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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被炸得衣不遮体,满身伤痕的她艰难成长,成为和平大使,还收获了爱情

bookface  · 公众号  · 杂志  · 2017-06-19 20:00

正文

今天的故事,先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张照片曾经震撼无数人、从而改变两个国家的历史,都看过吧?

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女孩,张开双臂,哭着喊着,惊慌无助地往前跑。

她的左手边,是她的表弟和表妹;右手边,是她的亲生弟弟。

每个孩子的脸上,都带着惊恐之极的表情。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波叔都能闻到一股呛鼻的战火味道。

这个被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叫潘金淑(Kim Phuc),1963年出生在越南。被凝固汽油弹炸伤的那天,她只有9岁。

照片中的这群孩子,和他们的家人,都被无辜地拖进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1972年6月8日,越南战争接近尾声,每个处在战火中的人,都渴望和平的曙光能尽快降临。

可惜,在曙光降临之前,一场空战先降临了。

那天,在距离西贡40公里的壮庞(Trang Bang)一号公路线上,北越和南越的军队已经对峙了3天。相持不下,南越军队决定要冲破障碍,打通这条通往西贡的公路。

于是,南越陆军召唤了空军支援。紧接着,两架A37战斗机出现在天空中。其中一架,向陆地上投下了4颗常规炸弹、4枚凝固汽油弹。

他们本来是要炸北越军队的占领地和路障的,结果误炸了附近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恰好是南越难民聚集避难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竟然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一枚凝固汽油弹,猝不及防地落在潘金淑头上。

我们以为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但后来我听到了炸弹爆炸的声音,我的衣服着了火……我很害怕,就跑了出去。

火点燃了身上的衣服,潘金淑不得不一边跑,一边挣脱衣服,张开双手无助地从寺庙里逃出来。

但没用,汽油弹引起的火焰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脱掉了衣服,她的后背仍然一直在燃烧。她哭喊着跑上一号公路,试图寻求帮助。

事发时录像截图

跟她一起逃跑的,还有她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身后,是越南第25师士兵。没人敢伸出援手。

这一幕,被正在现场的美联社记者黄功吾(Huynh Cong Ut)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黄功吾只有21岁。

他见证过太多战争中的生离死别了。他的亲哥哥,也是在战火中去世的。

黄功吾的哥哥同样是美联社驻南越的摄影记者。1965年,在执行采访任务时,他在战场上牺牲了。

后来经过嫂子的引荐,黄功吾接过哥哥的衣钵,也走上摄影记者之路。

他的摄影理念很简单,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哪里有战争,我就要到哪里。

也正是凭借这种勇气,他拍下了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刻,并且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一幕,黄功吾一辈子都没能忘记:

她(潘金淑)在不停哭泣,并且不断喊着“太烫了,太烫了,我要死了”这样的话,非常震撼。

他看到,小女孩后背全是凝固汽油弹的燃烧物,皮肤基本全被烧坏了。

黄功吾立刻放下手中的相机,把她带到采访车旁,和别的记者帮她用水冲洗烧伤的部位,紧接着立刻将她送到附近一家医院,然后才顾得上处理自己拍下的胶卷。

这孩子才9岁,我不忍心看着她死。

对黄功吾来说,提供最快的报道是他的使命,但是在这之前,人的生命更重要。

对我来说,人的生命更要紧,我会先救人,我不在乎见证。假如我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死去不管,那我也会惹麻烦。

在越南,如果哪天我不救这个女孩,她很有可能就死了,回来以后我也会自杀的,真的。

正是在黄功吾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小潘金淑幸运地活了下来。

这张照片,以及潘金淑,成为见证美国和越南在60、70年代爆发的那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最有力的证据。

黄功吾和他拍摄的照片

照片拍摄之后,美联社曾经拒绝刊发,理由是潘金淑面对镜头时,正面裸体,当时的主流媒体,是不允许刊登这种照片的。

别说是当时,即使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人在讨论,刊登这张照片之前,要不要给小女孩打上马赛克。

脸书前几年还曾经禁止上传这张照片,后来被众多网友投诉之后,才放开限制。

但当时《纽约时报》的编辑认为,这张照片能发,而且应该发。

这张照片的历史重要性,足以抵消所谓的“正面裸体”带来的发表禁忌,它是历史的见证。

就这样,这张名叫《The Terror of War》(《战争的恐怖》,又叫做《火从天降》、《战火中的女孩》)的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也在其他大大小小的报刊中占领了头条位置。

这个身处烈火之中、赤身裸体、张开双臂、放声大哭的小女孩,激起了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愤怒。

美国国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战浪潮,人们举着印有这张照片的海报在白宫外抗议,要求政府尽快从越南撤军,停止这场战争。

一年之后,美军签订了停战协议《巴黎和平协约》,正式从越南撤出军队。

有人说,这幅照片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确实是有道理的。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很可能比政客套路式的演说要有用得多。

1973年的今天,这幅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同一年,又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这么评价过这张照片:

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这张照片,也是黄功吾职业生涯中的巅峰。越战结束后,他去了洛杉矶定居,继续为美联社供职,一直到今年3月,才正式宣布退休。

外面的战争是结束了,但小潘金淑与烧伤的战争,足足打了一辈子。

虽然她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伤势太严重了。全身75%面积的皮肤都达到三度烧伤,尤其是背部、颈部和手臂。

