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现在在开两会，其实我很想说一下但肯定不行。不过原来看过我那篇《中国制度比美国更有优势》一文的童鞋，在看本次两会的新闻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感觉……很多内容和我那篇文章说的一样，但现在明说了。
这次的内容可能有些奇怪，说的是“流行”或和说是“奢侈品”，我认为未来
30
年，奢侈品将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转变。
不过我这里要先说一下前两天的文章，也就是那篇有关“桃军师写县城状元”的文章。鄙人语言组织能力的确是垃圾，所以我发现评论大部分没有察觉到那篇文章所说的重点。
没办法，有段可能敏感，其实那篇文章最关键的其实是“特异性”——其实重点讲的是“怎么找到天然的必然的特异性”，“怎么人为扩大这种特异性”，“下手”。
整个“白左癌症”只是个引子而已——其实在说的是“特异性的人为强化可以增强全局性调控策略的普遍性与有效性。虽然这一过程必然会降低整体效率，但这种决策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带来的一些特定产品，例如说内部生活与贸易稳定和安全环境等等，这些都是一个组织者对于其组织成员认可其存在的最根本合理性，也是合法性的基础——即便没有提供额外的产品，那么能保持这种循环也是一种必要的运营”。
上面的话用我们用一些常用但这儿不太方便说的词汇套一套，也很容易理解。
如果再把我说的“区分可扩大文科与理科在未来策略选择与工作的特异性”以及“根据不同的特异性带来的其职业上对于不同的宏观政策的敏感性”，两者结合拉出来一想上文中所说的“化疗”之后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这样重点就对了。
再想一想，我们就还能得出几个有趣的猜想。
1：“化疗”过后，从市场需求上来说，普遍扩大的理科职业发展配合各普通学校的教育资源的欠缺，这可能又要出现一次教改，这会使得一部分学区房变得不再那么值钱，但是平均来看可能会更值钱。所以可以不用去蹭“相当好”学校的学区房（当然“最好的”那些最多也就是涨的幅度不一样，一般不跌），但是那些“比平均值好一些”的学校周围的学区房很可能会上涨的不错，但理科类型工作的的上升与普及，理科的工作的收入相对来说不会和文科平均差这么大，反过来说这会意味着这类学区房的“舒适性”要求会降低。
同时具有一定质量的中等理科教育相对容易普及，这意味着三线和四线城市的较好学校周围尚存的“老破小”可能会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需求量总体上升，但消费群体本身高消费能力差距不大的市场。这些老破小的总价不会和当今某些特别火的极高价又“老破小”的学区房那么高，但涨幅应该会更加明显而且也比较容易出手。
会有一些原来算不上“学区房”的地方因为本学区的价值上升而变成学区房，在未来
30
年这可能会很普遍的发生。
这可能会带来一种类似现在“拆二代”的群体，很可能是一些老人因此获利（事实上安排好教学资源分配并诱导此类交易，甚至可以充当一部分养老金）。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对房产可没有什么认识，这只是一个宏观角度而已，具体的还要大家自己拿捏）
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理科需求本质上来说是规模化的，所以我个人对于“奥数”这个东西是支持的。虽然它并不见得有利于“人均大师”的培养，但它有利于更多的人去投入理工科领域。上一次奥数热带来的理工热情（或者说是让很多父母觉得这玩意儿挺重要），只要年龄不低于
25
岁的朋友应该都有所印象。
很显然，中国即便在我上文预言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将包含基础设施及其更高科技的领域作为主要拉动对象，中国也依然是一个基础理工资源缺乏的国家——这个缺乏不仅市场上有一定要求，而且从国际竞争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制造大师其实非常容易，制造基本盘才不容易。一家公司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看它的决策层，但是它在同等规模下的竞争的核心还是其各种基础运行系统。
西方国家可以“无缝的从基础产生大师”恐怕不适用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哪怕是差了一些时候的日本也不是走西方的路子——他们的基础教育到“大师辈出”有很大的间隔。
西方能产生“无缝到大师”恐怕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创新和相应技术组织方式的发展是同时摸索的，是一边技术创新一边产生新的组织。这个时候技术知识总量，尤其是越早的时候技术总量与相关性都相对会少一些，甚至很多时候一个专项技术和理论能找的工作或用途就偏少一些。
可是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与之前的工业化有关的无论是技术还是组织形态还是相应的基础科学，这些加起来可学习的总量是极其巨大的，相对来说与这些相对新型组织方式的发展也是更容易估计的，毕竟都是前人曾经走过，相应技术即便有所保密也是知道这一方向是大体可行的。
