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坚持了下来，战斗了，并战胜了黑暗。”

2024甲辰龙年即将过去，这是正面连接和你一起面对复杂的第四个年头。截至12月底，我们发表了 56 篇报道，平均每篇得到11.8万次阅读，超过8000次分享，近200条留言。 70%的读者从朋友圈、聊天会话等渠道阅读我们的报道。

在2024年 阅读数和分享数均10万+的文章中， 《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排名微信公众号全平台第四位，也是前十位中唯一一篇非虚构报道。这篇文章共收到2787条读者留言。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读者中，有四位向文章作者捐款，共计1001美元。 感谢各位的善意，以及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除了读者，我们还得到了许多受访者和外部作者的支持。新旧交替之际，我们邀请了七位受访者/作者/读者分享他们的近况，作为一份年终总结。相信回顾能带给我们开启新一年的勇气。

作者 Khadija Haidary：

在2024年10月10日那篇文章发表后，我的生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充满了美好的经历。在写那篇文章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会如此欢迎我的生活故事。我多次访问文章链接，把评论翻译成英文并阅读。对我来说，这真的很神奇又有趣。我的日子充满了快乐。当然，那些快乐的日子也有另一面：那时我刚到巴基斯坦，住在一个昏暗的一居室，感到不舒服。当我的丈夫外出时，我会感到恐惧，认定有鬼魂在我的卧室徘徊，或者，我感觉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一瞬间把我带入虚无。我会想起父亲家中的书架，其中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地震之后》。我会想，如果发生地震，把我和那个小公寓的可笑形象一起带入虚无，谁会继续我的故事。

我们公寓的窗户正对着邻居的门窗，当我开窗时，看起来就像我和邻居——她也是一位带着三个孩子在巴基斯坦生活的阿富汗女性——共享一个家。当我和她同时打开窗户，我们都没有任何隐私。我可以从我的客厅看到她的卧室和客厅，她也可以看到我的客厅。我们俩的公寓之间只有一个小走廊用于隔开，声音听起来就像我们在对话一样。我无法完全独处，没有私人空间。但另一方面，我渴望光明，总是忍不住想拉开窗帘，寻找阳光。

中国人在读了我的故事后，对我非常友好。有四位读者通过媒体平台给我寄了钱。还有两个人在Facebook上找到了我，发给我充满关爱和鼓励的信息。两家出版社联系了我，说他们可以在中国用中文出版我的书。我更多地和其中一位名叫安琪的女士交流了。她的图书品牌名叫“有光”。安琪告诉我，我的故事很有感染力，肯定会在中文读者中受到欢迎。于是我们签了合同。

我把我的第二本书——一本包含18个短篇故事的集子——交给了她，希望她能在中国出版，让中国人通过这本书了解阿富汗女性的生活。这本书写的是阿富汗女性为生活、工作权、受教育权、爱情、自由和家庭而斗争。书名为《笼中的金丝雀》，来源于其中一个故事：2022年12月，一些女大学生因塔利班的禁令而无法继续上课，无法完成学业。我把她们比作笼中的金丝雀，虽然命运和环境把金丝雀关在笼子里，但金丝雀的本能是飞翔，在广阔的天空中唱出美妙的歌声。笼子永远也困不住它，总有一天它会冲破束缚。这本书将于2025年下半年在中国出版，我期待它能被更多人读到。

我在2024年11月1日与Zan Times签订了工作合同，这是一家我在阿富汗以自由记者身份合作的媒体。截至2025年1月21日，我仍在与她们合作。这家媒体是由一位名叫Zahra Nader的女性创办的，是一个致力于自由和女性权利的，男女共同工作的团队。我们收集并记录阿富汗女性的生活，以报告、叙述、分析、访谈和视频的形式发布。与这个团队合作很不容易，因为她们在确认故事的真实性之前不会发布任何内容。Zahra Nader说：“很多媒体在报道阿富汗，特别是女性的情况，但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报道事实的媒体，验证我们发布的每一条信息，以确保我们的读者没有任何疑虑。”

最近，我撰写了一篇关于阿富汗女性在巴基斯坦状况的报告。巴基斯坦是离阿富汗最近的国家，除了地理上的接近，两国在文化和宗教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许多阿富汗难民，特别是女性，选择逃到这个国家。巴基斯坦警察不断检查这些女性的签证，如果签证过期，即使他们知道这些女性在阿富汗面临危险，仍然会将她们驱逐回阿富汗。我写了关于这些女性被巴基斯坦警察拘留、无家可归和被驱逐的情况。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幸免，迄今为止，巴基斯坦警察已经两次来到我家。第一次是在2025年1月1日，他们逮捕了我的丈夫，但因为我们有签证申请的文件，他们在三个小时后释放了他。

