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往事与回响

文 | 刘青松《直言》

图 | 刘香成、老安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1980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把革命轧成一团泥。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中央领导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其后，每个星期天，北京王府井书店都有新书开卖，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有排队等着开门去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心思却完全放在学习上，为避免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旧衣服里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有天晚上，她说梦话：“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80年，摄影师刘香成拍了一张照片：晚上，一些年轻人坐在天安门广场的华灯下学习。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题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当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传抄开来。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16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到了美国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其著作《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跳着优美的华尔兹，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

舞会上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

那年的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再开。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王朔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觉得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这年的一天，北京北海公园里，一场露天迪斯科舞会热火朝天，穿着中山装的青年和老外扭在一起，围观者众多，有些兴奋，又有些犯怯。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热衷于这种被人贬斥为“扭屁股”的舞姿，以前只在涉外舞厅里关起门来跳，现在敢在光天化日下跳起来了。不过“迪斯科”这个名称当时还没叫响，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舞叫做摇摆舞。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由于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普遍担心，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当时有一句编派交谊舞的顺口溜：“×××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办家庭舞会，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舞会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1986年，交谊舞解禁，到处都是参加摇摆队的人。王朔离开部队，写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79年，年轻人们提着板砖样的单卡录音机，在街上边走边放邓丽君的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酷的事。

这一年，邓丽君发行了专辑《甜蜜蜜》。她的柔美声音，侵袭了内地人们几十年来被革命样板歌曲疲劳的耳膜。不过，在官方口径，邓丽君受到指责与攻击，“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扣到了她头上。

人们不管。很多人晚上躲在被窝里，从收音机里的“敌台”中听她的歌声，心中甜蜜蜜。当时出现一句顺口溜：“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老邓”是邓小平，“小邓”是邓丽君。

对当年的中国来说，不管老邓还是小邓，“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引发了一场风波。一个读者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信上还说，“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不过，参与到此事大讨论中的11200余封读者来信，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

这一年，首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上映时，万人空巷，许多地方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爆满的影院驻守。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这更是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有人回忆说，“终于，男女主人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吃力地注视着他们的嘴唇，想证实一下他们的嘴唇上是否贴着一层薄膜。场内静得可怕，甚至可以听到暖气管内回水的声音。但是很遗憾，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刚刚开始，便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一片失望的哗然。”

人民需要接吻。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的开头。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民间刊物《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都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警察们在一旁观察动静。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个月出了9期。

其时，一个诗歌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年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多年后，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1979年初，李洪林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即将创刊的《读书》杂志写一篇文章。

1978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种图书开禁。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王匡向上级请求动用印《毛泽东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李洪林为《读书》写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他认为，“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他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读书》创始人范用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反对声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未成年人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放开书禁后，“封资修”将占领文化舞台。有人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1981年，他两次代表《读书》就《读书无禁区》作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作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回忆说，“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年4月，《读书》的《两周年告读者》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头版文章《“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不能把‘人权’这个早已成为粉饰资产阶级反动专政的破烂武器，也搬来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药。”作者质问，“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说。

1980年11月19日，继上一年皮尔·卡丹率领法国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时装表演之后，中国大陆第一批时装模特——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悄然诞生，首批19名队员，12女7男，当时对他们的称呼是“时装演员”。

这些模特全部是从服装公司下属78个企业近3万名职工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有的中学毕业直接进厂当工人，有的曾经上山下乡，扛过锄头，提过镰刀。挑选标准是：女模特身高165厘米以上，三围分别要达到80、60、80厘米，下身比上身长8厘米以上；男模特身高则要达到179厘米以上。

时装表演队的领导们，只不过想让漂亮的姑娘小伙穿上准备批量投产的服装登台亮相，以此增加内销或出口的订货量。模特们当时的月收入仅45元，参加一场演出的补贴只有1.5元。

1981年2月9日晚，首场时装表演在上海友谊电影院拉开序幕。在后台，一位女模特的父母听说女儿要穿一件一只肩膀裸露在外的晚礼服，赶来对领导说：“这种袒胸露背的衣服我们女儿不能穿。”登台时间临近了，领导只好尊重家长的意见，让女模特披上一条长长的飘带，以便她在背对观众时可以遮住部分后肩。演出成功后，这对父母仍然担心：“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双肩，后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话吗？”