在一个重点是“追赶”的状态下就需要先把一切东西先想办法实用化，至少是在一部分领域里能够做到，换取一些工业化时代的收益来活下去。
即便是一亿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那也要能制造一亿双袜子。
我们没有波音飞机是因为我们没有技术，技术需要很多大师+时间。我们可以有大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一亿双袜子的技术我们能能够学到，我们也学会了制造一亿双甚至更多袜子的组织。
我们现在到了那种倾向于生产“大师”的地步了吗？可能还没有。而且从我们的规模来看，我们“人均大师”比例比普通情况低很多也未必不行。
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组织来说，核心的，可更长期保持的优势竞争力还是在于它如何有效运行这么大一群人，这么大的规模。
规模越大不代表个体产生的进步越快，但它通常意味着其抗波动能力越强，通常在整体上保持存活和安定的可能性也越强——只有小咪咪的地方在打来打去，规模大起来相对就打不起了。
西方国家因为统一巨型政权较少，而且中间断代也很厉害。像沙俄这样的政权对人口的控制又并不是很大，美国则历史很短，所以他们相对而言可能就不容易使用这样的“规模优先”的模式。
从某些方面来说，由于不具备规模竞争的成熟手段，所以他们一来想让他们在环境尚可的时候“人均大师率”低都没有办法。
大师其实是一种知识的高度集中，甚至带有垄断的社会角色。小规模组织里面更容易出现精英正义优先的模式，很显然在一个精英正义的环境里面自然容易产生大师的。
所以大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称谓么？对于大师个人来说的确是。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只是不得已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刻意压制大师的存在，但绝不应该以“大师”生产为标杆，因为以大师生产为标杆的前提条件就是以精英正义为先导。
精英正义为先导未必是坏事，但很显然它相对来说不太可能适用于一个超大型组织的长时间维系。
简单的来说，小型组织才更加在乎：这一个人顶的上三个师。
大型组织更在乎：我们投100万人还是
150
万人。
这是人海战术吗？
是。
军事上最难的战术是什么？
是人海战术——听上去人海战术好像是简单的，但实际上能维持这一庞大的数量并且进行投送，这个难度远远大于其他战术。
优秀战术的本质在于集中力量在重点区域产生优势，人海战术的本质是在几乎所有方向的核心力量推进上都有优势——就好像二战西线盟军对德军用“宽大正面”攻势一样。看上去特别的“不精彩”但几乎不可能被挫败。
那么，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要走精英正义呢？
不是。
什么时候要走？
当中国内部问题造成的威胁在远强于对手的情况下更大，大到我们如果继续维持“小中国”而不扩张文化与直接权力管辖范围的风险已经大于内部威胁的时候。
这也意味着中国及其内部组织与文化系统，其可承载的管理规模已经超越中国国土面积与人口的时候。而且这种管理方式还是一个工业+信息化技术下的方式。
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可承载的管理规模如果已经超越这个标准，那么我们的综合实力至少是世界第一。
这个世界第一并不是用西方各种标准来衡量的第一：因为西方标准是建立在他们的国际和竞争语境下的，他们的斗争是习惯于承受更大代价和组织风险的，这是因为他们习惯的小规模组织本身维系就有很高的天然风险。
所以西方世界包括现在大多数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的“第一”对于我国而言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西方的“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廉价的，所以用这种廉价的核心发展出来的评价系统自然不能简单的套用于中国，最多只能套用于局部而不是全局。
这当然也包括“大师生产量和实力的相关性”。
所以说即便我们达到了西方的核心的超越标准，也就是到了绝大部分指标都已经在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并且甚至在一些绝对硬件分类上（比如军事）超越了同体量或者现有第一名的时候。
这也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对手眼里已经到了“足够可怕”以至于最好只能想着交易而很难想着入侵的地步了。
这一点意味着至少国内的威胁和国外的威胁已经是趋于一致，不用再冒着国内更大的威胁去应对国外的威胁了。
任何一个组织到了这一个地步，都已经可以算作是真正立稳脚跟。对于第一次站上这个位置的组织而言叫“成功”，对于以前站上过这个位置的组织而言叫“复兴”——复兴只是到了一个平衡点。
到达平衡点以后，由于中国体量带来的发展预期，其对外能力将大大扩展，这个不仅仅局限在组织机器层面上，所以才能叫“梦”。
