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年前，我收到了蛋蛋寄来的几瓶喜神米酒。“我和海鸥都在喝一种特别低度又适合冬天喝的酒，我给你寄两支。”
这个除夕，毫无意外，蛋蛋依然是一个人过，这已经是她独自过的第12个春节，其中10年都在村里。
这很周慧。
周慧是蛋蛋的本名。三十多岁的时候，在深圳做到公司人事高管的她意识到文学才是内心的召唤，辞了职，跑到离市中心几十公里外的洞背村，过起了独居生活。10年里，她不打工，低消费，阅读和写作是最大的食粮。2024年，她因为随笔首作《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口碑甚佳而为人所知。
5月去她所住的深圳洞背村采访之前，想象中她是温和而坚定的，日子大概过得有些清苦？
抵达之后，两个想象都被打破。
“你怎么半天还没到？”刚到离她家最近的小梅沙地铁站，我和家人通了会儿电话，出地铁到马路也有点距离，她在电话那头嗔怪。
哈，这人够直接，我心下暗忖。待两天之后熟悉了，越发如此。我俩在她厨房做饭，她嫌我手脚慢，“你去那边
（客厅）
待着吧，我比你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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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采访周慧时，她在洞背村的老屋里做饭。几个月前她搬到了更高更晒的8层，只为一个月能省下好几百的房租
一个人的日子苦吗？才不。
三十多平的大客厅，原木风家具和浅色沙发配上精当的书籍，室内花草葱茏馥郁，室外是山海和满眼绿意。想吃点新鲜菜蔬，阳台和不远处的菜地立等可摘；想舒展筋骨，出门便是行山之径，野路、步道，随心所欲。
“这也太好看太自在了！”两相对照，会觉得自己在帝都只是活着，不是生活。
可是，有多少人会放下手里拥有的，开启另一种毫无确定性的人生？何况“洞背宜家”小日子的背后，是负债、精打细算，独自维持生活的各个维度。
她说给她一百万还是会这样过，“现在生活很好很好，美团优选能到的地方，一个月三四百块菜钱，足够了，我对外面的好吃的没有任何欲望。喂饱自己真的很容易，鸡蛋7块钱15个！难的是如何填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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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客厅玻璃窗透出的她的写字空间
她不是没有焦虑和沮丧：对别人而言最缺乏的自由，她唾手可得，但是否能安放好每个想放纵的时刻？经过三千多个日夜的自我交战后，她说而今再不会内耗：接受坠落，因为总会从深渊跃起，爬起。
不与人与事来往，不被掂量不被打量，是懒惰也是要强。10年前的周慧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出来”，但她从不看低自己的文学领悟力，明确的底线是：不要被重复和无趣困住。
看电影《完美的日子》时，我一度会从役所广司饰演的清洁工平山身上想到她：都活在当下，享受孤独。可周慧明显更野、更锐利，也更活色生香。
当一个人活得简单专注，视觉、听觉、嗅觉自然会时时张开，记录下来，你也会是个很好的写者。这是认识她之后的一点启发。更重要的是，能拥有不屈从于他人和社会意志的清醒、坚定，且不恐惧，这是可以练就的。
有时候，作出某些“偏离轨道”的决定，并没有想象的艰难。
离开洞背前，我见到了刚刚抵达深圳的肖海鸥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工作室出版总监）
，还有春明和康平——他们两位之前供职于北京某家出版机构，如今都回到了家乡。康平打算到洞背看看是否可以在村里开家书店——最新消息是，这家名为“昨日书”的书店已经开起来了。
而春明在咸宁老家开的独立书店佩索阿，已经经营了一年有余。
各地的独立书店不少，佩索阿的特别在于前头是店，后面的小院开辟了手作工坊和菜地。除了打理书店，春明要帮家里耕种六亩稻田，田间也成了幕天席地的书会场地。若看到书店地上铺满落叶，音乐会、舞会、戏剧轮番上演；知道跨年时他给到店的伙伴手写书信，还跟客人们一起做饭包饺子，也许你会觉得“不过又是一个乌托邦”。
可这世界，就该多点这样扎根人群的乌托邦吧。
春明也有他的烦恼。“放着好好的北京不待，回村务农，肯定出什么问题了吧。”这是最初耳边躲不开的声音。到后来则是怎么样让书店健康运行。他设立了读者轮值当店长的制度，“因为开书店，就是为了对‘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进行持续思考和实践，各样的尝试、行动都是从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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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索阿书店内景
有了轮值店长和帮忙搭手的伙伴，他偶尔可以外出云游，参加同业的展会，或到洞背来看看周慧——既是换个环境，也想了解那个在佩索阿征服了读者的作者，究竟如何过着每一天？
从洞背回到咸宁，他更有准心了些。我在他书友群里读到这句很喜欢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奔跑，
而不用担心跃起来时，
赤脚踩到他人目光的碎片。
他说，这来自彝族女孩依子阿依莫。她没有学过画画也没有学过写诗，“只是想这样去玩耍。创作的时候，很开心仍旧像小时候一样，稚气又自由，闭上眼睛，就能飞起来。”
