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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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张
昆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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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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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昆（1962-），男，湖北云梦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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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大众媒介政治属性的表现也不相同。
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政治属性决定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功能、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控制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全面发挥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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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众媒介 政治属性 政治功能
在工业时代，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得到广泛认可。拿破仑认为一个报馆胜过三千支毛瑟枪；梁启超则说报纸“可以生一切、可以灭一切、可以吐一切、可以纳一切。”后者甚至断言，报业发达程度是衡量国家强弱的基本指标，故“欲觇国家之强弱，无他道焉，则于其报章多寡良否而已”
[1]
（第476页）。“阅报愈多者，其人愈知；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1]
（第66页）。谭嗣同也说：“各新闻纸为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测其国，兼可分策其人。国愈盛者，出报必愈多……人至极暗陋，必不阅报”
[2]
（第270页）。美国心理学家巴克指出：
通过大众媒介摄取信息，获得休闲和娱乐，成为大众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也愈来愈大，“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
[3]
（第311页） 。这种可能性极大地扩张了大众媒介在政治过程中发挥影响的空间。而这种影响与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是密切相关的。
一、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
所谓属性，是一个哲学名词，它是指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特性。大众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考察，其本质方面的特性是大不一样的。在经济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其产品就是精神商品；在政治方面，大众媒介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呢？“文革”时期曾流行这种说法：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根据甘惜分的研究，在1957年以前学界还没有这个提法。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判断的
[4]
（第77页）。
毛泽东
在1957年
批评否认报纸阶级性的观点时说，“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
[5]
（第443-444页）。
但是，把报纸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界存在着不少异议。甘惜分就认为，这种说法意味着“报纸的唯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报纸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围绕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不但在现时不对，在过去时期也是不对的”
[4]
（第77页）。在经济建设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时，其偏颇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看来也站不住脚。“新闻事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专政工具本身，新闻事业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对谁都无法进行专政，它不是公检法机关……新闻事业顶多不过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它本身决不可能是荷枪实弹的法警”
[4]
（第81页）。当然也有人这样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有两个方面，对敌人专政，对人民民主。讲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在人民民主的意义上讲的。即便这样解释，也无法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给人们的暴力型“专政工具”的初始印象。
要正确地理解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必须从政治概念的解读着手。政治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太多太滥。如“政治学习”、“讲政治”、“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等，无不与政治挂钩。政治一词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周礼·遂人》中就有“掌其政治禁令，”《尚书·毕命》说“道恰政治，泽润生民。”在西方社会，政治（Politics）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千百年来，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别，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政治是对国事的管理。孙中山说，“政治两个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
[6]
（第661页）。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7]
（第281页）。列宁也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8]
（第370页）。毛泽东也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
[9]
（第823页）。这在80年代以前比较流行。三、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四、政治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践的活动”
[10]
(
第583页)。五、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
[11]
（第8-9页）。 以上五种界定，基本上把握了政治现象的主要内容，如社会关系、权力、政策、阶级斗争、国家管理等。无论是哪种解读，其指向的内容，都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权力的取得和运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阶级斗争的展开与调和以及国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赖于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也就是说，政治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政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样，大众传播也离不开政治，不管新闻人是怎样标榜超越政治之外，他总是保持着与政治割不断的关系。恩格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刊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12]
（第123页）。
西方学者习惯于把大众媒介看成是“第四权力”，或“第四阶级”。第四权力是相对于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而言的，意思是媒介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对其他权力进行制衡。第四等级则视新闻工作者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随着批评学派的兴起，
人们倾向于把大众媒介看成是公共领域的代表。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应有相等的自由表达机会，并且能够自主地组成公共团体，其讨论的主题应以批评公共事务为主
[13]
（第16页）。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多元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大众媒介作为公共领域，提供了市民表达与沟通的平台。所以大众媒介必须以平等、理性的原则对待多元的意见。这与历代报人对报纸性质及社会责任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但它
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阿特休尔指出：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14]
（第336-337页）。日本学者井上俊也认为，报纸从来没有摆脱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完全的自由。“报纸作为文字媒介始终带有权力的影子……是专制权力利用的工具”
[15]
