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筑梦者·深圳规划人风云三十年 | 原深圳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郭秉豪访谈（下篇）

本文字数：5639字

阅读时间：17分钟

邹兵：您刚才讲到特区建设初期推行的是成片开发模式，采用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工作方法，效率确实很高。那么当时上步工业区这一片区的土地征收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征地过程往往耗时很长，而且需要向农民提供较多的补偿，当时成片开发模式的征地审批程序是怎样的？

郭秉豪：当时基建的体制都是全市集中统一的。1982年，市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基础工程工作组，具体组织勘测、设计、施工单位，水、电、路、园林等部门协同作战，由一家管到底，负责组织建设项目的施工，实行“七通一平”，开展全面市政工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负责整片区域的征地工作，是几百亩的农田一次性征收。全面铺开的土地整备和市政道路，必须全部征收土地后才能施工。上步工业区和八卦岭工业区都是成片征收的。上步工业区是最早开发的工业区之一，面积有18万平方米，由规划局做了规划方案。这个小片区内，除建有多幢多层工业厂房，还包括仓库、车队和单身宿舍等配套设施。厂房建成后，主要用于出租或出售，一推出后大受欢迎，香港很多客商都前来购买或租赁。随后开发了八卦岭工业区，其面积更大，达到80万平方米，由市工业发展公司负责开发，基本模式也大致相同。园岭、白沙岭等居住区也都是成片征地的模式。深圳在1982年和1983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完成2000多个项目和90条城市道路，覆盖近50平方公里的范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来实现高效率运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刚才讲到深圳大学，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1月去视察的时候还是空地一片，到当年9月份学生们便已进入新校园上课。

深圳大学是“深圳八大文化设施”之一，领导委派我负责组织规划设计方案，最初方案是由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和建筑系教授李承祚做的。可能受清华校园的影响，他们方案中主要建筑物是围绕湖泊布置。这个方案提交给罗副市长审阅时，他指出深圳大学位置紧邻大海，应该与大海有呼应关系，提出了“拥抱大海、面向大海”的设计理念。这就使整个校园的规划有大的变化，教学楼、图书馆、科研楼等建筑都朝向大海，采用展开式布局，形成了现在基本格局。

为了赶制建筑设计图，领导选定广东省建筑设计院负责，副院长廖彬昌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到现场蹲点督导。基础图一做好，马上安排建筑基础施工，同时进行上盖建筑施工图的设计。最初安排的施工队挖基础的速度不快，效果不理想。罗副市长现场查看后当机立断，马上更换了施工队伍。新的施工队伍实力强劲，接手后工程进展迅速。第一期工程的三栋教学楼、五六栋学生宿舍和饭堂、几栋教师宿舍等，在九个月的时间内就建成了，学生得以顺利入学。

邹兵：原来特区外宝安县您也参与过它的规划建设吗？

郭秉豪：成立特区以后，特区以外仍称为宝安县，县城设在新安，就在现在宝安中心区附近。我当时组织广东省规划院为新安县城做了一个县城规划，县领导很重视并按规划建设实施。除了新安县城建设和发展较好外，其他地方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机会，都没有抓紧做好建设规划。其中布吉镇就缺乏规划，道路布局、工业废水的排放等都比较混乱，导致后来要花很大力气进行改造。这里还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大面积征地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我们在深入调查后，就建议市政府为当地农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部门为此专门制定了农村用地安排方案。最早试点在罗湖区，做了有11个大队的用地安排，对农民新建住房的居住用地，另外划拨土地。参照香港的做法，家中18岁以上的男丁可获得150平方米的用地指标，楼高为三层。另外安排有工业用地，根据大队人数分配一定面积的用地。农民可以在此自建多层厂房，自主经营工业，或与他人合作或出租给他人，从而解决经济收入和劳动力出路问题。还有商业用地，则主要用于建设宾馆、饭店等。以蔡屋围大队为例，现在的蔡屋围大酒店就是在当时政策下建设的。在人民河边还有两个酒店的建设位置，包括河东宾馆、端溪宾馆。在建荔枝公园的时候，为了征地方便，专门划了一块地给他们做饭店，就是现在胜记酒家的位置。这样的安排比较妥善，有明显的效果。让农民可以新建住房，经济上有收入，以及劳动力有出路，这样征地的矛盾小，征地工作也比较顺利。