用某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对于规模和规模运行已经内外风险平衡的组织来说，这个平衡点就是所谓的“财务自由分界线”。
但是，这不代表越过这条线以后，我们就直接到了可以“攘外”的地步了——真正意义上的拓展我们组织系统的“强控制区”甚至在法理上将更多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统一管辖下。
当然，什么时候到这一步，还是要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可以预料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即便倾向于理工的状态下会奉行精英式教育吗？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除非是中国领导人蠢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政治是不断实践演进而非类似欧洲可以跳跃式“理论优先”的相对容易产生代差的环境。实践演进意味着各集团之间的实际水平是接近的，这就使得谁先放弃现有优势，甚至不发挥最大现有优势就一定会被内部对手做掉。
最近那个被做掉的“大”人，就是常申凯大校长。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因为小蔡下台了。
所以在硬件上，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就没有使用精英教育的机会。当然，类似“奥数”或者“天才班”那样的也会层出不穷——但相对来说，直接危害会比较小。
至于我支持奥数么，我其实支持的不是奥数本身，我支持的就是那种盲目跟风——盲目跟风才能跳过很多理性选择，而大部分普通人的理性选择由于信息匮乏而且带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通常是由特殊需要带来的某些政策上的……
这个时候越过理智去攀比，反而是一种比较“随机化”的做法。
当然在识别能力上涨了以后，那就是让别人去做这些，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但问题在于：在能够超过一定判断力的门限以前就去试图用判断来代替“我随便选个东西看起来有逼格的东西”在概率上来说往往会更加危险。
道理非常简单：当环境中产品的大致安全性还可以保证的情况下，无选择和搭配能力的人一旦“发动脑筋”去选择，往往会产生一种明显的“有倾斜方向的错误集合”，这个时候产生的破坏往往会远远大于“随便乱选”。
这是因为教育这玩意儿和一些投资类似，它早年形成的方向是有可能得到强化且能在后期累积的，错误可以被持续放大或补充，但是要做好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系统要想成型就必须大致上保持子系统的基本正确运行。
随机乱选就算不能形成良好的系统，大致上也会在周遭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父母周围环境类似的“准系统”。
可是一旦父母不具备精准的系统化筛选能力就开始进行挑选……所以我们一般能看到那些“有明显的爱好或者倾向，自己不会但想让孩子会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往往容易完蛋。
芸姨在文章里面说到一个例子“给父母买脑白金哪是为了助睡眠，只是知道这喝不死。”
不过我个人觉得：“喝不死”本身就不容易——我们就拿手头的东西来说，你随便塞一点东西到肚子里，或者哪怕是能吃的不分剂量或搭配塞进肚子里，十有八九也是要死人的。
奥数也算是个“随便吃很难吃死人”的东西，这对于那些“想攀比，得搞点什么”的家长来说已经算是个难能可贵的玩意了……
“一锅烩一起吃还吃不死”的东西其实是不多的，吃“正规特效药”吃的肾衰肝衰或早熟的倒是一大堆。
想想我们以前限制奥数以后，那些跑出来的各路牛鬼蛇神哪个杀伤力不比奥数大。
当然，这种“真就乱选了”也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恰恰也反映出了中国整体上行
+
平民化教育的一些特征。
（精英化教育往往带来的是普通教育的……极度奇葩化。比如说在中国杨永信能闹出点事儿来，但在美国这就是正常现象了，只要包一个宗教的皮就啥事儿都能做了。）
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有利的——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及其控制难度，一旦精英化教育，这个精英化所需的等级绝对不是西方常春藤之类的“精英”能比的。
中国的精英那真的是精英，都掌握大规模社会结构，有些甚至还相对完整。与之相比，西方那些精英就是个土地主差不多的，贾府就顶天了。
到那个时候不仅是“乱选”会吃死，选不吃死的难度大概也是今日“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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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口粮顺序”的好几倍，更别说吃的好了。