（第52页）。事实上，大众媒介不仅代表资本或政治统治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它本身是一种营利产业，使其追逐利润的动机压倒了对公共利益所承担的责任。
在中国，传统新闻理论始终
坚持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毛泽东强调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
[16]
（第443-444页）。江泽民在解放军报社的讲话中重申：“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总是代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是阶级的舆论工具，而不是所谓的“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
由于大众媒介的深远影响，政治家无不重视对它的控制。古希腊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把信息传播手段（当时是手书文字、口头演讲、演剧、诗歌）作为塑造国民灵魂的工具，作为国王实施政治统治的手段。为了确保信息传播的建设性作用，他主张建立检查制度，由检察官对未发表作品进行预先检查，甚至连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也要根据统治的需要进行删节，那怕是荷马史诗也不例外。韩非作为中国法家的代表，主张实行法治，将国民的言行纳入法律的轨道，“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他还提出了保证政治统治的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次禁其行。”近代报业出现后，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精英越来越重视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于是不仅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就是保守的执政的政治领袖，也把办报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的革命领袖，在其早期生涯中都办过报纸，美国也是如此。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领袖人物也多有办报经历。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也是一个报人革命家。他不仅自己办报，而且还要求高级干部学会利用新闻媒介。他认为知识分子多谋寡断，难以一下子看到问题的所在。”所以“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
[17]
（第215-216）。政治家办报有利于发挥报纸的政治功能，能够使大众媒介与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一致，减少政治决策过程面临的舆论压力。但是，政治家办报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由于媒介传播与官方政策高度一致，难以提升大众媒介的公信力，也不利于对政治过程保持必要的舆论监督。一旦失去大众媒介的体外监督，政治系统将逐渐丧失自我净化能力，由于有错不纠，积重难返，最终可能酿成大祸。
可见，不论是在自由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众媒介都摆脱不了权力控制的影子。不管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舆论工具，或灵魂的工程师，其最终的支配者都是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上的被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淹没在主流声音之中。只不过，自由主义社会支配这种“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的是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直接表现为资本控制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宣传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
二、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
传播过程与政治过程相辅相成。大众传播影响着政治进程，政治力量也决定着媒介传播的方向。前苏联一本新闻学教科书说：“新闻事业在社会体系中总是作为一种手段，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服务的。目的是由一些政治组织与机构，诸如政党、国家、地方自治机关、企业家经济联合体、工会或其他什么另外的社会集团等拟定的。……定期报刊是在该政治力量所定出的轨道内活动的”
[18]
（第43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大众媒介究竟能发挥什么功能？这与媒介置身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大众媒介在专制制度下与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同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大不相同。如果撇开制度差异，仅就大众媒介的政治作用而言，可以归纳为如下五条。
1
、政治参与功能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也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人把它界定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
[19]
（第485页）。有人则把它理解为“参与制订、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
[10]
（第563页）。还有人主张，“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允许方式、允许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20]
（第137页）。这些表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可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所不同者，仅在于参与范围的大小和具体指向的差别而已。政治参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列宁曾指出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
”
[21]
（第407页）
。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又要求“逐步地吸引全体人民参加苏维埃组织的工作（在服从劳动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
[22]
（第142页）。如今，扩大政治参与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表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府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应该说在对政治参与的重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但落实在制度安排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则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公民的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民主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
[23]
（第5页）。对政治体系而言，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取得，有助于社会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推进社会的民主化。由此，亨廷顿甚至把政治参与看成是“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重要标志
[24]
（第34页）。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表达自身意愿，通过政治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公民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但任何类型的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都离不开作为交流手段的大众媒介。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充分的知情为前提，如果公民对相关的政治事务一无所知，没有起码的心理和精神介入，如何参与呢？同时，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又涉及到意见的表达，而作为交流工具，为大众提供发表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平台，正是大众媒介的基本职能。
2
、
权力监督功能
权力所以需要监督，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倾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25]
（第154页）。为此孟德斯鸠在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一个原则，即权力必须分开掌握，彼此独立，相互制约。这种分权制衡制度，既可以防止腐败，又能够捍卫自由。虽然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没有实现孟德斯鸠的政治理想，但独立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应该说，在人类经历过的诸多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在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是最有效的。但要由此消除腐败，也绝无可能。随着近代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监督方面的潜能逐渐释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开始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者“第四权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赞同“第四权力”、“第四机构”的说法，但他们几乎都承认报纸在权力监督方面的作用，而且主张报刊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它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在行使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26]