新年到了，劈柴围炉，徒步老街，佩索阿的活动让我心痒，可自己总会被诸事牵绊。春明安慰道，“书店我计划是开10年，我慢慢经营，你慢慢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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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女孩依子阿依莫的诗，春明在昆明橡皮书店看到
名字里带“春”的人，是不是自带暖意？
春节前的某天，我从亦庄到通州刺骨的河边做完采访，接着再赶去亮马河赴一个饭局。穿过小半个北京，因为不想错过有段时间没见了的朋友——薛旭春。
认识旭春是将近8年前，当时为写纪录片《囚》的导演马莉，去宋庄看这部片子，他在门口接待；过了几年，采访电影批评家、“十荐”项目发起者张献民，旭春那时除了做艺术电影推介，也给张老师做助手；再过几年写《椒麻堂会》，他在邱炯炯导演的这部片子里演了两个角色；前年，有感于疫情期间他在演员身份之外的很多探索，我写了那篇《一个斜杠演员的终极梦想》——这回，他是文章的主角。
2024年，薛旭春出演了四部电影、两部网剧待播。但在我印象中，整年他至少有七八成的精力都扑在了日本导演三宅唱与西川美和在中国的电影展。那之后，他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日三个月，做了大量当地电影行业的访问和交流，也策划筹办了日本现代中国电影展Playback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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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受北京日本文化中心邀请，薛旭春（左行靠里歪头者）和我及其他友人共赴晚宴
那天晚餐的发起者正是日本行的邀请方，客人里还有张献民老师、青年导演杨瑾和FIRST影展的代表等。大家都很感兴趣，薛旭春的日本行有哪些收获。
旭春特别提到，除了一些重要电影人，他还走访了十多家日本的迷你影院
（mini theatre）
。这些影院规模小，但放映的电影质量高。“日本电影几乎没有政府投入，政府对电影是放养状态，与韩国和法国形成了反差。但日本很多电影人都很有危机感，他们在考虑和担忧五十年八十年后这个行业会怎样，担心没有年轻人加入。”
他举例说，东京最老的一家迷你影院Euro Space
（1982年开馆）
的经理北条诚人对他感叹，如今做艺术电影仅凭热情是不够的，耐心和策略尤其重要。北条如果看重一个导演的潜力，哪怕票房不太好，也愿意放映他的电影。“支持年轻导演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长期的合作。所以北条会选择小团队运营节约成本，把更多选片和策划的权力交给年轻同事。”
对薛旭春来说，策划影展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一年到头忙下来，可能成本才刚刚覆盖。“和我一起做影展的几位同事他们都没拿什么钱，我真的对他们有点抱歉。”如果不是有圈内朋友赞助了几万经费，这两个反响极好的影展或会夭折，更不用说那些申请报批必经的种种难关。
“最后总算办成了。西川导演看到自己的片子第一次在IMAX影厅放，兴奋地叫起来。这是在日本也没有的待遇！”讲述这个画面的薛旭春，嘴角开了花。这些年，我看着他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走，他自己也成了一块磁石，吸引到越来越多对光影有着爱好的人。
还有我的前同事苑婷，在解决掉生活中的麻烦以后，申请剑桥硕士、博士成功，如今在英国、中国各地开办融舞蹈、写作和身心疗愈于一体的工作坊，每次看她跳街舞的样子，帅呆了；
前同事竹子，从媒体行业转到公益活动领域，越来越不惧露出锋芒和表达欲。这个春节，她转发了朋友设计的反拐年画，为此还特地报了个丝网版画班，希望能更广泛地传播。她说“也是在三十岁之后，长出了更多逆鳞，知道自己坚持的捍卫的东西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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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浩设计的反拐门神年画，竹子表示义卖所得将投入到反拐公益行动中
中学同学J，在我们一位老同学家里遭受丧亲和心灵重创后，发动其他同学想办法助力，时常陪伴，又尽量不给对方增加心理负担……
过去这一年每每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想起这些朋友，还有不时给我打气的同事蒯蒯、梅姐，她们都充满热情和善意、敢于行动。像轮胎缝里的石头，棱角不灭，歇一歇，复而翻滚，我的皮肉也就更结实了些。
最后说两句并非鸡汤的个人体会：
1.事物和人都是动态发展的。不把此刻的短暂消极当成不变的事实。
2.如果发现自己陷入低落中，就和它待一待，没有关系。如果能量恢复，就着手解决问题；如果持续低迷，可以找高能量、不轻易做任何评判的朋友倾诉，或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祝大家2025拥有健康的身体、精神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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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女儿画的画。图右：儿子近日某晚夜骑50公里途中。青春期的他们都在探索各自解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