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觉得你在造就大魔鬼。”
“怎么可能。”
（p.43）
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一个高中教师因为一部教学用纪录片而决定来一次为期五天的实践课；1988年，由于这个实践课引发的轰动效应诞生了一部记录它的畅销小说；2008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为一部在同年的欧洲电影奖拿到两次提名的电影。第三浪总是最强的，这部电影在题材和改编上引发的争议再次把这场本该尘封在档案袋里的事件拉回现实。
高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的纪录片讲了纳粹的罪行，由此引发了学生们关于为什么纳粹必须是纳粹、人们何以接受它的讨论。教师把小讨论作为一个小实验来处置，因为他有了对自己深信不疑的那一套，他自信得到的答案会和他想的一样。结果小实验成为了“纳粹实验”，青少年不断被吸引进来，在这场实验中每个人都惊奇地发现只要按照纳粹主义的方法执行一套行为规范，他们的思想也会纳粹化，甚至单一、纯净、富有激情。小说梳理了“纳粹实验”中每个角色的承担者如何一步步从游戏玩家变成主动的为纳粹发生的宣讲人、处刑者，从最初普通的学校、正常的客厅、老套的教学秩序到思维的全面崩盘，结尾戛然而止。
是什么启发了他们全新的“道德观”？仅仅是电影里红色浪潮符号代表的秩序和仪式？还是那些会员卡、×号和白衬衣构成的“新第三帝国”选举权？
“如果你研究过加入邪教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些对自己和生活不满意的人。他们把信教当作是一种途径，希望有改变，希望重新来过，彻底再生。”
“可是这有什么不好吗？”
“问题在于这不是真实的。”
（p.79）
可以拿“克柏莱高中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做个不正确的对读。斯坦福监狱实验里他们被灌输的行为准则更多一些（具有更详细、逼真的人设），克柏莱高中实验每个人都有退出的自由（身份相对模糊）；都没有可以积极对应的场地（囚室、教室），所以每个命令都能被清晰地传达，人与人互相监视；参与者们年轻，无与伦比的自信，冲动，单线程思维，并且渴望将来，具有个人企图。
这本书的写法好极了，简单极了，除了人物的个人诉求和思想变化，几乎没怎么刻画人物。重要的是话题的传递，滚雪球一般，为什么“第三浪”如此吸引人，一个话题到底能释放多大能量。非常多，非常，一种舞台效应应运而生。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席之地，去够着下一块浮板，而其中有一些人，任何能磨练意志、增强执行力的事，他们都愿意去做，为了离个人目标更近一些。他们会自发截断语句来炮制概念，高效、利己、传播性强，像一个庞大而崇高的契约目标，不断吸引其他的人把自己的名字和“第三浪”连接在一起。就像水汇进水，他们想成为巨浪，并驾驭巨浪。
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来描述他们个人的内心感受，人人都在为浪潮发言，每一句发言都会引向新的区域、制造新的话题。浪潮很快淹没了整个校园，波及没一个人。也少不了媒体参与，校报、告示、消息栏与黑板，最后是整面墙、每一堵墙、校园广播。这个词无所不在，像一种公众权威，短促有力，不负责任。
这算民主吗？严格来说，有待商榷。这算民意吗？当然。所有人都服从浪潮吗？怎么能。在遭受抵制的情况下，浪潮团体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性吗？坚持。抵制有用吗？引发了暴力。暴力解决了问题吗？暴力带来恐吓，恐吓作证权威。中立客观的揭露有效吗？没有。
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争斗里，没有人是中立的。捍卫道德就是捍卫利益，利益不会让人变得中立，只是让人的诉求变得清晰可行。一片混乱的只有初衷，这样的实验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解释一个关于纳粹为什么没有被阻止在形成初期的困惑？
“如果我现在停下来，他们就全都会不上不下，充满困惑，并且他们什么都学不到。”
“嗯，就让他们困惑去吧。”
（p.119）
不妨借用我这位评论者的角度，把“第三浪”的终结地——大礼堂看做一个剧场，好让文学发生点功能性作用。每个演员都被蒙在鼓里，演职人员知晓一切，没人能预想此刻的结果是否为头脑中预设的同一个结果，放映机打开前意识都是薛定谔态，只有观众还是观众。真实事件与小说的契合在于这位教师并没有以一场大混乱来收场，他把假戏真做还原为一次真实的演出，以此让学生们和虚构的道德秩序作别。
小团体意识，利己主义，精致的优越感，慕强，崇拜权威，道德冷漠，人与非人的线变得模糊……该怎么归纳这一切给出一个合乎语境的答案？不，不去归纳，演绎它！语言要素齐备，比这些东西膨胀出的义场更震撼人心的只有一个视觉符号——
阿道夫•希特勒。
还用描述他的肖像吗？不用了。还用描述他的含义吗？不用了。还用渲染他的经历吗？不用了。这就是历史课，答案都能从书里找，只要用心读书，每道题都能合格。
所谓“高潮”部分并不在于历史教师的那番慷慨陈词，他做了他该做的申辩，或者说，他教给了学生们如何在这样“不上不下”的境地中申辩。跟善恶无关，“纳粹”的权威性是真实的，我们不过是站错了队、依附了错的权威，并且跟随权威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意想不到，不得不做，这两句合理推诿适用任何灾难性事故的官方收尾不是吗？只要关掉放映机、撕掉会员卡、脱下制服，我们就能跟错的权威阵营告别了！走出剧场，满载笑声，眺望明日！
然后投入下一个。
“在这个学年里，我们有一周的时间对生命毫无保留地进行了分享。正如我所说的，我们还共同有着一个秘密。我在克柏莱高中教学的这四年里，没有听到过谁承认曾参加过‘第三浪潮’集会。哦，我们一刻不停地研究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可是关于集会，不。这是我们都想忘记的。”
（p.177）
P.S. 关于困惑，或许有个更好的回应——
英雄作为证实了人类之间的关联
世界各地每个国家中都有成千上万的平凡人一旦身处特殊环境中会决定做出英雄之举，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了解。表面上看来，我们所采取的观点似乎戳破了英雄神话，把原本稀有特殊的事物变得稀松平常。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立场仍然承认英雄作为特殊而稀有。英雄式行为维护了一个社群的理想，并提供非比寻常的指引，也为有利社会的行为提供了角色示范。英雄式行为的平庸性代表着我们所有人都是等待中的英雄，是我们所有人在某个时间点上都可能面对的选择。
我认为，若我们将英雄之举当成是人人皆有的人性，而不是被选中的少数才有的稀少特质，将更能增进每个社群中的英雄式行为。根据记者卡罗尔•迪皮诺（Carol DePino）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英雄。有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对某个人来说，一个英雄之举可能只是把门敞开然后跟他打声招呼。我们所有人都是某个人的英雄。”
关于平凡英雄的普遍性，将可激励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之中的寻常英雄，那些用他们的日常牺牲丰富我们生命的人们。
于是，我们来到这次深入黑暗之心的漫长旅程尾声，而我们将带着最终的信息返回：应当赞颂英雄式行为和英雄人物。我们将以集体心灵中更巨大的良善，以及凡夫俗子立志成为个人英雄的决心，打击并最终战胜人与人之间的邪恶。这并不是个抽象概念，而是如俄罗斯诗人、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囚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提醒的，“善恶之界存乎一心，谁愿意摧毁自己心中的一部分？”
（pp.535-536，《路西法效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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