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4年10月21日，3岁女孩欣欣在北京市海淀区农科院小区高2号楼22层的窗户坠落身亡。事发前，该楼栋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窗户的防盗窗刚被拆除不到半个月。出事前，欣欣一家人已经在这里租住了7年。作为毕业留京的外地人，过去十来年欣欣的父母努力工作，投资了多套位于城市边缘的小房产，希望随着时间升值后，能一起在这个他们已经有一些归属感的农科院小区内置换一套房子，在北京真正扎根下来。但一连串不幸和意外，打破了他们多年的计划和努力。
记者｜陈银霞
实习记者｜施雨
编辑｜王珊
从地铁魏公村站出来，往西步行500多米，就是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农科院小区。小区原来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家属楼，地理位置优渥，北边紧邻双安、当代等大型商场，东西挨着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南边不远是北京动物园和国家图书馆。小区内部，一条水泥马路由南向北穿过，将小区分为东西两块。西边是清一色的6层红色板楼，东侧有几栋24层高的塔楼，居民将这几栋楼依次称为高1号楼、高2号楼、高3号楼......这几栋楼最近刚刚相继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外立面刷着崭新的嫩黄色涂料。高3号楼底，还能看到几个戴着红色和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拆除施工时搭建的脚手架。
高2号楼的改造于今年11月中旬完成。张莉一家就住在这栋楼的22层。张莉家不大，80平米左右，客厅两侧各有一个卧室，厨房和厕所挤在门口。11月27日这天，阳光穿过窗户洒在木地板上，照得客厅里的黑色沙发、木质长桌和儿童书架一片金色。阳光抵达不到的客厅后段，堆放着张莉两个女儿的东西，黑色的钢琴、脚踏车、溜冰鞋、滑板、皮球，还有一个硕大的蹦床，直径约2米……整个家里，目之所及都是孩子的用品。
客厅的儿童书架，欣欣常在这玩从2017年大女儿出生开始，张莉就租住在这里。张莉今年41岁，穿着深蓝色的薄毛衣和牛仔裤，留着齐肩短发。她身形纤细，面容憔悴，深陷的眼窝下是厚重的眼袋。她面前，一沓沓A4纸散乱地堆在桌上，旁边的窗台上一盏蜡烛静静地燃烧。那是她为去世的小女儿欣欣点的。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0月21日，3岁的欣欣从22层卧室窗户坠亡。一回忆起那天，张莉就掉泪。她细数着那天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这些天里它们一直在她的脑海里徘徊。
10月21日早上七点，7岁的大女儿起床，姥姥孙萍给她穿衣，姥爷张宏景做饭。张莉是海淀一所知名学校的音乐老师，周一没课，可以晚些去学校，便陪着小女儿在床上躺着。她惦记欣欣的身高，三岁半的她身高约95厘米，其他同学已经冲百，“差好几厘米”。她想约个医院专家，追上其他孩子的身高。七点半左右，她给欣欣穿衣服，期间还接了一个视频，是在深圳工作的丈夫打来的。随后她给欣欣洗漱、喂饭，还讲了两本绘本。
欣欣的英文绘本，很多都没来得及看忙碌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那时，孙萍已经送大孙女上学回来。张莉要去学校备课，出门时，张莉看到母亲有些疲惫，便给欣欣一本绘本，让她自己用点读笔点。欣欣将张莉送到门口，眼神里满是留恋。张莉安慰她：“妈妈上班才能给你买各种吃的呀、用的呀、穿的呀。”欣欣的眼神“可怜巴巴的”，但还是点了点头。张莉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关上了门。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12点15分，张莉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从未听过父亲那样一种语气，“莉莉，天都塌喽，你快回来吧。欣欣掉下去了。”
送医后，欣欣没抢救回来。两位老人十分自责，再没笑容。两人今年都是69岁，头发灰白，但因常年锻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他们来自四川眉山底下的县城，都是乡镇老师，只有张莉一个女儿。2009年之后，孙萍和张宏景先后提前退休，来到北京与女儿一起生活。两个外孙女都是他们一手带大的。
