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作者：穆心眉
对商业和资本的厌恶有传统
我中华历史绵延千载，朝代更替，但是对商业和贸易的敌视与仇恨却好像一以贯之；对资本的厌恶也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战国的时候，卫鞅搞变法，治国之策首先就是“毁商”，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
▼《大秦帝国》中卫鞅的形象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卫鞅先生一心要教国民处于贫穷而愚昧的状态，要么耕田，要么打仗，总而言之就是只能为国所用。千万不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因为一旦富裕了，便会珍惜自己的财产，爱护自己的生命，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国家的那一些比较廉价的激励政策就会丧失吸引力。
而商业和贸易，容易使人们在比较优势中达到富裕和发展；不仅如此，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多人多地的人际沟通，就更不好控制利用了。
所以，卫鞅先生要取消商业，经商者妻女要没收为奴。而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则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广大群众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
另一方面，穷光蛋们没文化，最便于管理和驱使不说，还不怕死，想翻身进爵只能靠战场杀敌，于是便愈加勇武。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所热情讴歌的商鞅变法，放在当年是提高社会组织度的利器，但是今天还要大加赞颂，就变成对落后世界观的粉饰了。
到了韩非子，就直接的把商人列为“五蠹”之一，以其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这一观点，薪火相传，延及后世，除了唐宋之际稍微松一点点，其余时候各种官防海禁，总之就是不能让你们这帮有钱人舒坦、不能叫资本做大。
时至近代，对于经商和资本的蔑视并未减弱，对洋人和外资的仇恨，则进一步强化。
盖因甲午之难以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诸口岸日见繁荣；而中国乡村的小农经济益愈凋蔽，民众生计越发艰难。在底层民众眼里，看不到世界格局，只晓得日子越过越艰辛，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马勇先生在《1900年中国尴尬》中写道，“（农民）却不知道中外之间达成的利益补偿原则，不知道外国人建厂房开矿山修铁路征用他们的土地，已经在双边或多边政府协议中达成补偿机制，所有损失都由外国政府外国企业通过贸易或税收的方式补偿给了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些失地农民的具体补偿。”
也就是说，由于大清王朝的“作为”，外国人的补偿没能如约下发给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甚至压根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洋人补偿一说。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对洋人的仇视愈积愈深。
与此同时，大量廉价洋货的登陆，真真正正的使中国的手工业者走上了绝路，昔日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终于在先进生产力的冲击下走到了末路。
某种意义上讲，倒未见得说这全都是外国人的责任。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潮流滔滔不息。生产力不断的发展，谁想要困守着落后的思维和生产力方式，就一定会被进步的时代所淘汰。
外企在改革开放中的鲶鱼作用
外资和外企进入中国，并不是单纯的占了中国人民的便宜，剥削中国人民的剩余价值，而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的过程。坊间曾经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开放促进改革”。
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计划经济搞了几十年，大家的脑袋里都是都吃大锅饭这一根筋。除了那些有案底、被彻底排除在吃大锅饭的可能之外的人，谁也不愿意率先下海吃市场经济的螃蟹。改革的步伐也就略为蹒跚。
一旦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经济建设为纲，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就从“搞运动坚不坚决”，变成了“搞经济得不得力”。国营企业里养出来的都是“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爷，烂泥扶不上墙，效率一如既往的低下；各种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不管是规模还是经营的水平始终有限，都在比较低的层次徘徊。地方政府能指望的，也就是外资能带来大规模的投资、产能和技术提升。
计划经济下一穷二白的地方政府，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来吸引外资，真所能凭借者，也就是“政策”二字。于是各种税费减免、土地特批和超国民待遇竞相而来。
《资本论》曰过：“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着绞首的风险”。就奔着中国这庞大的市场体量，外国的资本壮着胆子进入了中国。外国人也不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一种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其实是不太能持续的，为了增加将来谈判的砝码，“短时间内做大做强、多赚快跑以观变化”就成为了刚需。
