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寅恪集是名满天下的皇皇巨著。在众多专业史论中,普通读书人未必能解个中深意,但《书信集》绝对是进入陈寅恪著述世界的一把钥匙。与胡适等“书信体作家”不同,陈寅恪的书信,基本上是实用性的,也因此具有了史料价值。陈平原通过对《书信集》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做出小小考证,既“希望读者明白史家压在纸背的时代风云与个人辛酸”,也提醒读者关注陈寅恪特别钟意的著述形式。
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
——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
文 | 陈平原
(原载《读书》2002年1期)
近两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举,就是陆续推出现代中国著名学者的全集或文集。虽然绝大部分著作早已出版,专业研究者也大都耳熟能详,但集中整理刊行,既是必要的文化积累,也可借此显示学者全貌,当然是件大好事。只是此等名家著述,爱书人大都已经收藏,于是,面对印刷日益精美的重刊本,买与不买,进退维谷。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寅恪集》这样的化整为零。说实话,该集十三种十四册中,我最为关注的,乃是书信集。因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等著作七种,当年有蒋天枢先生呕心沥血独力主持,今日重刊,估计不会有大的进展;清华大学版《陈寅恪诗集》自当有所修订,但增删应该不致过多。至于《读书札记》三集等,非专业人士能读进去的为数很少。算来算去,对于喜欢陈寅恪并已有若干收藏,而又不从事古史研究的爱书人来说,最值得推荐的,当属这册《陈寅恪集·书信集》了。
对很多读书人来说,《与妹书》《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和《与董彦堂论殷历谱书》三札,因作者生前已公开发表或被收入《金明馆丛稿二集》,其实不算陌生。传统中国文人擅长以书札论学,但《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此类近乎“著述”的“书札”并不多见。与胡适等“书信体作家”不同,陈寅恪的书信,基本上是实用性的。可也正因并非为发表而写作,不太讲究文采,也少了些许矫情,可作为史料使用。作为纯粹的学者,陈寅恪的“别有幽怀”——在我看来,这是人文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落实在诗词中,其次体现在日常书信里。前者有余英时等先生的精彩解读,我几无置喙处;后者我只记得王汎森先生曾就陈寅恪致傅斯年书写过专论,可惜客中无从查对。
阅读数量不算太多的陈寅恪书札,对其一生遭际以及思想演变的轨迹,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解决了久久萦绕心头的一个小小的疑问。记得几年前中国学界争先恐后谈论陈寅恪时,很多人叹息其因外在环境的制约而没能写出通论性质的中国通史(包括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二书)。其实,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当属“与寅恪先生可以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在那篇流传极广、文情并茂的《怀念陈寅恪先生》(《谈陈寅恪》1—1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中,有这么一段话: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如果从“千古文章未尽才”的角度,或者着眼于陈寅恪本人的远大抱负,还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学者才华发挥的制约等,我都同意。惟一感到有点疑惑的是,世人往往将“中国通史”坐实,理解为具体的著述。陈先生无疑是很讲“通识”的史家,无论讲课或者著述,其眼光从不为一时一地一民族一文化所限。可假如从著述体例考虑,撰写“通史”又恰好不是其着意经营的目标。还不是晚年双目失明或精力不济,而是其研究及著述深受欧洲汉学以及传统中国学术的影响,以专深的论文,而不以系统的著作为主要工作方式。这一点,当初只是猜测,因我的阅读感觉是,陈寅恪先生的论文比专著更精彩。即便同属唐史三书(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陈寅恪致陈寅书称:“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元白诗笺证稿》更加游刃有余,也更能显示其独特的眼光、趣味以及述学文体。似乎陈著中史学界最为推崇的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隋唐史非我所长,从非专业的角度来阅读与欣赏,不妨童言无忌:此类“通史”的写作,其实不是寅恪先生所最为擅长、也不是其最为看重的。《元白诗笺证稿》书影(来源:《读书》2002年1期)与今日学者之喜欢推出“皇皇巨著”不同,抗战爆发前,其时已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撰写的只是长短不一的专题论文。动辄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通史”,之所以成为流行文体,乃晚清以降受西式学堂教学体制刺激的产物。对于这些教科书及准教科书的撰述,陈先生明显不看好。一九三五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晋至唐史”,第一节课上,陈先生专门阐述讲课宗旨,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心目中“讲课”与“著述”的区别。据卞伯耕所记,这节课涉及以下问题:一是强调“此课程是通史性质”,因为一朝代的历史不能以一朝代为始终;二是“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三是“现在每有人以为历史必然限于普通课本里所有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四是今日通行的大学课本,“也可参考,看了也可引起对一些问题的注意,但不能作为依据”。针对时人之过于注重“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的教科书,而相对忽略《资治通鉴》《通典》等原始资料,陈先生不得不在第一讲中如此开宗明义(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如此谆谆教诲,乃史家的经验之谈,说不上惊世骇俗,但很实在,也很有用。以此眼光观察,不难明白为何任教清华十几年,陈寅恪先生依旧没有专著面世。
