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上超越外国巨头一直是中国企业的梦想，许多企业也实现了这个梦想，比如家电领域的格力、面板领域的京东方、互联网领域的腾讯。
这些企业一步步构建起国人的商业自信，让人们一提起来就倍感自豪。
但这种自豪感，在医药领域荡然无存。
去医院走访一下，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国人对于外资药（
在华生产
）和进口药的迷信，尤其是当治疗重大疾病时。
买外资药和进口药需要花更多的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冤枉钱”，但国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
在健康面前，人们宁可吃亏，也不愿意买错。
这种心态自然是跨国制药巨头乐见的，也让其赚得盆满钵满。
最风光时，它们一度占据中国医药市场60%的产品供应和60%的产业利润。
可以说，它们主宰着中国的医药产业。
跨国巨头的药之所以贵，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药，而国内一些赫赫有名的药厂，其核心产品也只是一两款仿制药，没有自己的新药。
所谓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新药的仿制品。新药的专利保护到期后，其他国家和药厂便可以生产该类仿制药。
我国是一个仿制药大国，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95%的化药是仿制药。
新药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很难，要在中国人身上再做一次临床试验，再加上进入医保的时间，会产生6～8年的“药滞”周期。
“药滞”现象大幅增加了化药新药的成本，导致很多国际药企放弃中国市场。
国外新药难以进入的同时，由于靠仿制药就能过得很舒服，国内药企也没有研发新药的决心。
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强药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为17.8%，高达603.9亿美元，而国内前十强药企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1%，约为3亿美元。甚至按照业内人的说法，国内药企的研发投入都有很大水分，绝大部分知名药企在新药研发领域的投入是0。
“很多企业不是不想投，而是投不起。”
一位业内人士说。
2017年，德勤的数据显示，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为15.4亿美元，耗时14年。
除成功的案例外，还有大量投资巨额的新药项目无疾而终，高投入高风险的新药模式，使得大部分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缺乏研发资金的同时，国内药企也缺乏研发能力。目前，我国有4700多家制药企业，其中有研发能力的不到1000家，这1000家里还有很多外资或合资药企，剩下的国内药企绝大部分连仿制药都做得马马虎虎，甚至全无疗效。
中国医药界有一句老话：
安全无效是好药。
这句话虽然耸人听闻，却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
）局长毕井泉也不避讳地说：“药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线是安全，我们过去对安全强调得多，对有效性强调得少，如果是无效，那药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由于疗效不行，国产仿制药只能内部“消化”，出口国外市场的药品寥若晨星，甚至远低于印度。
这样的大环境，一度让关注医药行业的人感到绝望，但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一批中国药企终于让人看到了希望，这其中，恒瑞医药是引人注目的一家。
与绝大多数国内同行不同，恒瑞医药极其重视研发，
其科研投入占年营收的1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要知道华为去年的科研投入比约为15%，三星则不足8%。
当然，这样的投入和跨国制药巨头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绝对值金额，但在国内同行中，恒瑞属于凤毛麟角。
在国内，恒瑞医药向来被视为“研发一哥”，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不多，豪森医药是非常耀眼的一家，而豪森医药掌门人钟慧娟，则是恒瑞医药掌门人孙飘扬的妻子。
也就是说，
孙飘扬家族掌控着两大知名药企，是医药领域的第一家族。2016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显示，这对夫妻的身家高达445亿元，是“中国医药首富”。
巨额科研投入带来的是畅销中外的产品。
恒瑞医药的主要产品也是仿制药，但它的仿制药品种好、数量多、速度快、难度大，在药效上十分接近原产品，有些还出口到海外，包括标准最严格的美国。
2011年，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注射液顺利通过美国FDA认证，成为第一个获准在美上市的中国注射剂。
目前，其在海外销售的制剂产品已达9个。
相较畅销美国，更让国内业者兴奋的，是在创新药方面，恒瑞医药也颇有建树。
2015年9月，恒瑞医药向美国incyte公司转让自主研发的pd-1单克隆抗体项目的海外权益，该项目是全球最热门的新药项目之一，可有效提高人体抗肿瘤免疫力。