（第275页）。因此，“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代表先生们的活动”
[27]
（第203页）。“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
[28]
（第675页）。这一见解后来为列宁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袖所继承。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介作为权力监督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有巨大的影响。
监督权力的前提，是对现实充分、公开的报道，是“政治过程的透明化。”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使得一切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被置于大众的眼皮底下，从而增强了腐败和滥用权力所面临的道德压力和政治风险，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最终消除腐败行为。其次，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揭露，“如果运用得当，大众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宣泄人民的不满情绪”
[29]
（第72页），这十分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不过，鉴于媒介的历史，对大众媒介的权力监督也不能评价过高。所谓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不过是理想的憧憬，充其量是变革时期的非常事态。在和平时期，大众媒介进行的监督，“只有与法律监督和行政监察协调运行，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
[30]
（第152页）。否则，这种监督将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
3
、政治沟通功能
现实政治过程与信息沟通过程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所谓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
[10]
（第547页）。在前报纸时期，口头传播是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在信息社会，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政治沟通首先表现为统治阶级或精英阶层关于政策价值的传播，有效的传播能够获得民众认同，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马基雅维里主张，君主必须想方设法使“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同时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
[31]
（第27页），建立并且保持与人民的友谊。在变革时期，先进的阶级领袖，也有将政治理想诉诸民众的必要。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就希望该报将“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之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在他看来，大众媒介就是先知启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基本手段。其次，政治沟通还表现为民意的上达。人们的喜乐哀愁、人们的悲愤、人们的深切愿望，如果能够借由大众媒介传播、宣泄，将有利于增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彼此和谐，消除相互间的敌意，从而实现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
政治沟通对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维新时代，梁启超就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
[1]
（第66-67页）。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原因就在于不通。所以要振兴国家，必须去塞求通。毛泽东也认为，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32]
（第790页）。对一个政党和领导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听到了不同的意见，而是鸦雀无声，无从知晓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无从知晓民众的呼声。要建设发达的政治文明，必须以发达的交流结构和有效的政治沟通为基础。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这种交流结构的主体，应该是不受政治权力控制的大众媒介系统。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作为政治沟通主渠道的大众媒介，应该置于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或控制之下，以此为前提，大众媒介被视为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
4
、政治控制功能
大众媒介还是实施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美国学者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所作的约束
[33]
（第91页）。控制的目标是使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使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与社会秩序实现对立的统一；通过控制过程及其手段（如奖励、惩罚）完成社会成员的角色定位。在控制过程中，政治体系有多种可利用的手段，如法律约束、道德约束、经济约束、教育约束、文化约束等。其中道德、文化约束，就需要借助大众媒介。不道德的行为、不文明的举止，一经媒介曝光，社会舆论的压力必将使行为者有所收敛。即便是经济约束、法律约束，如果能够在媒体上有所反映或得到相应的评价，其约束的效能将会明显加强。所以，通过大众媒介以实现社会控制，是当代社会十分普遍的做法。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各国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不尽一致。国际新闻研究所曾根据政府对传播媒介控制力度的不同，而将联合国的成员国划分为四种类型
[34]
（第84-85页）：全面控制报刊的国家；报刊在形式上可以批评政治，但是实际上实行检查制度的国家；制定了特别出版法和他种歧视性立法，可据以逮捕和迫害编辑的国家；用非正式的方法使报刊就范的国家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大众媒介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其在社会控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不一样。
5
、议程设置功能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
[35]
（第105页），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
[36]
（第49-51页）。也就是说，大众媒介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斥出讨论的议程之外。政治议程设置对于政治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确定议程，谁就可以掌握政治活动的主动权。不管是平时的政治运作，还是大选期间，力图影响政治议程是政治人物优先考虑的课题。议程设置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大众媒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根据什么具体标准，确定事件的轻重缓急；二是大众媒介把自己确定的议题告诉大家，让公众了解、体会媒介所谈论的事件及其分量；三是公众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议题次序。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关于社会议题的次序与大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是完全的同步。
总之，由于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及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谓“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在变革时期固然是事实，但在和平年代的适用性就值得怀疑了。既然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既然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对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就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至少现在，大众媒介不仅扮演着政治沟通、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的主渠道角色，而且是政治议程设置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全面发挥大众媒介政治功能，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传播发展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媒介发展水平决定了政治文明的水平。对现代中国来说，新闻传播事业不仅存在数量上发展的空间，在质量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媒介体制落后，媒介体系与政治体系一体化，行政权力对媒介的过多干预，限制了大众媒介活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推进新闻体制改革，发展新闻传播事业，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