这回客中读《陈寅恪集·书信集》,其中一个意外的收益,便是得到若干证据,证实自己原先的猜测:如果不是抗战中的特殊环境,陈先生不见得非采用“通史”的著述体例不可。一为整理课堂讲稿,二为缺乏参考书籍,三为生命危在旦夕,在我看来,这三者共同促成了陈先生著述体例的转变。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系根据在香港大学的演讲底稿修订而成,这点《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屡次谈及(参见该书74、84页,以下只注页码);而作者自称《隋唐制度渊源述论稿》“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并非只是学者惯用的谦辞,同样涉及此书乃根据其西南联大讲稿整理这一特点(参见该书“叙论”)。在此之前,陈先生的所有论文,均假定读者为同行专家,故不妨单枪匹马,长驱直入;至于课堂教学,当然与讲授者的研究心得有关,但其从不将讲稿直接整理成书。比如,一九三一年陈先生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佛经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课程,为史学系开的则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而此前此后若干年中,陈先生发表的论文则是《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李唐氏族之推测》《支愍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
陈寅恪先生从北平寄出或路运的图书,或毁于大火,或被盗,故西南联大和香港时期的著述,只能大处着眼,不太可能详加论证。史学家与小说家不同,除个人才华与学识外,其著述对参考资料有很大的依赖性。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陈先生致劳干、陈述信中有云:“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208页)当年避居西南的学者们工作之困难,除物质生活极端匮乏外,更因缺少必要的参考书籍。据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南联大概况调查表》称:该校藏书“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五百册”。只要稍有读书及藏书经验者,就会明白这数字背后的辛酸与沉重。堂堂中国最高学府,中西文藏书合起来还不到六万(今日北大图书馆藏书四百六十一万册),真不知道教授们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册,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而这种图书资料严重缺乏的局面,直接制约着战争状态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及著述。
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内的书架(来源:wikimedia.org)
更要命的是,陈寅恪先生丢失的,不是一般的藏书,而是已做了详细批注,类似资料库乃至著作初稿的藏书。读陈先生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致傅斯年信,不难体会先生自嘲中的无奈:
弟五箱运到而错了两箱。此两箱中,恰置弟之稿件,虽又托人查问,此次恐是石沉大海矣。得而复失,空欢喜一场,反增懊恼。将来或可以借口说:我本来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遗失不传,亦是一藏拙作伪之法耶!此殆天意也!(59页)
在那则学界广为传颂的《致刘永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中,陈先生解释为何暂时滞留桂林,除人事及身体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有感于此前藏书及文稿的遗失,希望尽快修订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提及“弟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包括《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以及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中译合校等;接下来,便是如何根据战时特殊环境以及藏书状态调整自家的研究策略:
所余者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置于别筐,故幸免。于书眉之上,略有批注。前岁在昆明,即依《通典》批注,草成《隋唐制度渊源论》,已付商务书馆刊印。稿在上海,久不见刊出。自太平洋战起,沪稿迄无消息,不知存佚如何?去岁居港,又取《旧唐书》上之批注,草成《唐代政治史》一书。(245页)
对于史家来说,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丢失长期积累的相关资料,只好放弃非常专门化的佛教经典研究等;但另一方面,一九三一年便开始的“对唐史和唐代诗文,用力特勤”(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9页),又因资料相对凑手,一下子上升为主攻方向。
