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说「我有一个朋友」？
知友 | 暗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我有一个朋友」开头的文字越来越多，他们口中的「朋友」或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或是遇到了难以启齿的问题寻求开解，或是购买了某种产品现在已经走上人生巅峰……这一模式已经如此烂大街，以至于有人要是以「我有一个朋友」开头，下面的评论想必都是「楼主你别藏了，我知道这个朋友就是你」。
人们为什么如此钟爱这个句式？出于不同的心理动机，蕴含的心理机制也不同。
我们希望用「我的一个朋友」的句式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或者观点。
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类：
希望得到他人的同情或赞赏 / 表达自己的看法
希望听到他人的真实想法。
这两类都涉及到了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印象整饰是指一个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别人形成对自己的印象的过程，由心理学家欧文 · 戈夫曼提出。
戈夫曼认为，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尝试操纵和控制我们留给他人的印象，对于每一段社会交往而言，个体既是对自我的真实表达，同时又是为了对「观众」施加特定的影响。
印象整饰总是有意无意地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在家里温柔对待淘气的孩子，是要树立一个好妈妈的形象；而出了家门面对犯错的下属铁面无情，是要树立一个严厉领导的形象。
当我们谈论涉及自身的话题时，在群体中，我们往往会陷入一个矛盾当中，当我们需要得到赞赏的同时又担心陷入被嫉妒或者被认为是炫耀的压力中，而当我们需要得到同情的同时又担心会被群体嘲笑或者损害自己的自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满足印象整饰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的句式恰恰能解决这样的矛盾。这还体现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一个人预见到自己的想法会招致负面印象，他就找「一个朋友」充当他的替身，替他说话，替他挨骂，从而把自己的形象与想法隔离开来。
关于这一点，《让子弹飞》中的黄老爷表示：
另一方面，由于他人也有印象整饰的需要，因此直接谈论你的问题难免会心有顾忌，当我们希望了解他人真实的想法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又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得到真实的观点。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一例：
在那一场一场残酷的战斗结束以后，所有幸存的英雄们终于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一个年轻的士兵在火车站打了电话给父母。
「亲爱的妈妈，我是 Peter，你的儿子，我要回来了。」
「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真是太好，我和你爸爸总算把你等到了。」
「可是，妈妈，我有一个战友，他现在无家可归，我们能不能收留他？」
「哦，当然可以，我的孩子，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英雄。」
「不过，妈妈，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那位战友因为在战争中被炮弹击中，所以失去了双臂。」
电话那头沉默了，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我的孩子，我们很同情那个孩子，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家并不是那么的富裕，而且，还有许多的人需要照顾，所以，很抱歉，恐怕我们不能收留他了。」
「没关系。」
「对不起儿子，那你快点回来吧，我和你爸爸等着你呢，再见。」
「再见。妈妈。」
但是过了很久很久，他们的儿子始终没有出现。 第二天，有一个军官来到他们家中，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死了。
他们觉得有如青天霹雳，军官带着他们去认领儿子的遗体，当他们看到儿子的时候，惊呆了，他们的儿子，没有双臂。年轻的士兵从战场上逃过了死神的追赶，幸运的活了下来，而他的父母，却把他推入了死亡的怀抱。
失去双臂的 Peter 明白了，在父母的心中失去双臂的自己会是一个累赘，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选择了自杀。
我们则是把别人的经历甚至是虚构的经历，张冠李戴到「我那个朋友」头上。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说服的艺术。
首先，这样说容易迅速将人带入情境。郭德纲老师在相声中也经常以「我有一个朋友（于谦）」开头，在这个问题上他很有发言权：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站在台上全凭一张嘴，我们得把您快速地带入情境。
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老说于谦，一件事，我要是说它发生在云南某个县，就不容易带入情境中来；我一说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的事，就让您快速地进入了这个情境。
这种手法也常见于各大情感公众号。每当她们想写一段新的毒鸡汤，总会有一个不识时务的朋友「正好」碰上了一些破事，为了把读者引入情境，她这一伙朋友们真是够拼的。
用「我有一个朋友」开头讲故事也可以提升说服力，这本质上是你在为它背书：由于有你的保证，别人会更加相信这个故事。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故事安在自己头上呢？这样不是更有说服力吗？的确如此，但代价也会更大。如果现身说法时谎言被戳穿，印象整饰就难以进行，个人信用当场破产；而用「一个朋友」作为隔离，对自身形象的损失就比较小。
当然了，除了上面所说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真的有那样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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