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曾是无数中国文青精神领袖的许知远老师，突然遭到舆论围殴。在自媒体时代，厌老已成政治正确，更是流量蓝海。从手串到地中海发型，再到保温杯，最后到许知远，中老年男人多年来相安无事的装逼链条中，突然涌进一群流量猎人，他们手起刀落，老男人们惨叫连连。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的。国产老男人很可恶，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搞得社会大部分都在溃烂，却还日复一日地装腔作势。年轻人如果不敢羞辱老男人，或不会羞辱，那样的社会才毫无希望呢。幸亏，中国还没走到那一步。
我没有读过许知远，确切说，几乎没有完整读完他的文章。我有三不读：平均一千字超过一处引用的；探讨中国前程声称还有希望的；追求美好心灵却不骂dang的。
貌似许知远这三点都占全了。在这里，我不想探讨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或者争论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言论市场里定义“知识分子”的人，大都是为了争夺知识产业的甲方位置。知识分子意味着某种集体权力，如果有充分的发声渠道，又能聚拢一群粉丝，这种知识权力不但可以变现，更能像伟哥一样，撑起知识分子裤裆里的一片天。
根据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许知远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跟莫之许和2012年后的慕容雪村等人比，许知远早就放弃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权，进退失据久了，自然仓皇无力。他并不是不能参与脱口秀赚钱，但在那个秀场做艺人，就得有个艺人的样子。马东之所以被认为碾压了许知远，就是因为马东更像艺人，他明摆着出来卖的。许知远穿着孔乙己的长袍去邂逅马东，在一个他不熟悉的交易场景中，自然是自找SM。
他习惯的那种话语模式失效了——其实也没怎么奏效过。许知远擅长的，是将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潜藏在通篇的大词和长句式中，通过不加节制的排比和暗喻，走“你懂的”渠道，像仁波切一样催眠读者。
这也是中国媒体老男人的伎俩。他们往往会告诉你，他们不能干净利索地大喊一声“我反对”，或者朝一些势力竖起中指，只是因为环境太可怕，公开唱反调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们这一二十年在媒体看到的，都是理性和建设性爆表的东西。太多媒体精英和公知将“不说人话”视作一门艺术沾沾自喜，直到他们都活成了老男人。
这种状态，乔治.奥威尔早在六七十年前的《政治与英语语言》中，就说得非常到位了，请原谅我大块引用：
当今之世，政治性的演讲和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不甚光彩、又难以直言之事的强辩。譬之英国对印度的继续统治，苏联的大清洗与大流放，美国对日本投下了原子弹等等，事实上可以为这些事情进行辩护，只不过那些论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太过于残酷而难于接受了，并且这和那些政党所宣扬的目标相违背。因此，政治语言不得不包含大量的委婉说法、自问自答，以及彻头彻尾的云山雾罩和含混不清。毫无防御能力的村庄被从空中轰炸，居民被赶往乡下，无数的牲畜被猎杀，村社被子弹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所谓的和约；数百万农民的农场被洗劫一空，他们只能带着力所能及的食物，艰于路途，辗转跋涉，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转移或是边境调整；人们要么被先监后审，一监数年，要么死于暗杀，或是因为坏血病被发配到北极圈附近的难民营等死，这就是所谓的消除不安定因素。如果你需要描述一些事情，而又不想唤起人们对这些事物的感知，这些词汇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举例来说，一些安逸舒适的英国教授们在为苏俄的极权主义辩护时，很难说的太直白，比如像“我认为只要你想得到想要的结果，就可以对反对者实行肉体消灭”，很可能他会这样说：
“直率的承认苏联体制展示了某些特征时，尽管人道主义者对这些特征更多的是哀叹，我想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人们表达政治反对意见权利的压缩限制，是过渡时期本身不可避免的附属物，苏联人民正在经受的严酷磨难，将会在各种具体的成就中，被广泛的证明是情有可原的。”
夸张的风格本身就是一种隐约其辞。大量的拉丁词语就如连绵不断的细雪一样，一点点的覆盖在了事实之上，将事实的轮廓变的模糊起来，而将所有的细节更是掩盖的严严实实。清晰的语言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诚实。当一个人宣称的目的和真实的目的存在差距时，他会本能的倾向于使用冗长的文字和颇费周张的成语，就像乌贼故放烟雾一样，以此扰乱人们的视线。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存在所谓“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事情的。所有的论题都与政治有关，政治本身就由大量的谎言、借口、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所组成。每当大环境变坏之日，就是语言遭殃之时。我们应值得期待去发现——这仅只是一个猜测，我没有足够的语言知识来验证它——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的质量，都在过去的10或15年间，因为独裁统治的影响而整体下降了。
将自己的鸡贼归咎于恐惧，古今中外都不鲜见。我无意批评这种活法，毕竟批评了也没用，我都是这么干的。但我从来不认为屈从于恐惧的表达，以及表达方式，值得哪怕一秒钟的尊重。我们视恐惧为常态，恐惧就会因为时间长、烈度大，而愈发显得合理，这才是最需要恐惧的——恬不知耻的人们，要么自我封圣，要么寻个假圣XJB朝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