1980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在《十月》发表，卷首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拍成电影，送审时改名《太阳和人》。影片讲述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凌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影片被严厉批判，没有公映。

最难的时候，白桦接到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打来的电话：“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当年，当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其他省份效仿时，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也来了，不少反对者用这句话表达不满。有些省份甚至在与安徽交界的地方竖起大标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风。

1980年9月，病榻上的老演员赵丹让妻子黄宗英整理了一篇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交由《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有这样的话：“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尊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文章于当年10月8日见报后的第三天，赵丹与世长辞。

1981年，《北京晚报》上一封读者来信说：“最近我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轻人客气地说，‘师傅，往里靠靠。’我是个军人，没想到人家会这样称呼我，怔了好半天，才明白是在叫我。”“我希望首都人民带头不滥用‘师傅’这个称呼。让大家都能听到热情洋溢的‘同志’声。”

日本《朝日新闻》1981年3月31日就此报道说：“现在北京有这种倾向，即以前在商店招呼营业员时，或者在售票处招呼售票员时，使用‘同志’称呼的这些地方，正在使用‘师傅’这种称呼。一个‘师傅派’的中国人说：‘称营业员或售票员为师傅，他们都非常高兴。’在中国，在互相熟悉的人们之间，互相介绍，以搞到生活必需品，这正在成为一种生活的本事。‘师傅’的称号就是从这种‘走后门’的生活之中开始流行起来。与此同时，过去对年轻的女性叫做‘小姐’的这种称呼，也正在复活起来。”

报道中提到，“在饭店如果对女性服务员呼一声‘同志’，她会立即把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但是如果叫她一声小姐，她会高兴地马上答应‘是’。”

《北京晚报》另一篇文章《何必称“书记”》说，电视剧《上任之前》的不足之处是剧中多次出现别人称这位领导干部为“苏书记”的镜头，而“苏书记”对于领导也是毕恭毕敬地称“宋书记”。

当时正否定个人崇拜，鼓励人们之间互称“同志”，不称呼党员干部的头衔。但在现实中，一般群众、一般党员对领导干部很少称“同志”。

1981年3月，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生郑炎潮完成了毕业论文初稿，论文题目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在论文中，他把雇工超过8人的个体经济定义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导师看过后却对他说，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也不符合马克思理论，建议把这一部分删除或修改，否则，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

郑炎潮舍不得删改。

当时，虽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人，但广东的一些个体户雇工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建议广东社科界一起来好好研究。

郑炎潮听说后，从论文中抽出论私营经济那一章，把文章寄给任仲夷。

一周后，任仲夷邀郑炎潮面谈。任仲夷对他说，“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

任仲夷还说，“你搞这个（私营经济）有风险，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不过你不要怕，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郑炎潮的论文，没有删改，顺利通过了答辩。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等内容。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

在天津大邱庄，正把一家冷轧带钢厂办得红红火火的禹作敏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他的钢厂摆明了是在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而生产出来的钢材又扰乱了计划市场。很快，县里派下来了清查组。

禹作敏对清查组十分抗拒。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禹作敏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也不待见，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小伙子也来，“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1993年，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的禹作敏获刑二十年，罪名是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

1997年刑法修订，取消“投机倒把罪”。

1981年4月，落脚在北京一个烤鸭厂里的可口可乐瓶装厂正式投产。此前的1979年底，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到北京。

工厂建成之后，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发话：“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他要求可口可乐的合作方中粮总公司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五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1982年底，广州的大龄青年中间流传着这句话。

当年11月18日，《羊城晚报》头版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婚介所。它只给38岁以下的本地男女青年办理登记手续，每位登记的青年都要填一张资料登记卡，如果写不好，是要被教育的。红娘被青年们尊称为“老师”。

有位男青年在“选择对象要求”一栏里说明“要最漂亮的”，结果被“老师”找去谈心，劝导他要重视内在美。一位干部子弟来登记时，要找一个处级干部的女儿，所里没给他登记，说这是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说得他后来都不好意思公开他父亲的名字。