想要做大做强，马上面临的就是优质劳动力短缺的麻烦。外资和外企建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本地劳动力肯定不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给外资自由雇用工人的权利。而外资和外企建厂开出的高薪，直接引发了国有企业技术型人才的塌方式流失，进而衍生出区域性大规模人口迁移。这种迁移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民工潮”。
▼1983年，东莞工厂的打工妹
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大量外资聚集地，直接唤起了内地农民进城务工的一轮又一轮热潮，带来了困扰铁路系统二十多年的春运难题，也带来了榨菜、方便面为代表的粮油副食品市场的空前繁荣。
▼1995年的康师傅方便面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其实中国家庭的生活当中，依然存在着粮、油、肉等计划经济票证的影子。而地方政府一直进行严厉的生活消费品管制，甚至一直到1994年，国家的粮食政策都是试图搞“统购统销”。有着外企强大需求加持的东南沿海地区，聚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庞大人口，并以其需求之旺盛，直接干垮了周边各省的管制措施。
九十年代初，为了保持本地物质的充裕，抑制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湖南省曾经多次下文、甚至派人封锁省境，严防生猪贩卖到广东。但是这种逆市场潮流而动的管制，最终没有任何效果。真金白银的收益面前，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各路神仙大显神通，生猪仍然源源不断的去到广东套利，最终奠定了市场的胜利。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受益于全球化进程，依靠的是无数中国人的勤勉、坚忍、吃苦耐劳。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和外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鲶鱼的角色，为了谋求它自身的利润，却硬生生的在中国困于计划经济的一滩死水里掀起了新的波澜。他们第一次把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效率生动而直接地展示在了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作为经济的大桥把中国的巨大潜力展现在世界市场面前。小平同志教导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便是此意。
▼加入WTO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一步
在这条鲶鱼的带动之下，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逐渐发挥出来，以至于到了1996年左右，拨放的日常消费品都已经市场化了，产品线日益丰富，价格还不断降低，弄得上到官员下到群众纷纷表示不适应——中国人在计划经济的短缺当中穷了大半辈子，头一回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荣华富贵，一时间居然也手足无措。
与外资外企的自愿贸易是互利的
无数读书少的中国人，跟一百多年前的农民差不多，总觉得帝国主义国家资本到中国来投资，都TM没安好心，那就是占了中国人民的便宜，白赚了中国人民的钱。
他们忘记了，任何时候，在没有拿枪顶着脑门的情况下，产生的自愿贸易和交易，其实必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就比如说前几年出现的网约车。开网约车的人能够将自己闲置的时间和设备利用起来，获得额外的利润；而搭车的人，可以降低自己的成本。这样的交易对于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却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动了大爷们的奶酪。
既得利益者最可怕的地方，倒未必是因为他们规模和效益有多大，而是在于他们有组织、劲能朝一处使；而新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交易方式，往往因为零散，而显得格外脆弱无力。
于是乎，在既得利益者的驱动之下，以魔都、帝都的“X人X牌”领衔，全国各地先后出台网约车新政，简直已经严苛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下子卡掉了80%的供给！于是在这种所谓的新政之下，一线城市的打车难再一次死灰复燃。
同样的道理，外国人和中国人民做生意，中国人民衬衣牛仔裤等加工制造的产品成箱成船的往外出口换回美金。这个过程中，外国人能够用比较低的成本买到东西，而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量低质次的计划经济之外，找到快速创造财富、改善自我生活的机会。
按道理说，双方都是获益的。但是，一样会碰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就是那一些落后僵化但是垄断而坐享其成的企业。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年的国营商店里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规定：“营业员不得打骂顾客”！！这样的产品和服务很快在外企以及外资的冲击之下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商店
以汽车行业为例，我们引以为豪的共和国长子们，占尽了发展的天时地利和政策优先。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几十年，一汽、二汽、北汽，究竟做出来几个拿得出手的完全自主产品？
2016年一汽轿车公告显示，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亏损达8.26亿，同比下滑613.64%。
一方面，红旗销量始终不行。作为品牌重塑的首款战略车型，红旗H7 在2014年销量为2589辆；2015年为5037辆。一年能卖个几千台，这还算好的，君不见2014年推出的红旗L5，因其高达500万的售价和过于浓厚的大首长风格，让这款车无人问津。
▼红旗L5，外形上充满了八十年代的威仪万方