当然，我必须提到，我搬离了那个窗户正对着邻居家门窗的公寓。我们在同一栋楼里换了一套公寓，这套公寓有一扇大窗户，窗外是一片干涸的“死海”。这片海域曾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但随着时间推移，水已经干涸，只剩下一片堆满垃圾的河床和一条狭窄的污水带。即便如此，这片干涸的海域仍然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我与这片“死海”之间已经编织出了数十页的故事。现在，我坐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写下这些文字。

顺便说一下，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最近塔利班领导人就阿富汗房屋的窗户发布了一项命令，他说：“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在面向邻居房屋的方向安装窗户。”他认为，男性可能会看到女邻居，从而陷入罪恶。他非常担心我们会因犯罪而下地狱。于是他努力工作，希望阿富汗人民在死后能进入天堂，在那里体验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投入到我永恒的战斗——写作中。最近，Zan Times把阿富汗的教育版块交给了我，我负责撰写相关故事。除了新闻工作，我还与另一个团队合作，我在阿富汗时曾和他们秘密合作过。他们在阿富汗创办了一些名为“Daricha”（意为“窗口”）的秘密学校。那些因塔利班的命令而无法上学的女孩们，在这些秘密学校里由女教师授课，以免落下功课。我的工作是协调这些女教师，鼓励她们坚持，并与各方联系和谈判，确保这些教师能获得薪水，保证这些学校不会关闭。

有时，我的心情会变得灰暗，觉得我们无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但大多数时候，通过这些工作，我感到希望，并告诉自己，我们很快会克服困难。恐惧依然存在，噩梦仍在追随我。有些文章我仍然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审查和压迫依然伴随着我们。

除了写故事，我还开始写一本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女性移民的书。这些阿富汗移民在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必须有钱，每个月都要续签签证。他们不断向巴基斯坦政府支付费用，以获得在这个国家生活的许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和儿子每天都会去公园一个小时。儿子在玩耍，而我则与在公园散步或照看孩子的阿富汗女性交谈。她们的故事非常动人。每个人都肩负着巨大的悲伤。她们生活在并不由自己造成的艰难条件下。这些女性中有些人接受了16年或18年的教育，现在却失业，无所事事，只能盼着国际移民组织能对她们的申请作出积极回应，日复一日地等待。

我想记录这些女性的斗争故事。我要忠实地写下每个女性的斗争故事，并将其作为艰难日子的见证保存下来。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自豪地阅读这些故事，并告诉我们的女儿和孙女：“是我们坚持了下来，战斗了，并战胜了黑暗。”

受访者 小高：

上星期五，镇长在大会上提起春节前发工资的事。他告诉我们，县里有三个乡镇准备这次过年不发工资了。但是，他说：我和书记已经商量过了，就算去问银行、县里借钱，我们也会把拖欠的三个月工资给你们发下去。拖欠了三个月的是合同工的工资，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最近都是正常发放的，这个月比之前多发了1000块钱，也许是年底的奖金。

这半年来我的工作比以前轻松了，领导发现我并不如他最初设想的经验丰富，渐渐不再让我承担额外的工作。他总是教育我，只要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不要揽别的活。有一次他问我，你考公务员是为了什么？我脱口而出，为人民服务。说完了我也觉得这话有点假。他又问我，你打算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没有答上来。他说，这份工作也不过就是个饭碗而已，把领导交给你的任务做好就行了。

我也渐渐发现，在这里工作，一件事只要你去问了，这件事就成了你的，如果你不问，领导着急了自然会安排人去做。我经常感到自己的一腔热情被社会泼了一桶冷水，但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今后工作该怎么干，我还是需要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最近也有好事发生，朋友介绍了一位女老师与我相亲，我们很聊得来，准备继续相处。这几个月来我相亲了三次，对方都是女老师，前面两次不太顺利，这一次终于有希望了。

作者 杨素秋：

我在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时负责修建的图书馆，最近终于要从地下搬到地上了。碑林区图书馆原定的选址很大，有一万多平米，但因为挖出了文物，需要等待考古勘察，我们只好在另一栋建筑的地下暂时过渡。我们等待了三年多，最近，原址文物挖掘和馆舍装修工作均已完成，图书馆正在清点书籍、搬迁。等开馆时，我将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去借书、还书。

去年9月，《我与权力的距离》一文发布后，我收到了一位80岁的老先生的邮件，他自称曾在国家发改委工作，现在住在北京。他说，“工作的时候我比你笨多了。只要不耽误你的时间，我愿意多听（看）你的文章”。他还留下了手机号和微信号。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发行一年多，现在的发行量是135000册，入选了2024年豆瓣年度图书。这本书还将被改编成一部12集的网剧，在爱奇艺播出，最近片方正在选择拍摄地点，或许就在西安。

受访者 冯文学：

2024年2月初，外卖员冯文学的视力变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停止了跑单，至今没有恢复工作。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

2024年7月，冯文学在医院进行了第一次眼部手术。2025年1月，冯文学再度住院，进行了第二次眼部手术。

受访者 R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