大部分现在玩成阶级跌落的一般还真不是乱玩的，大多数是硬玩玩死的——“天才儿童”是个很大的概念，硬要去玩其实也就是“大体安全的东西里乱吃”，一旦目标具体起来选错了瞎吃才是真的要命。
概念越大越类似于吃保健品，越具体越像是对症下药——前者通常吃不死而且好歹可能会有点附带好处，后者如果不是医生来做十有八九是要出人命的。
感谢父母的不杀之恩就完了，还要啥自行车……
（越是感觉这话没道理，越觉得自己“可以选”的一般死得越惨……因为这事情本身在大部分范围里面都已经超出了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大致上只能在几点上做的还可以，剩下的是靠环境影响，这些影响要素大部分是不可知或不可控的，但是整体环境会影响这些要素的在孩子身边的总量和构成比例——简单来说，一个系统能围绕几个基本可以确定正确的点就不错了，要想控制细节或评价细节对系统的影响是极度困难的。这就意味着“单个产品”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只有家长本身“高度关注”并且不断有意识地具体选择后才容易出整体问题，因为这种具体的选择很容易形成一个脱节于其本身的环境的大致方向，或者和环境产生了冲突，这就使得环境对于孩子的教化作用减弱或扭曲，也就使得最主要也最保险的环境教育机制失灵。）
So，所以我从国家层面上，我觉得奥数并没有什么问题。
从个体角度上，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不排除奥数这个“多数情况下危害较小”的选项是比较安全的。
一个系统越是复杂，那么单列出来以后，每个子原件单独看起来就越“没用”。
很显然，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大部分内容实际上也是用“无害”填充的。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教育过程，随机的将其中某个时间段的项目单独拉出来，那么概率上这件事情能被称呼“有意义”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偏小的——多了一个“后来可以说的话题”实际上恐怕已经超出单一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的平均值了。
不过，我倒是比较支持对奥数进行限制——不是为了别的，这么好用的东西一定要能来回用，不能一下子搞得太臭了。
Ok，第一部分就此结束。
我都感觉可以再写一篇《教育产业促进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文章了，但想一想内容也太TM和谐了。
哦，这种教育对应调控的策略中国古已有之，但是玩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党争——但这也是相对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使用这种方式带来党争的硬件条件要求比较高，相对而言从形成对立到对立成熟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组织的寿命也就有个底限。
关于这个问题，在阎克步的课程中大都讲过。
还有需要提示的是，这种平民化的教育模式对未来某些“奢侈品”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的“曲折”。
2：随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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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除置换系统”的实施。民间金融发展会加快，但是小型公司会被更快的合并甚至被打击。因为对“更大量收入更稳定者”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上面说的“更多的学区房”）。
但别忘了，下一次“清理”周期也很重要，时间也永远很紧。因此在这方面加快小型化到大型化的过程可以降低一些下一次清理时“赶不上趟”的风险，更成熟的社会也有利于降低转换期的成本。
上一次我们的代价是很大的，这一次的代价应该会是较大的。
但是很大的代价会让组织面临本身很大的内部风险，较大代价在内部上风险可控，但是外部风险依然存在。
从这一点来看，外部势力“唱衰”我们也很正常，这本身也是在这一时刻“号召大家”一起加入，来试图“让唱衰变真衰”。
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如果他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加入真衰”根本不能赚的什么好处，那么他们不管是明面还是暗地里削弱对抗强度，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出现“如释重负”的一种稳定和增长。
当然，如果外部势力想要使用一些更加粗暴的干涉手段，那么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
