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们和作家许崧做了一次远程采访。他是杭州人，几年前举家搬到大理定居。从一个号称天堂的沿海发达城市，主动搬迁到西南边陲小镇，还在这里过得喜滋滋的，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并且是一个国际化和多样性都足够的社区，就在大理（见
许崧：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在大理
）。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做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开心，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在他的描述里，大理就是现实里的桃花源，他也像桃花岛主一样，不时向素未谋面的我发出邀请：怎么样，搬来住几年吧？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的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在他歌咏的“社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古城时期，他常去一家叫“海盗酒堡”的小酒馆，并不喝酒，只是和他的街坊们聚众晒太阳聊天。上山后，忽然没有了这样的空间，他一度认为出现了“社区危机”。好在一年前，海盗酒堡也上了山，就在弘圣路上，和山水间面朝苍山的门口同一海拔、同一条路，许崧称之为“今年最大的惊喜”。我们的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期间，那些也从山下搬到山上来的老街坊们不时来访，巴掌大的酒堡忽然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每一刻钟就有一股新的溪流汇入，每次汇入，都要和先前汇入的溪流寒暄、打闹一阵。渐渐的，周围人声鼎沸，大家喝啤酒、威士忌或者可乐、咖啡，嗑瓜子甚至爆米花，有的桌聊健康，有的桌聊孩子，有的桌聊最近的电影、书，以及人类未来形态的可能性……话题不时从这一桌串到那一桌，从室内串到街边。太吵了，我们不得不搬到地下一层的厨房里继续，途中，老板老王下来吃饭，就端着碗蹲在旁边听我们聊。
许崧在文章里写过，“说实话，海盗酒堡太奇葩了。你在星巴克看不到有客人在里面窜桌子的吧？看不到老板扎在客人堆里蹭吃蹭喝的吧？分别几桌客人坐着坐着就站起来拼成一大桌的呢？叫一个火锅外卖来店里吃还吃了前后四拨人呢？一个人去喝一杯结果加了好几个微信出来呢？门口坐着的客人喝着喝着就街舞的，见过没？……这么说吧，在乎钱的人，做不来这样的事，开不成这样的店。”这就是他说的“社区感”。
以海盗酒堡为中心，弘圣路上陆续有了多个“公共空间”，餐厅、咖啡馆、民谣演出场所等等，这里似乎正在变成另一条人民路，就像更早时期的“洋人街”。
▲
许崧在人民路，由去大理探望他的朋友王群力拍摄。
行李&许崧
上篇：大理
1.
行李：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行李：而且旁边也陆续开了好多类似的店。
许崧：是，老王他们是2017年春节才开始的，然后其他人就一家一家谈合同、装修，长势喜人。慢慢的，这一条街的生态链又起来了，可能就变成我们的新人民路了。我称之为“环境行为学”，是因为我们都住在山上，他也开在山上，我们就聚在这里了。他如果开到别的地方，会不会也像这样聚起来？也会吧，但是我们在潜意识中都非常受环境影响。
行李：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侯、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行李：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四年里，房租从一年1.8万慢慢涨到16万。
行李：是因为另外一波有钱人来了？
阿德：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一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猫猫果幼儿园的创始人陈钢这样的“老大理”认为，过去是没有社区的，都是一帮嬉皮，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陈刚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跐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的、偶然的，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冥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一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贴，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行李：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2010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
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
接下来，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音乐人欢庆（见2015年访谈）的演出，大概在2011年，他把生活在大理的、路过大理的音乐人通通逮住，每人录一首曲子，就叫《乐大理》。然后把街坊们都请了来，在洱海门一排房子里，用非常牛逼的干法：买唱片送门票，买门票送唱片，做了一次演出。演唱会阵容强大，周云蓬、欢庆、张佺、陈志鹏，全都是最好的民谣歌手。那天真是好开心，离春节也很近了，街上张灯结彩，春联贴好了，新棉袄也做好了。下午2点开唱，唱到中间，大家散伙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接着唱，那种欢乐！城市里不可能有的。而且没有门票，就是在手上盖个戳，回头吃完饭看看戳再进去，就是那种信任体系，一直到晚上10点。
行李：听起来很神往。
许崧：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当这些人全都聚在古城的时候，这样的局很容易凑，现在再凑就不容易了。
行李：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振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行李：你之前住在古城哪里？
许崧：洱海门外的大院子村。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30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各种朋友开的店，wifi自己跳过去……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我刚来大理的时候，天天挎个相机，太好看了！我没来几天那会儿，有一个人坐我对面喝茶，说我们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彩虹，一回头就是！真是太迷人了，但是后来这些店主，我们这种住户，都被赶走了。
▲
到大理后，许崧称自己有了彩虹命，因为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彩虹。
行李：你们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1-2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3万，当时已经被人骂街，说我破坏行情。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行李：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成为一个新的老街坊们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现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当时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要么就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的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
老王和他的海岛酒堡“上山”，被许崧列为2017年的大理大事件，因为他一直称赞、但在这之前岌岌可危的社区文化，因此得到挽救。
2.
行李：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于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是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断式的，你合上书的那会儿、走出电影院的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行李：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原来在上海、杭州，我一般的模式是约个饭局聚一下。但是你只要发起邀约，就等于产生了被人拒绝的可能。而在社区环境里，有一种无风险的社交模式。我在老王这里买一杯可乐，会员价5块，往这一坐，这是我的合法性，我成为了顾客！当我在这儿一坐，店里的客人往来如云，就会大概率的出现我认识的街坊、邻居、朋友。在这个角度上，我的情感满足是不需要指定对象的，我需要随机的对象，随机的话题，大家扯两个小时就回去了，很高兴，情感满足了……就像蔡澜先生书房里挂的条幅：惟愿无事常相见。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已经是把“惟愿”拿走，已然是无事常相见了。
行李：而且自在，我可以在这里听别人聊天，但是自己不参与其中。
许崧：当然，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我们都是有多元共处需求的人，大理社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社区的完整形态，而且它是纯自然长成的结果，不是人工催化，也不是人为规划的。但我一直讲，它并不能降低离婚率、家庭矛盾等事件的概率，但是当人最需要支持，又不愿主动求助的时候，社区中总有人会在身边支持你，显性的或隐形的。这对身处难关的人是很大的帮助。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中，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活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绝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行李：你现在回杭州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的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X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行李：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
许崧和他的街坊们在住宅区山水间摆地摊。文艺生活外，“社区”最重要的是丰富、生活化。
下篇：清迈
3.
行李：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
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你们那些算什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礼貌，冷冰冰的，没有温度。另一个极端就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一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泰国！
行李：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