1985年荔枝公园施工现场

由于市规划局技术力量有限，无法对每一块农村用地进行详细规划，就委托罗湖区负责组织规划设计和审查，在执行时过程就难免产生偏差。比如规定做100套的，它有可能变成了110套。因为安排建房的150平米，除了宅基地面积外还包括道路、绿化、公建等等，由此导致有些城中村巷道狭窄，建筑密集，缺乏公共配套设施。尽管如此，这些城中村的建设用地范围始终被控制在规划的红线内，避免了农民自建房的无序扩张。罗湖区试点后，规划局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做过于迁就农民，就暂停农村用地的规划工作。这导致特区内的其他农村在未得到用地安排的情况下，拼命抢占土地新建住房。后来这股歪风吹到宝安、龙岗，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多后患。因农村用地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导致大面积的土地资源浪费和城市开发成本增加，这也算是深圳这40年辉煌成就中的遗憾和不足。

邹兵：那时候深圳不是很缺资金吗？怎么会有钱建这么多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

郭秉豪：当时，国务院对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深圳不能是一个文化沙漠”，需要加入文化事业的投入。中央文化部还专门派人来进行调研，并建议在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中明确要建设文化设施的项目。实际上，在1986版总体规划完成之前，八大文化设施的部分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了。

当时深圳城市建设刚全面铺开，资金十分短缺。但深圳市委下定决心，准备了三个亿。特别是一把手梁湘书记，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远见，“勒紧裤带”也要把这八大文化设施快速建好，还要求五十年不落后。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从一把手到主管领导，都高度重视并亲自参与。他们不仅要求项目快速推进，更强调建筑设计特色和施工质量，确保项目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八大文化设施项目的选址，基本就是围绕着荔枝公园布局，有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因为行政机构和大部分的住宅区都安排在周围。荔枝公园不仅为项目提供了优美的环境，还方便了大家使用。图书馆项目由罗副市长出面，找了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的黄远强，他对于图书馆这类公共设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图书馆选址在红荔路，和公园有地形高差，为建筑师提供了发挥创意的空间。用地利用荔枝公园湖水进行分隔，既避免了围墙的生硬感，又实现了景观上的相互借景。深圳图书馆现在已经改为了少儿图书馆，继续为城市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博物馆是邀请了广州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佘俊南，博物馆的设计虽然外表简朴，但内部设计精巧，使得参观每一个展厅的流程都非常合理顺畅。科学馆是请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何镜堂设计的，体育馆的设计是华森公司的熊承新。这些设计大师们都各有所长，有深厚的造诣。当时没有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设计团队，如果采用投标招标的方式，整个过程可能会非常冗长，而且不一定能找到最适合的专家。我们通过了解专家的业务特长和过往业绩，直接邀请他们参与设计，这样更能确保项目的设计质量和效果。八大文化设施完成后，得到国内建筑业界的认可和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还是很成功的。

邹兵：那时候领导也很尊重专家的意见。

郭秉豪：市委领导梁湘书记很重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都需要报给他看后才通过，具体负责基本建设的周鼎副书记和罗昌仁副市长两人若表示赞同，梁湘书记也会认可。当然，这之后还需经过集体讨论的程序，包括通过市委常委会议和建筑委员会会议的审议，这样的审批程序相对高效。这也是深圳在80年代初能够迅速完成这么庞大的基建量，而且涌现众多优秀建筑的重要原因。特区早期的运作方式赋予了技术人员极大的自主权，领导层高度尊重并信任他们的工作。同时，领导们对工作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梁湘、周鼎、罗昌仁等领导以身作则，他们常常提前半小时上班，处理文件后，上午九点左右就带着秘书和司机前往工地视察。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他们能够直接了解工地面临的具体问题，并迅速作出决策，避免了繁琐的汇报流程。他们看见有些重要工程质量或者进度不理想，马上增加调动人力，100人不够就调200人上去，那情景跟带兵打仗一样紧张。深圳市领导就是以这种争分夺秒、拼搏奋战的决心和毅力，带领大家把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只经过40多年就建设成为现在的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宜居、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早在1986年，深圳市规划委员会英国专家瓦特·鲍尔就十分惊讶深圳“一夜城”的崛起，他说：“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有这么多宏伟的建筑，还有能保持优美的环境，这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邹兵：请您再谈一下编制1986年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时与中规院合作工作的情况。

