旅顺、威海，并于本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血洗全城。
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结束，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
1、清廷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2、清廷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3、清廷“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
4、清廷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
5、日本臣民得在清廷的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
6、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清廷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
7、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清廷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为日本军队效劳的在押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瓜分，开始形成风潮。旅顺、威海卫、广州湾、胶州湾，相继被侵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廷在朝官员的风气，又为之一变。
清廷的在朝官员，以前多自命为文学之士。这些自命为文学之士的官员，此前曾把那些谈论时事、论议新政的官员，看作是洋务人员，低视他们，几乎是不将洋务人员列在士大夫之林的。
何以见得？
比如，那个时候，自命为文学之士的官员，私下里称呼李鸿章为“佩六国相印”。
比如，那个时候，自命为文学之士的官员，私下里称呼李经方为“东洋驸马”。
比如，那个时候，自命为文学之士的官员，私下里称呼裕庚为“洋乌龟”。
就自命为文学之士的官员对洋务人员私下里的称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顽固。
紧接着，欧西的风潮开始在清廷的治下传播，社会上又开始流行高谈维新。并且，这些人还组织公车上书的集会，还筹划建立保国会。当时，运动主持维新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
当时，清廷的朝堂之中，有所谓的守旧派。这一派，暗地里奉徐桐为首领。
另外，清廷的朝堂之中，还有所谓的维新派。这一派，则推崇翁同龢为首领。
两派分立，清廷的在朝官员，壁垒分明，不是趋于徐桐门下，就是列在翁同龢帜边。
光绪帝主持变法，维新派的谭嗣同等人，得到了皇帝的眷顾，遂开始着手改革大政。改革大政的过程中，在人事上，曾经驱逐顽固大臣许应騤等人。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御史宋伯鲁上书请废八股，建议将经济岁举与正科合并，而许应骙则极力主张将经济科并归于八股。宋伯鲁、杨深秀遂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联衔上书，弹劾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要求光绪帝罢黜许应骙。五月初四日（6月22日），许应骙奏复，除反对宋伯鲁、杨深秀所劾各款外，还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进行攻击。七月十六日（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许应骙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光绪帝对这些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的大臣气愤难忍，在看到王照和许应骙的奏摺后，当即颁布谕旨痛斥许应骙、怀塔布等人，并予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怀塔布、许应骙等6人革职。
很快，戊戌政变起，结果：
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
康有为、梁启超等远逃国外；
翁同龢遭遣返，回原籍，并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于是，清廷的在朝官员乍舌，不敢再谈维新了。
当时，徘徊于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外官只有张之洞。
事前，张之洞曾经著有《劝学篇》。所以，在清廷主政者对维新派的清算中，因为这篇著述，张之洞被免于究责。
其实，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就出于张之洞门下。
杨锐曾入张之洞幕府，在京师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杨锐在京师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戊戌政变时，杨锐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