另一方面，亏损中的一汽轿车却以仍然以国企独有的巨大魄力斥巨资投入红旗品牌研发。红旗H7的研发耗资高达百亿。2015年的红旗H7技术升级项目，投入2.77亿。截至2016年底，该项目进度不到40%，不能产生收益。
内外交困之下，红旗一脉的严重亏损已经把整个集团的业务给拖到坑里去了。反倒是比亚迪这样山寨起家、让人一开始根本就不屑于拿正眼瞧的企业，居然一个专利接着一个专利，一项成果接着一项成果，引人侧目。
同样，对外国人而言，那些由各种工会等组织严密保护的蓝领大爷们，本来可以用比较低的劳动付出坐吃垄断价格，如今却突然碰到千万里之外的一帮泥腿子的中国打工仔，以他们所不能想象的组织、纪律和赚钱热情开展工作。在这种竞争之下，端着大爷架子的美国佬们完全没有竞争力，一下子土崩瓦解，陷入贫困。这也是川普赢得“锈带”选票的重要原因。
▼蓝领工人撑川普
但是作为普通的中国群众，改革开放带来的外资进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过程中增加了工作机会、丰富了商品供给，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并且在市场竞争中逼得传统的垄断行业不得不提高自身水平以提升竞争力。这一切，确实是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动辄“抵制”外企外资的后果还得自己扛
外资和外企来到中国，100%不是纯来做慈善的；但是如果他们来赚钱却不给中国人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好处，分分钟干掉他们没商量。
反过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的规模和程度，本质上还是因为在贸易的过程中实现了“互利”。
外资和外企来华最关心的要素就是市场。对市场的关心包括市场的规模、市场的效率和市场的稳定性。前两者对于外资和外企而言，基本没有什么顾虑，关键就在稳定性上。
资本的信心是建立在“可预期”的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不是被经济要素决定，而是被一些不确定的政治因素、外交因素和民族主义情绪经常性地干扰，就会动摇外来资本的信心。因为没有资本愿意投放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当这样的因素经常起作用时，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躲避；次一等的方案就是赚点短平快的急功近利银子。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客户资源是财产的一部分，是投资回报的唯一来源。鼓动抵制企业产品，实质上是鼓动对企业财产权的侵犯与剥夺。如果一个社会经常出现非经济因素抵制，而且这种抵制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和正义价值，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根基。
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只抵制某个国家的企业，但其他国家和其他企业看到的是整个市场环境和秩序存在严重问题。一只老鼠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人们不会认为这只老鼠不卫生，而是认为这个房间不干净。
近代史上，许多国家发生过浩浩荡荡抵制外资外企，还有没收外国资本、把外企收归国有的事，甚至直接高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打杀外国人和“二鬼子”。你别说，做出这样决策的领导人往往会赢得愚民的一片欢呼——老佛爷当年彪悍的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时候，朝廷上群臣也是激动的不能行，伏拜在地，山呼万岁！
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际信用荡然无存，投资和贸易价值一落千丈，最后无一不付出了远比没收所得高出千万倍的巨大代价，无一不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行车甩下。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委内瑞拉，作为世界上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的崩溃程度已经到了货币拿来包煎饺的地步了。
▼印有玻利瓦尔头像的委内瑞拉货币
对于外企外资，如果真有罪，就依法起诉他们；如果没有违法犯罪，就安安静静照着游戏规则来玩。这才是法治国家的风范。这一点，外交部也心知肚明，所以在历次新闻发布会上，一直矢口否认国家层面有“抵制”行为。
马上就有人要怒吼了，反贼，照你说的连“抵制”都不行，我怎么表达拳拳之心？怎么对帝国主义表达愤怒之情？
答案很简单：把军国大事放心交给国家，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得水平超过国外。运动员比国外更高更快更强，工程师设计的产品、算法全面碾压国外，演员歌手杀入外国市场赚钱，商人能去国外欺行霸市……这才是真爱国，真给祖国争脸。破坏国家的经济信用，这叫添乱。
说到这，怒吼的人会忍不住嘀咕“这也太难了”。对啊，难不成爱国应该是一件便宜事儿？
结语
爱国是美好的道德品质，但道德品质不可以用以约束他人，否则便与私刑无异。而打着爱国的旗号，跑去扯横幅又是“老子”又是“操”的，或是做一些进超市捏方便面、掰香蕉、捏芒果、晾冰淇淋，或是仗着自己大老爷们块头大就去怒喝矮自己一头的女消费者“你他妈还爱不爱国”的，本质上都是愚昧的猥琐。义和团已经覆亡百年，但是阴霾仍未散尽。
这种愚昧的猥琐将会破坏中国市场经济的信用，损害全世界外资和外企对中国投资贸易的信心。信用一旦损坏了，再要补起来，可就千难万难。
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越富裕越发达的地区，这种盲目的抵制好像就越罕见，越是欠发达地区，这种抵制就越热情。仓廪实而知礼节，古人诚不余欺也。
而人民目光如炬，在引蛇出洞了几天之后，已经开始采取断然措施。警察同志们已经开始针对上述行为采取措施，并且指出这是“给国家抹黑。不是傻，就是坏！”
▼网警给予定性
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作者：穆心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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