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史,《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解释为:各种专门学科的历史。各类专史的编纂,通常以某一专业为记述对象,对本专业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专史的资料收集,以历史上记载本专业的各类书籍为收集对象,如《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艺文、职官、天文地理、选举以及官方的会要与实录等文献典籍。然而,翻阅大量的专史书籍,不难发现,作者除了引用本专业的史料外,方志是专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之一。
原文 :
《专史编纂离不开方志》
作者 |
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公室 孙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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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
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是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
社会史的编纂研究涉及最基层的社会单位,因各地资源分布、经济发展、风俗习性的不同,表现为复杂的区域差异。这类情况在历代朝廷所编的正史中几乎是找不到资料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方志在对地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今欲搜集地方社会史料,则方志其首选矣。”他认为,研究社会史,应以城市、乡镇、山林、江湖四方面作为中国社会的全貌,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由这四方面组成。记录这四者的地方志书,是社会史重要的资料来源。“中国各省府县之地方志,实亦可当中国之社会史。正史较详政治,地方志较详社会。中国人本不为政治社会作严格分别。可谓正史则多详全国性,方志则多详地方性,即各地之分别性。方志较晚起,始于宋代。亦因宋以前五代十国,即有十国之志。宋代统一,乃有地方志之出现。其后乃演化为省志府志县志。”
实际上,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所关注的角度和研究对象的多变,市郊、群体、层次的改变,过于注重普通人的历史、社会下层和大众的历史的特点,使得当今研究社会史的专著出版较为少见。然而,遵循钱穆的观点,按照钱穆所指导的方法,收集大量的方志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必将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研究社会史,必须到方志中去窥探门径,寻找出路。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一国的历史,不能单讲中央的大历史,还要看重地方的小史。
而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也就是说,方志是各种地方专史的基础。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对此进行分析认为,“章学诚把历史重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搜集各地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把各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
对于地方的专史和方志的关系,
梁启超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他认为,治中国史,有作分地的专史的必要。广博地分,可以分为几大区;精细地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
在这里,梁启超强调全国各个地方都要有自己的专史。言下之意,各省、各市、各县都要有自己的方志,这大约是梁启超表明方志与地方史关系的主要观点了。与此呼应的是,后世人们在编写地方专史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引用地方志的资料。以2008年出版的《江西通史》为例,该书钟起煌主编,共有彭适凡、许怀林、何友良等16位作者,全书11卷,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北宋卷、南宋卷、元代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和民国卷,先后引用明清及民国时期各地修撰的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以及《武夷山志》《龙虎山志》等专业志书百余部,书中引用了志书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说、兵事、民俗等,内容无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