经过14个月漫长的治疗、前前后后的17次手术,她的皮肤才慢慢开始复原。

整个花季年龄,充斥着潘金淑的,就是浓烈的消毒水味,以及身体上挥之不去的疼痛。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只有到了天堂,我的身上才不会有这么多疤痕和痛苦。

她没法像别的同龄人一样,尽情地玩耍,无忧无虑地奔跑。她的左手,甚至连一个手提袋都无法提起。

她还有经常头痛、记忆力下降的毛病。

潘金淑和妈妈在医院

未受伤前满怀期待的梦想,到了现在,却只能成为空想。

我想学弹钢琴,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个愿望只能是个空想。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像孩子那样爬树。比如我会爬到一棵番石榴树上使劲摇晃,我的小伙伴们就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果实。

但自从我烧伤之后,我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爬树了,我失去了那样的能力。

潘金淑在演讲

身体上的疼痛在折磨她。精神上,潘金淑同样要面临挥之不去的痛苦。

刚开始时,潘金淑压根不想看到这张照片。

当时我心绪非常不安,想要“消失”,甚至想到过死。

一来,东方文化向来比较保守,几乎没有哪一个女孩,愿意看到自己的裸体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

二来,这张照片的场景,潘金淑一点也不想回忆,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太痛苦了,她只想慢慢忘记,而不是铭记在心。

于是,手术结束后,她回到了自己的村庄,选择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安安静静地过上平淡的生活。

可惜,这并不容易。

尽管她很不愿意,但是她还是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反战标志之一。即使到她长大了,依旧被媒体追着不放。

19岁那一年,她在越南考上大学,当上一名医学生。

一名德国记者找到了她。在越南政府官员的安排下,她被迫进行反战宣传。

黄功吾在给潘金淑拍照

这对她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好不容易身上的伤口好了不少,现在又被迫把满身伤痕的自己暴露在大众面前。

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恨生活,恨每个正常的人,因为我不正常。很多次我真的想死,我花整天的时间在图书馆里寻找阅读很多宗教的书,为要找到生活的目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越南总理帮助了这个无助的姑娘,资助她去古巴继续自己的学业。

在古巴,没人认识她,也没人知道她的故事。潘金淑跟其他大学生一样,读书、约会、谈恋爱、完成学业。

以前,她从来不敢奢求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因为她很自卑,她觉得,满身伤痕的自己,很丑。

但是,外表终究只是次要的,每个人都能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她的丈夫,就是自己在古巴的同学,非常照顾她、疼爱她。

潘金淑的结婚照

两个人结婚之后,选择到加拿大定居,还生下了两个儿子,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

经过十几年的内心挣扎,潘金淑也逐渐消除了对这张照片的“敌意”,她选择了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我只为自己仍能活着而感到不可思议。我为自己的遭遇而感恩,它使我的信念和身体更坚强。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那次轰炸或许与其他许多战争惨事一样,早已湮没史海;既然无法逃避,不如把这张照片看作“上天恩赐”,用它为和平做些事。

1994年,潘金淑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和平友好大使;

1997年,她还成立了潘金淑基金会(the Kim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基金会是为战争幸存下来的孩子提供医疗和心理的复健,协助他们度过因为战争所产生的恐慌。

她希望,像她一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能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

我梦想着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和平中,没有对抗,没有敌意。为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能够和平、快乐,让我们一起努力。

当初那个在战火中逃命的姑娘,她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飞翔。

这张照片,同样改变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那就是当时下令投掷汽油弹的美军飞机师约翰·普拉莫(John Plummer)。

当时空战发生时,普拉莫也有个9岁的儿子,看到这张照片之后,他非常不安。

潘金淑的照片在我的心里是不可磨灭的,它困扰着我许多年。我应该为她的受伤负责,是我往她的村庄投掷炸弹的,我的良心在受着煎熬。

回到美国之后,他一直非常懊悔,觉得自己就是个刽子手。普拉莫试图用酒精麻醉自己,老婆孩子也不管了,两段婚姻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娶了第三任妻子之后,他开始跟妻子信了教,当上牧师,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这件事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他渴望能有一天见到当初那个被炸伤的小女孩,亲自对她说一声对不起。

一直到1996年的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集会,普拉莫才终于见到了潘金淑。

这一天距离灾难发生的那天,已经足足24年了。

两个人,一个是受害者,另一个表面上是施害者,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他们早已与自己和解,今天,他们终于也得到了对方的和解。

毕竟,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错。

摄影师黄功吾也厌恶了战争。他一直都与潘金淑保持联系,但是之后几乎不怎么再拍战争了。

我已经厌倦战争了,不想再去了。我希望有一天,照片能够停止战争。

除了战争,他什么都乐意去拍。所以他成了个跟拍明星的记者。

他曾经捕捉到明星希尔顿被勒令重回监狱服刑时,在车上面露痛苦表情的一刻。这张照片,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我很幸运,拍到了她在车子裡哭的照片,在35年前的几乎同一天,我拍摄了小女孩潘金淑,他们说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黄功吾曾经说过,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照片能够停止战争。

他确实做到了。

用一张无声的照片,结束了一场战争,直接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间接影响了两个国家的历史,无数人的生活。

有人会问,拍摄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停止战争,这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不是每张战地摄影作品都能停止战争,但每张照片,都有专属于它的意义。

和平,则是它们传达的共同意义。

今日心情 力量

无声的照片,有时比什么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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