郭秉豪：我们和中规院合作的关系非常融合，在每个阶段大家的意见都充分表达，相互交流。特别是周干峙院长，他还经常邀请国家顶级的顾问专家，包括陈占祥、吴良镛、任震英、袁镜身等前来，提出很多建议供我们参考。我们也将所遇问题及时反馈给专家，许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当时胡开华局长，还有闵凤奎副局长亦参与其中，这两位出自中规院的专家正好在规划局任职，带领我们与中规院紧密配合，这种人事组织方式确保了工作效率与成效。市委领导们还会提出一些独到的想法，中规院则将很多好的意见进行具体化落实，最后都能够付诸实践。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外专家对这个总体规划进行了评议，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1986年，深圳市总体规划获得“全国优秀城市规划奖”，后来还获得了国际建筑协会颁发的“艾伯克隆比爵士荣誉奖”，这是国际建筑界最具权威的奖项。深圳是完全按照审批确定的规划蓝图实施建设的城市，实践证明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是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到：“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和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1986年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邹兵：请您对过去45年深圳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特点做一个总体评价，并对未来深圳发展和规划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

郭秉豪：深圳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成功，得益于每一任领导和每一代城市规划设计人员的智慧叠加，很多规划都是不断延伸发展的。从早期的多中心带状组团布局，到如今全市域铺开的网状多中心组团结构，还有地下空间和地铁系统的高效和完善，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

深圳的未来发展还需要年轻一代规划人继续努力，续写深圳规划的辉煌。我认为深圳规划最具开放性，人们勇于创新，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不仅汇聚了国内的好想法，还吸收了港澳及国际的先进理念。此外，深圳能够预见并超前考虑诸多问题。比如，86版总体规划设定的2000年常住人口规模上，原本只规划了80万，但同时考虑了30万的暂住人口。后来罗昌仁副市长特别指示，要按照150万人口来进行用水量和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的设计。这种超前考虑和充分预留空间的做法，使得深圳后来在面对实际人口远远超过规划目标的情况时，依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城市功能和运转。即使现在特区内的居住人口已超过450万，由于早期的规划留有充分弹性和余地，城市依然还能够得到有效支撑并继续发展。用地的预留非常重要，使规划具有较大的弹性。当时梁湘书记留下的道路绿化带现在都变成了城市小公园，许多地铁站也巧妙地利用了这些预留空间。80年代的深圳规划没有给后续的规划和建设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反而因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使得城市在面对新的需求和挑战时能够灵活应对。深圳的规划还十分务实，当时的规划指标都是基于实际情况和可实施性来设定的，没有过于理想化或不切实际的目标。这种务实性还体现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当城市面临新的实际问题时，规划部门总是能够迅速应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深圳的城市规划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超前、弹性和务实这三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已经深深融入了深圳的城市规划基因之中，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后，我再提几点对当前深圳存在问题的看法。刚才讲到不同阶段的城市需求和情况都会发生变化，规划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来，在城市交通方面，电动自行车泛滥成灾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当前深圳电动自行车数量庞大且管理无序，给城市交通和行人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现在道路交通混乱的局面。因此，深圳的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对电动自行车，还有现在提倡的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型交通工具，应尽早制定规划和管理措施，确保其有序发展。还要加强管理，减少对城市交通和行人安全的影响。同时，对于老年化和少子化等人口结构变化，原来的规划指标可能都不行了，也应考虑制定相应的调整策略。否则等到乱成一锅粥了再来治理就很麻烦。总之，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各项管理必须保持前瞻性和灵活性，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的新需求和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