事实上这种“文官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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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理科”划出的新的“特异性”界限并用于清理工作。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武清理就不必多说了。
第二次文武清理附带文科理科清理互换重点，就是在上次下岗潮的时候。
如果我们区分一下就可以发现，当年下岗受害者的比例和后续想办法过好日子的数量是有明显专业大类上的区别的。
那个时候学文下岗的明显就比学理下岗的好。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不对啊，当时好像一样惨啊，下岗的无论是文职还是技术员，都是有茶叶蛋卖就不错了啊。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其实是文科下来的混得好——这件事儿更要看活下来的人里哪边容易混得好，而不是看“死的最惨的是啥样”。
这就好像陨石砸到恐龙头上，要看的是活下来的恐龙哪个比较多比较好，因为灭绝的无论多惨，它的结果都一样。
当年的很多文科人员下来了，后来做账的可以做账，当基层管理的可以当管理，跑来跑去做生意的也多是文科人员。
在那个年代下岗的人都下岗，但是活下来混得好的人就有比例差异了，而这些活下来的人就会成为新的标杆。
这个都不用什么艰深的数据了，看看那几年春晚的导向就可以了。
这里的逻辑也不难，但是很多人肯定会被“带跑偏”——因为人类的本能总是关注更惨的样子，而有的时候“惨”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不过，在最“惨”的时候，当然也可能发生大规模降级事件，这一次很多文科的人下来很可能是“一夜之间（他们感觉）”就从高收入人群变成了穷光蛋。
这些人现在可能会有用处，但是又不是传统的处理方式。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未来十年如果发生了现有的高密度由文科类从事的职业类别发生“下岗潮”，我们还需要“内部消化”么？也就是用原来那些老手段，去强行度过？
很显然是不用了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有国内的发展周期，还有国外的。
很有趣的是——我们的海外利益发展周期似乎恰好和国内反过来，至少这一次是的。
在国内需要“技术与工程迅速铺开和调整”的时候，海外利益方面则是要求“规模提升”。
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国内要清理这些人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出路，让他们中的至少一部分人服务于我国的海外利益。
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人一旦在国内大量下岗，他们的工作内容会很难服务于西方企业，但是对于中国海外企业的利益肯定是有帮助的，尤其是降低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招聘成本。现在中国海外企业招聘国内人的成本还是偏高的。
在现代“海外工作”相对普遍，中国现代化家庭也越来越能接受“远距离工作”的概念下，一旦有一个外力去触发“往外走”，那么其额外阻力会比以前小得多。
很显然，在未来十年间，可能海外劳务派遣这个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但不是针对原来那种“劳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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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下面说说未来30年的奢侈品。
首先给几个预先设好的结论。
1：我认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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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对中国人的奢侈品和西方人的奢侈品会发生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是根本概念上的，并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
2：中国的未来奢侈品的用途是更加“组织化”的，展现的是一种直接的“我对于人群”的控制力与地位。
如果要举例的话，我们就说汉服和西装好了。
汉服宽松，标识物较少但整体做工必须精细，精细度有个“下限”，消耗面料且“隐藏身体”。
西装合身，标识物较多，整体做工当然可以精细，但是精细度和成本的下限相对比较低，而且在下限比较低的情况下消耗的面料可以比汉服少。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展现体型，有个人力量感。