这笔专利交易让恒瑞医药赚了近8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新药技术。
这些成就让外国同行对恒瑞医药刮目相看，孙飘扬也成了他们眼中最硬气的中国人。
在国内，恒瑞医药的表现更是威猛。其主打产品为抗肿瘤药，在该领域已连续近十年保持行业第一，市场份额超过12%。并且，
由于癌症近年来持续高发，其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市值则已突破1400亿元，相当于3个联想，为行业之最。
恒瑞医药的成就无疑是耀眼的，但它的起点与大部分国内药企并无不同，甚至更差。
恒瑞医药的前身是连云港制药厂，这是一家国企，成立于1970年，从几口大缸、几口大锅起家，主要生产红药水、紫药水和片剂。彼时的恒瑞既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只会帮大厂加工原料药，赚一些小钱。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是年，企业的账面利润只有8万元，职工却有300多名，一不留神就会倒下。
1990年，连云港制药厂做了一次重大人事调整，技术员出身的孙飘扬被任命为新任厂长。
孙飘扬1958年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进入连云港制药厂后一直担任技术员。被任命为厂长时，从未做过一把手的他内心十分忐忑，不知道前路该如何走。
尽管还看不清具体路线，但孙飘扬却看清了发展方向。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给大药厂做灌装和粗加工没有前途，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是仿制一款畅销新药，靠技术打天下。
想法很豪迈，但职工们并不买单：一个年利润只有8万元的小药厂，有能力吃技术这碗饭？
孙飘扬知道自己的想法听上去不可思议，但除了这样做，连云港制药厂真没有其他出路了。他在职工大会上动情地说，
“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这之后，孙飘扬开始寻找可供仿制的新药，不久，他找到一种名为VP16的热门抗癌针剂。当时连云港制药厂没有生产针剂的能力，但会制作胶囊，于是他们把针剂做成胶囊。该产品一炮而红，当年就赚了上百万元利润，让全厂职工舒了一大口气。
成绩为孙飘扬赢得了全厂职工的赞扬，但他随后的一个决定又让赞扬瞬间变成批评。
1992年，孙飘扬决定斥资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这是一场豪赌，120万元是药厂的大半条命，并且这些钱买的还只是专利，之后还要生产，还要临床测试，最终能不能上市天晓得。如果赌错了，药厂也就没了。
孙飘扬了解职工的担心，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坚信，异环磷酰胺是一款国家级新药，技术难度和工艺要求都非常高，
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谁抢到谁赚到。
孤注一掷、如愿抢到专利后，孙飘扬又花三年时间进行试生产和临床试验，最终于1995年推出产品。
彼时，我国的抗癌药极度匮乏，该药一上市便成为明星产品，连云港制药厂也藉此确立了抗癌药领域的领导地位。
孙飘扬的这两场仗打得都很漂亮，做的也都是抗癌药。
他之所以对抗癌药情有独钟，是因为当时癌症的发病率并不算高，大药厂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而小药厂又没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市场处于空白状态。
凭借这个空白市场，连云港制药厂赚到了第一桶金。有钱之后，孙飘扬又开始研发手术用药等品类，1991年～1996年间，他主导研发了20多个新药，其中有5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而药厂的销售额也在1996年突破亿元，再也不是那个一不留神就会倒下的小药厂了。
步入正轨后，孙飘扬萌生了更大的梦想，他不再满足于只让连云港制药厂活下去，还要将其打造成一家制药大厂。
制药大厂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需要巨大的研发资金。孙飘扬很清楚，仅靠自身的滚动发展是达不成目标的，必须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上市因此被提上日程。
关于上市，孙飘扬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让药厂以国企身份上市，二是把药厂转变为民企，然后再上市，而转变的方式是MBO。
MBO是英文Management Buy-Outs的缩写，意思是管理层收购。
这是一种上世纪70～8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企业收购方式，企业的管理层通过融资购买公司的控股权，这样就把管理层和所有人合二为一，既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积极性，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一举两得。
90年代末，我国为解决国企连年亏损的问题也开始推广MBO，但MBO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亏损国企，没有亏损但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也可以MBO。该政策让大量中小国企摘掉了“红帽子”，也获得了更大的决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