这一年，大龄青年张斌和刘志红，与其他695对新人一起，参加了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

谈恋爱时，张斌和刘志红分隔两地，留下500封情书，可惜的是，后来家里进了小偷，把那一箱子信当作金银财宝给偷走了。

婚礼当晚，两人又分别给对方写了一封情书。张斌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妻，感谢你的善良，你的爱。”刘志红写：“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不会让彼此失望。”

1982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不久，学会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的区别。” 当时有一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980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广告管理工作会议曾规定，报纸广告不得超过1/8版面，电视广告不得超过每晚10分钟。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块标牌广告，有精美的产品图片，还有标语：欢迎您到北京来。一位归国华侨给全国人大写信：“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货大楼临街橱窗展示松下的电器产品，布置得很现代，不少人给工商局写信、打电话：“这是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国产品为什么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有关方面只得把展示橱窗从大楼正面挪到侧面。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3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3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3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杨尚昆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1983年9月，国内第一家寻呼台由当时的上海邮电通信开发服务公司创建，最初只有一个寻呼坐席、30多个用户。第一个寻呼信号是从华侨商店的一间盥洗室里发出的。最早一批用户使用的是模拟信号寻呼机，只能接受呼叫信号，需要致电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号码。次年在广州开通的数字寻呼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后来，寻呼机贡献了一句流行语：有事Call我，也贡献了一个笑料：在国外，寻呼机 只有奶牛才用，挂在牛脖子上呼它们回牛棚。

《亚洲华尔街日报》1983年8月发表的一篇北京专稿称，一般中国人更想找一个能够代替国营饭馆的地方去吃饭，因为国营饭馆服务态度不好，桌子脏，人们吵吵嚷嚷，有时还有人抢座位。在一家个体饭馆的意见簿上，有一条留言：“这里的服务比国营餐厅好100倍。”

美联社1983年1月28日报道，北京京剧院著名女演员赵燕侠，在一场艺术革命——打破“铁饭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锅饭”——中走在前头。

赵燕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剧院一团分成4个队，她自己负责一个70人的有事业心的队，这个队搞自负赢亏，实行浮动工资和现金奖励。其余3个队继续实行工作量不等但报酬相等的旧制度，这一“大锅饭”制度当时仍在中国各个领域里实施。

报道称，自从改革以来，赵燕侠的队在18个城市进行了340场演出。1982年，该队赚了27万多元，为国家节省了10万余元补贴，而其余3个队仍依靠160万元国家补贴。

赵燕侠说她不能容忍吃“大锅饭”的思想。“有人抵制这种搞经济责任制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想竞争，可是要是数以百万计的行政官员都不动脑子，我们的国家将成个什么样子呢！”

对于《大众电影》1983年第10期的美女封面，一位妇联干部给编辑部写信，指责杂志社侮辱妇女。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对宣传部门干部的谈话中如是说。

在这一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一个女记者到某市市委采访，门房不许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只好妥协，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才进了大门。某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一个男青年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

在本年席卷全国的“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该女子说了上述一段话。多年后，她被网民们称为“83版木子美”。

多年后，当时因和女青年跳贴面舞以流氓罪入狱的演员迟志强慨叹：“晚生20年，我决不会坐牢！”

1983年6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北京代表徐庆文直言不讳。外电评论：此次人大会在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中进行。

1984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最受欢迎的职业调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排最后的三个职业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的流行语。据1982年北京的调查，50岁以下大学文化程度的脑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为60-87元，比同龄小学文化程度的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67-100元低10%-13%。

当年，“脑体倒挂”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

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个词又出现在了报纸的标题中：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案建议“防止新一轮‘脑体倒挂’”。

一对来自贫困山区的表兄弟，表弟是一位装修工，每年干8个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并多次拒绝表弟的好意，执意不肯与他一起打工。表弟深有感触地对冯世良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一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50%的应届毕业生月起薪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不少人的收入低于农民工。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的公开信《请给我们松绑》，信中如是说。