（可以这么说，在尽可能压缩成本的情况下，一件“能穿的”汉服成本要比西装高一些，在古代就更不用说了）。
相对来说，中国的力量展示更加的明显（汉服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档次差距比西装更容易识别），但是相对来说更加排除“个人的力量”。
建筑也是一样，中国的奢侈品展现的更多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展现“他所控制的群体的力量”。
中国人不太讲究把一群人力量的体现集合在一个人“身上”，中国人更喜欢体现在“周遭区域”。
很显然，中国人的奢侈的“想象力极限”显然比西方奢侈方式要高一些。
3：未来的奢侈会是科技“集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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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奢侈品，尤其是比较好的（轻奢及一部分“工业量产化奢侈品”除外）一般会对天然材质有所要求。
我以前以为这是因为天然材质在生产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毕竟产量有限。当然对那些产量相对丰富的，比如说天然纤维（含皮制品）可能是因为手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等等。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认为是品牌价值什么的，但是品牌价值要是高到这个程度，那么使用的技术和材质也没必要故意差了）。
不过我再仔细想了想，说白了还是因为“技术集成度”起了作用。
虽然只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小资产群体等对于“科技感”比较看重，包括喜欢那些扬言“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技术集成度，或者说“技术密度”并不高，或者说这些技术是易于大规模生产的。
最简单的例子是程控发光板，算是一种比较低端的奢侈品，在装修上比较常用。比较好的牌子和功能下，程控发光板是按照块来算钱，大约一平米3000~5000左右，当然更好的也有。
这个东西当然看起来还是“很高科技的”，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东西的科技含量其实并不太高——虽然的确有很多技术，但这些技术基本都是为量产服务的。
但是，我这里说的也并不是老生常谈的“手工就是好”之类的。
不过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在量产技术大体使用的情况下，再增加新的定制化技术本身就会提高技术密集度的极限。
我原来以为和化纤比起来，至少天然纤维的技术密集度肯定不如化纤来得高，单纯只是因为产量问题……直到后来我看到了复原的旧时代天然纤维制品。
即便是丝绸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奢侈品常用纤维”，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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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和现在相比，无论是加工还是丝本身的变化都是极大的。
其他天然纤维也是一样。
很明显，化学纤维虽然也很有技术含量，但是无法和天然纤维对比——我是指舒适度都不可以，因为天然纤维的整个加工链条加在一起绝对比化学纤维高出好几个量级。
所以除了化学纤维在一些场景下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外，大多数时候天然纤维制品依然比化学纤维制品高级许多。
（毕竟人类玩天然纤维多少年了，玩化纤才多少年）。
这种趋势也许不是必然的，这就好像历史上也有不少时期富人也喜欢“具有科技感”的东西，比如说铝合金刚刚出现那会儿（那时铝的提纯非常困难）。
不过除了这极少数特定技术成功“逆袭”以外，大多数时候依然是天然材质获胜。
我在想，未来这个趋势可能会被打破——技术进步与集成度飞速进步，以至于超越一些传统限制。可能天然纤维和某些传统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可能会变得不同。
这会导致奢侈品真的就变成了大众都可以领会到的“高科技产品”而不是“看上去很一般的东西”。
大规模生产技术将会被密集的使用在奢侈品上，是技术集成的过程让东西的价值飙升（且外界十分容易观测）。
这个感觉是我看华为mate x手机的时候感觉到的，也就是那台要一万七的折叠屏手机。
嗯，一万七的手机也能算奢侈品了……反正对我来说真感觉“卧槽手机要这么贵么”。
当然，我知道历史上比一万七贵得多的手机多了去了，但是即便抛开那些奇奇怪怪的镶钻或黄金的手机以外，其他那些奢侈品手机通常是因为其附带的服务带来的价值，本身并不是集成在手机本身里的技术价值。
那些很贵并用在功能里的手机，大体上是因为特种功能，比如说各种昂贵的卫星电话。
