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田国强院长于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届思想中国论坛中的发言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以下为田国强演讲实录：
我谈谈对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的反思和发展，有三点看法 第一，治理的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也就是游戏规则的恰当设计；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第三，我们的改革与治理既要有目标感，也要有过渡性。
首先，治理本质就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无论国家的治理、产业治理还是公司治理，都离不开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信息的有效性，尽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逐利时，客观上做了社会想做的事；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激励机制设计是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其中有对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但是没有仅仅停留在反思和批判，也没有否定新古典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用，没有否定其分析框架、方法论，而是对其修正出具有广泛应用的基础设计理论，如Bolton（博尔顿）教授的合约理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制度是否应该设计有很大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根据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否定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也非常崇尚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他们许多论点我也认同。但不能以偏概全。有些制度安排，比如社会风俗、社会规范、文化等非正式的制度是演化的，是逐步演进的，但正式的制度大多数也是设计的，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而设计或者正式确认的。比如说宪法的制定，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基本宪法的制定，200多年前制定宪法，在短时间内就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并且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在今后50年有大衰败迹象。
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误区，是很多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政策的制定者，任意设计制度、机制或法规，比如前两年股市熔断机制的设计，其症结在于不清楚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文化初始禀赋来做制度设计，并根据这些基本制度环境变化对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和米塞斯、哈耶克制度是演化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相通的，制度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机制设计中有一幅非常经典的图示，要达到我们的社会目标，激励机制的设计必须要以制度环境作为前提，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现实条件，再根据个体的激励反应和信息来制定游戏规则，并执行规则实现法治。好的机制设计的标准是能否把制度环境作为约束条件。
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关系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及其市场化的改革。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类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类基准理论就是注重目标，旨在解决目标方向的问题，解决要做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是相对实用理论，解决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第一类理论提供基准点、参照系，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基本、基础制度选择方面起到了求真、明道的作用，若没有基准理论作为度量标尺，就无法知道现实和理想状态的差距有多大。对当下激烈争论的“有限政府，国企与民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等基本问题，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异常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