此前一天，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们纷纷抱怨，“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代表大家起草了一封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的联名信。

这是一封言辞恳切、表述谨慎的公开信。厂长经理们要求“松绑”的权利主要是人事权、财权、企业自营权。

黄文麟当天就将公开信直送到了项南的办公桌上。项南收到信，立即批转给了《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公开信见报后，福建有关部门纷纷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当年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两年后，国务院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 。

1984年9月，时任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针对自己的“裙子门”风波说。她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发一场议论。当时，干部们在公开场合多穿深色正装，谁要是穿上鲜艳一点、随便一点的漂亮服装，在某些人眼中，就有点不成体统。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致祝词。他在列举了党对文艺领导的一些“左”的缺点之后指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次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祝词。

作家马中行在开幕式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细节：“大会那天宣布胡乔木的贺电，会场上有三四个人鼓了几下掌，看见无人响应，也不鼓了。会场气氛很尴尬。接着宣布邓力群的贺电，半晌，场内鸦雀无声。接着，又宣布周扬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贺，会场上猛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场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或控制的。代表们看到：胡耀邦笑了。习仲勋、胡启立也笑了。许多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都笑了。”

此前，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中作了检讨的周扬，住进了医院。

198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带血的教训》称：“邓颖超在政协说，你们不要怕，我们现在的中央下了决心，不能让过去沉痛的、深刻的、带血的教训重犯。难道仅仅是挨整的党内外同志、挨整的知识分子受了伤，流了血？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了伤，流了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啊！”

1984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听到《我的中国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这首歌的来头，司机说，在中英街可以买到这盘磁带。黄一鹤赶紧去把《我的中国心》磁带买回来，又几经周折联系到张明敏，一边打报告，一边准备排练节目。

就在节目基本成型之际，黄一鹤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

黄一鹤一边准备节目，一边想方设法争取上面同意。

腊月二十七这天，中央电视台台长洪民生决定做最后努力，每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和领导沟通。

电话从早晨一直在打，洪民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大家都没信心了。到了中午，有个电话让洪民生眼睛一亮，他狠狠地拍了黄一鹤一下：“同意了，就这么办吧！”

除夕夜，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胡耀邦看后非常感动，通过秘书给电视台打电话，请电视台复制一盘录像带送去。他和家人一起学会了这首歌。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万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金瓶梅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英国威猛乐队1985年4月10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使得上万名观众如痴如醉，有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负责接待乐队的一位文化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多家海外通讯社的强烈反应。报道的标题是：《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零点二十二分。北京－新加坡。

“您是邓丽君小姐吗？”“是。请问您是哪一位？”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像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地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披露，邓丽君最大的心愿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演唱会。

1991年，邓丽君在广播中说：“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1995年5月8日，《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讣闻：“台湾歌手邓丽君，在泰国因气喘急促去世，享年42岁。”这是邓丽君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

1985年刘心武的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中说。

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次球迷闹事”的5·19事件，球迷的反应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不过法新社并不认同：“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当年，球迷们给国足寄臭鞋垫子、苍蝇、刀片、子弹；后来，球迷们在网上传看《国足欢迎你》MV：“我家球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一个两个不算稀奇，再多也输得起……国足欢迎你，用净胜球感动你，你们捞足积分，我们来出局……”

1985年，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如是说。

一位老知识分子在一次座谈会上泪眼婆娑：“提不提工资，分不分房子，称不称先生，皆无所谓，我心无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士为知己者死嘛。可惜者，于无言中，拒你于五服之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但不便说，让你影影绰绰意识到，但苦于言传……”

1985年11月底，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上海国际饭店楼顶亮起了霓虹灯，“东芝TOSHIBA”几个大字闪烁。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个外商广告出现。

这件事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的争论，信件像雪片一样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说，“在上海最高的楼上竖起外商广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吗？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有人“感到忍无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汇报》发表《有感于一则广告的争论》：“让外商到中国来做广告，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问题；民族自信心的强与弱，同外商广告的多与少、突出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连一则外商广告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采取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资来上海呢？”