更何况现在这些特殊用途的电话也便宜多了，比方说我用的中兴t900就比这个
matex
便宜的不知道哪里去，也没有半毛钱奢侈的感觉（非特殊情况下我还在用小米
max
呢，还是
max
第一代）。
我在mate x上看到的感觉，是一种集成感。
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其实是“通用”，就好像美国最先进的
f35
战斗机，其最难达成的技术指标其实是机型通用。
这要求极高的技术集成度，其中消耗的研究经费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Mate x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未来的一些技术产品本身的一些系统组成部分，会成为“使用方便且令人舒适”的部分，就好像高档的一些智能家居一样（当然现在智能家居系统还是太智障了，而且很多功能还是完成的远不如人类这么好）。
还有插一句题外话：华为现在的高端产品，外观看起来越来越像……？原来的索尼？反正我觉得
mate x
好看，三星那个折叠屏简直丑爆。
事实上在ipad刚出来的时代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在以前的功能时代，我们总是觉得“嗨？要什么平板，用笔记本电脑不好吗？单独花钱买个这个？”
反正当时在我身边的除了一些早期果粉以外都这么认为。我当时觉得ipad牛逼坏了，我倒是没把他当成笔记本电脑的替代品，我把它理解成电影机和便携式机顶盒以及看书机，不过我为方便的付款渠道纠结了挺长时间。
（我不是果粉，一直不是。我对手机一直都没啥感觉，只有果1和
htc g1
给我过一些感觉，非智能时代还有一款摩托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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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手机给我的只是“技术感”，没有奢侈感，或者说没有成为奢侈品的潜力）。
在那时我就有点“以后这类思路走下去，会单纯用量产的技术堆出一个真正的奢侈品”来。
没有专用技术，就是通用的量产技术的堆砌和整合，最终在一个更加便于携带的东西上整合出奢侈的感觉来。
尽管华为mate x离真正的“通用规模化的技术堆砌成奢侈品”还差的还很远，但是个人觉得这样的“操作模式”迟早会产生出一些非常奢侈的“系统”来。
Emmmmm……要想描述这种感觉比较麻烦，但是我可以试图描述一下那种科技化的奢侈品，未来的奢侈品。
大约在未来30年，一个富人要出去一趟。
由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可能网络化程度极高，这一点无论对于富人还是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相对来说，富人对于信息可靠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因为未来的工作与决策可能变化幅度更快，数据量更大——这虽然可能最终只是输出一张报表，但是它对终端或者接近终端的运算能力依然有较高的要求。
当然，这种算力集成在手机大小的设备里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随身”本身是一种必要——越小越好。
简单来说，就是用贵得多的东西去完成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办法就能完成的事情”，简称为了方便付款会变得更加科技化，在一个“个人可以不影响舒适就携带的东西上”就可以完成。
所以未来的“纯技术奢侈”手机可能是这样的。
它是一部手机，但集成了卫星功能，而且这个卫星功能——当然也包括卫星电话，但不仅仅只是这个。
这部手机提供的集成功能，这其中也包括数颗卫星，可能会有一颗计算卫星的服务，外加微型卫星提供绝对稳定的中继信号。也就是卫星运算+卫星间通讯
+
微型卫星直连手机。
这样的卫星间通讯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时延少+保密程度高等（当然，这儿的时延少可不是为了打游戏）。
换句话说是手机配定制化服务的卫星系统，这种系统由原有的需要控制站完成的事情可以由一台手机完成，而且不需要关心卫星的情况。
这样就能实现对一台手机的针对性服务——可以根据路线规划或者安排常用路线，三到六颗微型卫星同轨即可完成这一区域的极高速低时延通讯啦。
简单来说，就是这部手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蜂窝网络通讯，而是可以覆盖全球任意地区的商业航天有关产品。
嗯，华为mate x算不上正规的奢侈品，不过这台“手机”应该能入各位的法眼了吧？至少算是奢侈品了吧？
当然，这个卫星价格可能也不会非常贵，甚至这个卫星可以在非使用阶段自动分配系统资源给其余项目——但这个卫星一定是和“手机用户”进行最高等级挂钩的，是这个使用者愿意分配资源给别人，平均来看降低了卫星的使用成本，但绝不表示这仅仅是卫星服务的优先权。
所以这依然是一个“手机服务”，并不是卫星服务。
随身的电子奢侈品现在还未出现，可能有三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