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骄丨五本书，带你走进帝国与国际法

翻开这本书的扉页，是一首来自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节选，《基韦斯特的秩序观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1934)。在2011年，杰·帕里尼将这首诗排在了所有美国诗歌的第二位，仅次于沃尔特·惠特曼《我的歌》。

Oh! Blessed rage for order, pale Ramon,

The maker’s rage to order words of the sea,

Words of the fragrant portals, dimly-starred,

And of ourselves and of our origins,

In ghostlier demarcations, keener sounds.

（诗歌全文参见：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43431/the-idea-of-order-at-key-west）

诗的故事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个岛屿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包括海明威和弗罗斯特在内的许多文学家，经常访问基韦斯特，以期从那里获得灵感，史蒂文斯也是其中之一。这首诗在哲学上是复杂的，想象与现实相互依存。全诗描述了叙述者和他的朋友看到一个女人在海边唱歌的场景。歌声与大海之声亦真亦幻，她是歌者，也是缔造者，她心中仿佛一无所有，却缔造了歌中之境。一曲既终，叙述者转过身，面向现实中的小镇、灯火、渔船与夜幕。

这首诗的出版时间比这本书早了近一个世纪，但它们都在讲述关于秩序的故事，故事中都包含着一股巨大的张力。前者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无疑是重要的写作背景。战争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岌岌可危的旧秩序，而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西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诗人在各种意象之间，勾勒出战后真实世界中的失序、分裂、破碎与无意义，而透过诗中海边女人的歌声，仿佛又缔造了一副想象世界中的山岚、海风、星光与地平线。在真实与想象的张力中，诗人发问，“雷蒙弗尔南德斯，如果你知道，就告訴我吧，为什么一曲既终，我们转过身，面向小镇，为什么闪烁的灯火——停泊在这里的渔船上的灯火，在夜幕低垂之后，在空中倾斜——雄踞黑夜，平分海洋。厘定了明亮的地带和炽热的两极，摆布着、低沉着、魅惑着的夜。哦！可怜的雷蒙，保佑对秩序的狂热吧，缔造者狂热地把大海的语言排列成序，这是芬芳之门、星光隐约的语言，这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起源的语言，在更为朦胧的界限中，在更为锐利的声音中。”

后者，也就是劳伦·本顿与利萨·福特的这本书，Rage for Orde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00-1850，探求的则是历史中“不为人知且不同寻常”的故事——大英帝国曾试图通过对法律的重新设计，为19世纪早期的世界，重建全球秩序。而本书的最后一章，又以“大无序（A Great Disorder）”为题，以“大无序即秩序”为最后一节，揭示了作者对这一秩序的解释核心，可能恰恰就在于一个悖论，即这种秩序的本质就是无序。大英帝国通过法律构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偶然和混乱的过程。在这种看似悖论的解释中，我们能读出作者对帝国秩序的重构与批判。而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国际法的诞生有了全新的“史前史”叙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国际法史的研究都依赖于经典文本，或是理论著作，或是重要判例，通常集中在思想史领域，但作者的关注点在于不同政治体的关系、动态博弈和具体实践。作者通过对法律实践、法律多元主义和管辖权冲突的研究，重构了帝国秩序的面相，并剖析了这种帝国秩序如何影响国际法的发展。

作者从调查委员会、殖民地请愿书和内部备忘录这些尘封已久的琐事入手，描述了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进程：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英国于1815年成为全球性强国，并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在此期间，新老英国臣民开启了一项狂热的、发端于多个中心的努力，即试图通过法律变革，为民众、地方以及从拉普拉塔河岸延伸至波斯湾和广袤的太平洋群岛的商业交易构建秩序。而英国对秩序的渴求，对殖民地的内部和外部治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借助跨越文化与政治隔阂的法律知识与法律实践，这一通过法律为帝国重构秩序的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它改变了世界格局，使帝国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枢，并构建了一个政治上碎片化的区域性法律体系。

而在面临如何解释19世纪末 “帝国法” 向 “国际法” 的转变这一问题时，作者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路径。即要么把19世纪欧洲帝国力量向全球的扩散和欧洲法律实践在殖民地的翻版过程，解读为19世纪的国际法形成历史，要么把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自下而上的人权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普世的、共同接受的国际人权法基础，视作后来正式国际法的起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抓住的既不是“顶层设计”，也不是“底层反抗”，而是殖民地的中级官僚阶层（mid-officers）。作者认为这股中层力量，或许才是国际法诞生的关键。

与此同时，另一种对国际法史的研究路径，与当时“崛起中的帝国——美国”有关。学者们将美国宪法描述为一份深受万国法理念和实践影响的文件，《独立宣言》使某种政治实体的内部行为呈现出实证国际法的特征。《邦联条例》与《联邦宪法》本质上属于北美各州之间的和平协议，而其思想基础在于将联邦主义视为多层次帝国主权结构的一种变体。这一传统深深根植于欧洲，实现了政治实体间“内部”和“外部”秩序框架的融合。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大英帝国宪法的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就在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连通。