更重要的是,生逢乱世,流徙四方的寅恪先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不能不更多考虑如何将平生所学,用最便捷的手法,尽可能保存下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上半截称“行止两难,进退维谷,颇如待决之死囚”;下半截又说“惟港大职务较少,略原有暇写稿,近成《唐代政治史略》一小书,约七八万言,并考证杂文数篇”(82—83页)。不明就里者,或许觉得此言有些自相矛盾。其实,正是这种“颇如待决之死囚”的心态,迫使其加紧著述,以及采用高屋建瓴,而不是细针密线的论述方式。这与该书稿完成后,陈先生当即托人带去上海,“因恐死亡在即故也”(84页);以及“九死一生,携家归国”时,“幸冒险将二年来在港大讲稿携出,将来整理或可作一纪念也”(87—88页),还有到达桂林后,忙于“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89—90页)等,都是基于同一种忧虑,即担心生命的突然中止,导致平生学术抱负的落空。
以寅恪先生的才学与史识,当然明白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且对完成此使命有充分的自信。但迫在眉睫的战争炮火,却随时可能夺去史家的生命,使世人的期待以及自家的抱负化为泡影。正是这种忧虑,促使其在最为动荡不安的一九三九——一九四二年间,以争分夺秒的心态,撰写完成了平生仅有的两部“通史”性质的著述。以下致傅斯年及致刘永济信中的两段话,很能显示寅恪先生那时与死神争速度并最终获胜的悲喜交集:
且弟已写成二书(一为《隋唐制度渊源论》、一为《唐代政治史略》),数年来所剩余在脑中之材料已写出一部分,则在英无中国书可看,即不看,而途中若遇险,亦不致全无成绩遗留也。(73页)
盖中年精力殚竭,绝无成效,所余不经意之剩余一种,苦复不及身写成(弟字太潦草,非亲写不可),则后悔莫及。敝帚自珍,固未免可笑。而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246页)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来源:people.com.cn)
寅恪先生开始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一九三九年,恰好五十岁;不见得认可黄侃先生的主张,五十岁后方才正式“著书立说”,但其时陈先生的学问之道,确实还处在“展开”而不是“收缩”的阶段。如果不是战争这一无法把握的变数,使其不得不改变著述策略,我相信这两部书稿暂时不会问世,或不以这种方式问世。
其实,这种处境的窘迫以及撰述时的焦虑,二书出版时,已由作者埋下伏笔。一九四〇年四月,大病初愈的陈先生,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写下感慨万千的“附论”:
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故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
至于命运多舛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据蒋天枢先生追忆,一九四四年二月内迁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而“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几十年后,此手写清稿失而复得,一九八八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参见蒋天枢为此影印本所写的序),陈寅恪先生先后撰有两则序言。辛巳元旦(一九四一年)撰于九龙寓所的自序,已有“本不敢侈言著作也”之类的说法,壬午七夕(一九四二年)于桂林重写的新序,态度更为谦恭:
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来源:douban.com)
这两段自白,并非著作刊行时的例行公事,也不只体现了史家的谦虚。倘以寅恪先生仰慕的德国学者治学的彻底性来衡量,或以先生平日撰述的绵密风格来比照,此二书大处着眼,新意迭见,却也因篇幅及资料的限制,不无粗疏之处。你可以归之于体例的限制:宏观论述不能不有所舍弃;但二书前言后记的再三表白,还是流露了某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时世艰难,体现学者才华及情怀的著述,随时可能被湮没,这一忧虑,制约着抗战中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著述方式。如此境遇,如此气节(寅恪先生于“食粥不饱,卧病难起”之际,坚拒敌伪组织之诱迫,此事参见《陈寅恪集·书信集》84—87页),不屈从于命运的寅恪先生,流徙逃亡中,竟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实在令人惊叹。考虑到史家完成此二书不久后即双目失明,查阅资料受到很大的限制,你甚至怀疑这一因死亡威胁而提前撰写系统史著乃“因祸得福”。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在一代大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身上,竟得到如此明确无误的印证,这难道是寅恪先生当初撰《挽王静安先生》时便已预感到的?
陈寅恪先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挽联,现藏清华大学(来源:ames.cam.ac.uk)
推测作者创作的初衷,其实不能改变后世读者的评价。有鉴于这两册通史框架的小书,如今已成史家以至一般读书人挂在口头的史学名著。我的小小考证,一是希望读者明白史家压在纸背的时代风云与个人辛酸,二是提醒诸多专家以外的“陈迷”,关注寅恪先生同样十分精彩(即便不说更精彩)的专论。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于伦敦大学客舍
(《陈寅恪集·书信集》,陈寅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版)
(来源:scribd.com)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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