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当我们不再生活，而只是生存

流水记录一下这个春节。

我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回到老家，广东江门下面的一个小城市，恩平。 那时候天气晴朗且暖和，中午气温高达二十四五度。 坐在恩新广场边上的茶饮店，能看到锦江从眼前缓缓流过，远处的鳌峰山清晰可见。 对于受够了成都冬天阴霾天气的我来说，恩平真是一个适合过冬的所在。

与中秋我上次回来的时候相比，恩平出现了一个新事物： 美团助力车。 我是在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发现的，几辆黄色的车子散落在我家对面的停车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OFO居然复活了，走近才发现是助力车。 所谓助力车，本质是电动车，不费力气就可以骑行，续航里程通常在15-30公里之间，视乎车的剩余电量而定。 电动车对比自行车的进步，堪比自行车对比步行的进步，它让一个人可以探索的世界瞬间大了数倍。 我骑上助力车，犹如初中刚学会骑自行车般兴奋，马上便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去探索那些我不熟悉的角落。 我之前对恩平的认知，大致是两三个商业广场再加上一两条适合步行的街道，我的所有出行都是点到点，对于其它地方一概不知。 而助力车把我头脑中的地图上的迷雾驱散了，我熟悉的几个点被真实地联结起来而不再是滴滴地图中那条绿色的连线。 我甚至骑到了城市的西南角，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并意外地发现了一栋黄色的小洋楼，样式古老，皮肤新鲜，才意识到恩平也是侨乡之一。 最终我骑回到常去的恩新广场，点击结束骑行，计费，意味地发现助力车的计费似乎并不是按里程，而是按起点与终点的直线距离来计费的。 我骑行了14km，但收费的时候只按1km计算，收了我两块五。

就这样，助力车代替了步行，我每天往返于城市中有限的几个咖啡馆及数量近乎无限的茶饮店。

到了春节前两天，疫情陆续发酵，但恩平的商业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人们还是热烈地走动。 我去过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是大年三十晚上和侄子一起逛花市，我们沿着江边的花市走了一公里，花市没有专门的灯光，只能依靠头上的路灯照明，全程乌灯黑火人潮汹涌，仿佛巨大的地下市场。

大年初一初二那两天下雨了，气温骤降，我只得龟缩在家里。 广东冬天一下雨屋里就变成冰窖，我熬到了初二下午，实在忍无可忍，看到雨终于停了，就往外走，然后发现茶饮店的人少了很多，城市开始变得冷清了。

到了初三初四，这个趋势愈加明显。 马路上的行人几乎不见了，车子也没几辆，人们开始相应号召，都安心在家呆着。

戴口罩的人大概是初五开始多起来的。 初五前一天，江门发布了第一例的确诊。 然后，第二天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 再然后，大概是从初六或初七开始？ 所有商场和快餐店进门都要求戴口罩和测量体温了。

这种体制的动员能力，还是强。

这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在这场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

不说别人，只说我自己。

自从人们开始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在家宅着开始，我就感觉开始和人们隔开了距离，关系也变得微妙。 以前，我不会认为陌生人是危险的，他们就像背景噪声，你浸入其中，完全忽略它的存在。 而如今，陌生人成了一个需要注意的对象。 每个迎面而来或在附近坐下的陌生人都会引起你的警觉： 他有没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我要不要离他远一点？

于是，只要一出门，我就把自己锁在一个无形的箱子当中，我目测了一下，这个箱子的半径大约是三米。 每当有陌生人走近这个箱子，我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临近的预警，并开始自觉远离。 在街道上，我会尽量隔开与另一个同方向行人的距离，走在后面的时候我会放慢脚步拉大距离，走在前面则会加快脚步。 在餐厅里，我会选择坐到一个离其他人足够远的位置。 这从根本上消解了我和他人的关系，那种我和陌生人之间默认的连接崩溃了，我们不再是氧气，而是两颗孤独的氧原子，带着同样的电荷互相排斥。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活体验有点像语言上的自我审查。 在语言的自我审查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在限制着你的表达，你不再完全掌控自己的言语，有些话你不能说，而说出来的不一定代表真实想法。 当我们思考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从“我的思考是什么”变成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的思考”再变成“我的思考是否安全”。 你和语言之间不再亲密无间，它们被某种恐惧所分隔，语言成了需要被审查的“客体”，而你是审查官。 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你和语言的关系，那种原有的亲密感、信任感和掌控感被剥夺了。 同时，我们还失去了思维的独立性，进而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