1985年1月底至2月初，西北某省召开了学习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座谈会，一位与会者发言时说了上述一段话。

该发言者提到，曾有奶牛场场长被派为歌舞团团长，“牧牛人不可能牧好歌舞团。”

时为宣传干部的王霄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还记录了如下发言：

“小报不能靠公安局抓，抓，可能两毛钱抓成一块钱了。用行政命令手段抓文艺容易造成反感。通过诱导，自生自灭。”

“作协四次大会民主选举非常好。巴金为什么众望所归？当了官要为作家说话，为人民说话，不要为了官说话。”

“创作自由要有很多保障才行。一是要有出版自由的保障。作家写啥都可以，但要过编辑的关。出版必须要自由，不敢说领导不懂文艺，确有些事情恐怕是不懂文艺界的情况或不懂读者的情况……”

“听歌要听邓丽君，嫁人要嫁‘海陆（落）空’”，这是1986年时年轻人熟悉的一句话。

如意郎君“海陆（落）空”，“海”指海外关系，“陆（落）”指文革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落实政策后退回来，“空”指有一套现成的单元房。三军俱备，只欠秋波。

当年的媒婆往往要问“有多少条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家具。

结婚讲究新“四大件”：冰箱、电视机、石英手表和洗衣机，俗称“四个现代化”。

据阿根廷《民族报》报道，当年，中国人结婚的平均开销是3500元。

二十多年后，流行的是“嫁人要嫁灰太狼”。

1986年5月9日晚，《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穿一件半长褂，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音乐响起，崔健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一曲《一无所有》终了，全场狂热，只有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无法忍受，愤然离场：“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1986年，花城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不到两个月印了两次，印了210万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这样的句子，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

据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陈俊年回忆，出书后，当时的省委书记连夜把出版社社长叫去了，书记在办公室里几乎拍桌子了：“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会。主持人开门见山：“这本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对中国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钱看才会出这样一本书。”

2008年4月29日，89岁的柏杨去世。第二天，《丑陋的中国人》卖断货。此前两年，柏杨宣布封笔，在为自己最后一部作品《柏杨曰》作的序里，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1986年7月，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如是说。朱厚泽因此言获“三宽部长”雅称。他也是迄今为止任期最短（一年零七个月）的中宣部长。

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朱厚泽在工作中大力推行。他曾对《光明日报》的记者们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1]

2005年，朱厚泽在《炎黄春秋》杂志发文呼唤“公开、透明、有严格法定程式可循的阳光政治”。

2007年4月，朱厚泽在《往事》杂志发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因在于“解除市场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社会的治理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

2007年11月3日，朱厚泽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讨论会上说：“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10年5月9日，朱厚泽逝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悼文写道：“‘三宽’说的是文化工作，其实质何尝不是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争取未来明天的工作。”

1987年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带着一部“大哥大”，和同行骑车去天安门。广场上禁停自行车。他们把车骑到一处交警岗亭下，“请给我们看一下车。”交警看一眼自行车筐里的大砖头，“有任务？放心吧您呐！”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始向国人推销砖头般大小的模拟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

当时，一部“大哥大”卖两万多，还要走后门才能买到。在那个大多数人只能打公用电话的年代，拥有“大哥大”成为一种身份象征。有人买回一部“大哥大”，天天拿在手上，三个月没有打一个电话，因为不会用。有人在公交车上举着“大哥大”震天吼：“喂喂，老婆啊，我买了二两葱！”

在19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中，有这样的镜头：方言、杜梅、钱康去一家高级饭店吃饭。最后就剩方言一人了。服务生：“请问先生现在买单吗？”方言举起钱康留下的“大哥大”，从容地说：“你看这个够不？”

街头围观跳霹雳，花轿抬进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开业。天上飘着雪花，市民在店门外排起长队。

很快，前门肯德基就成为一个每天有人排队的新景点。登长城，逛故宫，吃肯德基，成为当时外地游客进京三件事。

每个星期天，前门肯德基的三楼都有人举办婚礼。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后来，人们开始用洋快餐来编派土老冒：一山西煤老板进了肯德基，大喝一声：“来三十个羊肉串两瓶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