最后，作者回到了帝国秩序的合法性批判。很显然，帝国秩序无法阻止暴力的出现，也无法实现国家间的平等——“在大英帝国的法律政治影响下形成的区域性体制蕴含了难以根除的暴力，同时，它们也使国家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具体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英帝国对法律秩序的重构，仿佛反思性地塑造着今日为人们所熟悉的正式国际法，但它所指向的世界，是一个约翰·奥斯丁认为永远不会出现的世界。

这本书的封面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尔（Gustave Doré）1860年的作品，画的是一个新西兰人栖息在一座伦敦破落的拱桥上，望着圣保罗教堂和周边的废墟。学者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幅画作捕捉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帝国的预感和焦虑。19世纪，一代又一代的殖民政治家和评论家们渐渐不再对遥远的领土和殖民地抱什么希望，更糟的是，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些地方恐惧。人们的噩梦是，罗马的命运最终将降临英国，换句话说，毫无节制的海外扩张将加速帝国中心文明的崩溃。

有意思的是，本书作者邓肯•贝尔的研究却展现了一幅积极的帝国愿景。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一系列作家和思想家的挖掘，作者勾勒出人们期待世界秩序,而不是回到阴暗过去的景象。本书源自作者2004年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最早一批对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研究之一。这本书既是专著又是宣言。作者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复兴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被忽视的、将“更大的不列颠”理念化的人。“更大的不列颠”，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指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部非洲殖民地之间联合成更为紧密的联盟。作者同时呼吁，研究19世纪政治思想的历史学者应当追随早期学者的脚步，认真对待帝国。

在此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概念通常被认为与国内的政治辩论无关，因此该时期的帝国研究，一般属于经济史学者或帝国史学者的领域，而非政治史学者的领域。而邓肯·贝尔的这本书，却带给人们理解19世纪晚期大英帝国政治辩论的一个全新的、令人振奋的视角。作者指出，1870年后大辩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英语民族的联合（a union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这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一个足以与美利坚合众国相竞争的、崭新的全球化世界。

在19世纪动荡的最后几十年里，随着民主浪潮的迫近以及全球经济和战略竞争的加剧，人们的政治想象正被重塑，与此同时，英国的思想家们在努力解决如何最好地组织帝国的问题。许多人在“更大的不列颠”中找到了那个充斥着焦虑的时代的答案。

在书中，作者分析了这场围绕“更大的不列颠”内容丰富却容易被忽视的辩论，考察了思想家们是如何构想出这个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共同体。该理念是作为一个解决大规模民主（mass democracy，指选民人数众多，但很少有选民认识候选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国家衰落的方案而提出的。从创建一个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这一难以置信的宏伟目标，到加强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现有联系的现实方案，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必须注意到的是，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于民主导致的不安，来自于英国全球霸权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全球化辩论所预期的全球合作与交流的新可能性。作者探究了这场辩论中各方对国家、种族、空间、民族和帝国的态度，强调了关于希腊、罗马和美国的想象所发挥的重要理论作用，也阐明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政治思想和知识生活的重要面向。

Round Table的主编安德鲁·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在评价这本书时说道，邓肯写的是19世纪的辩论，“却带给我们对今天所处时代的思考”，“或许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方法和进路都不那么‘史学’，但它在当代却非常引人关注。”

本书是一部复杂的思想史著作，在对亨利·梅因作品的细致入微的解读中，作者重新诠释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本书是对Uday Mehta、Sankar Muthu和Jennifer Pitts等学者最近研究的回应，作者探究了这批自由主义（帝国）思想家的复杂面向——他们不仅在宽容不列颠帝国主义，甚至还在推动不列颠帝国主义。作者指出，自由主义者们从普世性的信念和人性可塑性的基础出发，试图通过积极干预殖民地当地社会以改变他们。建学校、推广基督教、根除“野蛮”的地方习俗、市场改革等等自由主义举措，都源于一种信念，那就是帝国的目的是让当地人在思想上和习惯上都变得“更不列颠”。作者指出，即便这种进路没错，但如果我们只关注帝国的自由主义面向，就会忽视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场转向保守主义（帝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而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则为帝国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辩解。

根据作者的考证，这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起源于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1865年的牙买加莫蓝湾叛乱。帝国观念和帝国政策在此期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人们开始反思之前自由主义“进步”和“文明”观念对帝国的证成。梅因恰恰就是这一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作者认为，梅因的著作不仅影响了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还对维罗利亚晚期帝国意识形态和统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声明，明确否认英国有“将文明的新年强加于我们海外臣民之上的权力和意愿”。从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权被收回，直接由王室派遣总督管辖。而这第一届政府，更是提出了“不干涉主义”作为英国统治印度的指导原则。人们认为，是过去对殖民地社会的过度干预激怒了被殖民者，并得出结论，像印度这类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欧洲大不相同，根本不可能接受文明的改革，是不可逾越的种族差异。殖民者不再关心改造当地社会的制度。这一帝国的全新指导原则——间接统治——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