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01
“好大的梦想”里的超我
一个共产党地下特工，在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年后，出狱了，那天，她来到车水马龙的街头，看着人来人往，忽然痛哭流涕，她颤抖着说“这里就是新中国，我和我丈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看到了，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她的丈夫早已经牺牲在狱中。
这一幕为我们脑补了无数革命先烈缺失的情感释放，这个场景里，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自我“救赎”，因为有了这光芒灿烂的梦想时刻，二十年暗夜里的忍耐，直面人性的猜疑背叛，极端环境里缺失的爱情，时间，自由……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升华。
这个救赎的意义，对她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自我肯定。
超我人格的实现，带来巨大的能量。有如醉人的酒精，一朝抹去了无法容忍的生命灰暗。
的确最艰难的革命，有时候就是靠超我的偏执完成的。
这里指所有的革命，包括革自己命。
就像我的朋友创业者S，出生于一个东部的小县城，多年来靠自己的打拼，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总，在首都安家落户，享受最好的资源，现在又在忙着把老婆儿子送出国外学习，实现从国内到国际公民的跨越。二十年如一日，他每天8点到办公室，11点走，每个周末不是在谈生意就是在出差，虽然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出十岁不止，但他奋勇前行着。正是一个超我的梦想，激励着他前行，从小城走到大城，从中国要走到外国……
“一个人”和“一个好大好大的未来”，选择了这样的局面，无疑是把今天献给了一个梦想中的远方。
这里有牺牲，有生死本能，更有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迸发出来的反抗力，促成的超人梦想能量。
02
“梦想”里的模糊地带
好像是为了走很远很远的路，我们要用尽所有的精神能量去专注于一个东西，催开这朵非现实主义的花。
一个人、和好大好大的梦想之间，有的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我想不想要，要不要付出这么多代价”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定义叫“价值观”，甚至是信仰。
一个人如果有健全的自我和本我功能，又有超我的加持，是真正勇敢的自我实现者。然而，
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加检视就知道，很多人执着于一个好大好大的梦想，则来自自我功能不足的表现。
比如很多时候，一个好大好大的梦想，你也不知道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在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中，文工团军人刘峰是个雷锋式的标兵好人，他也把成为圣人的理想放在自己身上，延迟了一切自我的满足。在爱上一个姑娘后，本我的欲望终于冲破了阻拦跑了出来，他陷入精神危机，并深陷由此带来的人际危机和命运转折。
严歌苓说，“
那时候我们还缺乏一种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
”她指出刘峰为代表的那群年轻人正是带着一种青春的冲动，常常觉得自己高大不了，所以要靠着一个庞大的理想来拔高自己，靠着借来的光芒来自足。
这是青春的局限。就像当年每个80后都想当超级女声、超级男声，如今每个90后都想要当网红、参与互联网创业一样，也像电影里演的，明明是残酷的战争，年轻人却把参军当作个人英雄主义的剧本来演……年轻时人们寻求个人价值的时候，其实态度是随机的，内容来自当时的主流社会环境，本质都是热血。
这时候“好大的梦想”不跟我们自己的选择有关，而是跟我们对现实的不满，对自我的强烈实现追求有关，我们就这么接受了眼前最大可能的现实道路，走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亦被时代所定义。
往往最极端的“革命者”就是最强烈的自我改造者，他们出身卑微，需要超我的引领，走到更远的地方。
严歌苓所指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获得一种做人的看家本领”。这个“看家本领”，是指
对生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我价值，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只是活在浮萍一样的个人命运里和懵懂的集体无意识中
。
03
梦想要有一次精神自觉
知乎上有人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隐居的高人吗？如果有的话，看到抗战、内战、文革这样的人间乱象，他们不出来主持公道吗？
答案是不会，即使有高人，高人的评价体系建立在更长远的历史坐标上，会尊重历史能量的自我更新。换句话说，高人不会自以为是超人，就要救世，而是能判断什么时候自己有用，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不出来。高人的梦想始终是跟客观发展观相连，不是跟超我的独大和自我的局限有关。
其实，人最难的就是如高人一样，生活在此时此地，却又找到这一点在过去未来的价值坐标。
心理老师曾这样引导一个抑郁症患者从更多角度看待自己和他人，“假设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你抑郁了，你怎么知道是你病了，还是时代病了，说不定是其他人都病了，你还当作自己病了。”
游离于均值之外，不是落后，还可能是先进。
天才和疯子都会在均值之外。比如梵高这样的天才，其衡量标准应该在历史的坐标系里。
由此，看来人的自我评价里是要有永恒价值的，否则在一个主流的局限里就会很快找到自我的上限。
所以你的梦想，未必要用当今的“很大很大”来计量，而是首先要从无意识的局限里自觉、自知。
窦文涛说一开始做《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那叫一个头痛，只要镜头一打开，他就变成了朗诵式播音腔，而他做的却是一档即兴谈话节目，日后将以创造轻松自然的聊天氛围开中国电视先河。他说到自己的“痛苦”，是有好多期节目他都在学着“说人话”，能在镜头前自然而然聊天对他来说太难。他说“没想到无意识习得的模式对我的影响这么大，我的职业生涯是从重新学习如何说话开始的。”
三十岁后选择出国去读书的传记作者范海涛，成为中国口述历史专业的第一人。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自立”。她发现过去三十多年身边无论干什么都有人陪伴，都有人告诉你现成的如何做是对，现成答案就在那里。然而在一个多国文化下多元化的文化话语环境里，在被允许的多元自由里，她要重新开始学会选择，选择自己是谁，成为谁。
这些精神上的破壳，是对自己的无意识的意识化，你不去看到过去的刻板，就只是惯性模式的奴隶，却还自得于自己梦想的伟光正。
精神的第二次诞生，是一次选择，在这次选择中，你个人意识苏醒了，真正的梦想价值才能浮现。
04
消解和重建梦想的意义
在小说《芳华》里还有一段，文工团的女兵们多年后相见，再次说到刘峰触摸女兵的事件，这一当年引起全团轰动、改变其一生命运的事件，多年后竟让大家都没心没肺地笑了，严歌苓写“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们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好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以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对,就那种笑。“
青春硝烟散去多年后，这种事后的笑，把所有当时当刻的严肃意义，都消解了，如今只剩了旁观者的心态。
是的，人都是历史的弃儿——最终都要有一种能自我消解的态度。
只是梦想的神圣化，深陷于我们的无意识中，有时候它是我们虚荣的拐杖，有时候又只是我们合理化内心冲动的高帽子，有时候只是一种话语体系，有时候又只是一种自由生活的代名词，有时候又只是一种想要变得不一样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