看着父母孤独的背影，张莉不知如何安慰。只有“维权”能让他们暂时打起精神。欣欣是从卧室的窗户掉下去的。张莉告诉本刊，房间的窗户还是初建时的推拉窗，窗户一直锁不上，纱窗也坏了，但好在窗户外面还有房东之前装的防护栏，向外延伸，能置物，也能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但在欣欣坠亡前2周，张莉所在的高2号楼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将他们家三扇窗户外的护栏全部拆除。他们认为，这是造成欣欣坠亡的因素之一。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被粘上胶带和铁块卡住姥爷张宏景告诉本刊，欣欣出事是在中午11点40分至50分之间。那天张莉走后，张宏景搬把凳子，端起一大盆衣服在客厅洗。孙萍前一晚失眠，有些疲劳，在一旁坐着，欣欣一会儿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会儿在书架前玩玩具，跑来跑去。11点多，张宏景去淘米做饭，洗菜切菜。等他扭头回到客厅，妻子孙萍刚从厕所出来，他们发现欣欣不见了。老人的卧房里，窗户大开，靠窗的床下放着欣欣脱下的鞋。“完喽！”带着不详的预感，张宏景冲下楼。楼底的绿化带里，欣欣蜷缩在地上，半人高的冬青被砸出一个窝，嫩枝条折断。
家里到处都是欣欣的痕迹。客厅白墙上，一张汉语拼音表和一张中国地图上，一道弧形粉色丝带围着“3”字形的气球。4月19日，家人刚给她庆祝完3岁生日。一旁角落的大白塑料袋里，全是给欣欣买的英文绘本，得有几十本，很多都还没来得及读。张莉说，欣欣今年九月上幼儿园，国庆节末尾感染支原体肺炎，输了两种药水都不管用，最后换成多西环素，才逐渐好转，原本计划过两天就去上学。欣欣坠落的卧室和客厅的三扇窗户，出事后被透明胶带死死封紧，痛苦和自责被圈禁在这个家里，待一会就让人觉得透不过气。
欣欣三岁生日张莉从2017年就租住在这套房子里。这是张莉毕业以来换的第四个出租屋。200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张莉入职一所大学当音乐老师，后来到了现在成为海淀“七强”之一的中学。两个工作地点离农科院小区都不算远。搬进农科院是为了大女儿，那时她才几个月大。张莉说，他们原来租住的房子，楼底没有任何休闲空间，农科院设施齐全，有“东花园”“西花园”，还有一个“种子库”。东花园有凉亭、滑梯和球场；西花园树木高大，有假山、健身器材，很适合孩子跑动。搬进来前，孙萍就常带大孙女来玩。孙萍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欣欣在小区玩耍的视频，三岁的她玩滑板、轮滑，跳绳一口气能跳30多个。
小区的学区是农科院附小，这是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张莉的大女儿就在这里念书。一位小区居民告诉本刊，不少租客都像张莉一样，为了孩子上学搬到这里。但毕竟是老小区——高2号楼里，粉刷一新的墙壁也掩盖不了设施的衰老，楼道灯光昏黄，不少灯都是坏的，开关摁不动；许多居民家还是带窗的铁门，站在门外能听到里面放电视的声音；电梯常常损坏，两三天才能修好。张莉一家搬进来时，家里的玻璃窗和纱窗就都锁不上。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家具，几把椅子靠背已经破烂，用透明胶带粘着，冰箱也粘着胶带。大女儿的书装成四个白色塑料箱，整齐地码放在地上。唯一买的两件新家具是大女儿的白色书桌和一人高的学习灯。
在一家人传统朴素的认知里，房子是租来的，能凑合就行，“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是想着攒钱买一个大小和位置合适的房子，再好好装修。”扎根北京一直是张莉的梦想。张莉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大学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本科期间，张莉维持着高中的刻苦，毕业前，她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三好学生，并获得了本校保研资格。但她没太犹豫就放弃了——优秀的师兄师姐都考去北京，她也想去北京。2008年研究生毕业，正值经济危机，工作很不好找，多数同学都选择回家进高校。“那会可能有个执念，就想留京。”张莉说，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别人觉得留在北京厉害，她就要留在北京，“应聘岗位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户口。”
鞋架也是用胶带粘的
父母也支持张莉的决定。张莉的父母都是乡镇学校老师，两人均为农村出身，女儿出生后，给予她最好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两人收入并不算多，但有生意头脑，工作之余兼做一些小生意。张宏景毛笔字写得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镇屋前流行挂牌匾，他们嗅到商机，买来木头牌匾，张宏景用金粉写上毛笔字，刷上油漆晾干，拿去镇上卖给批发商。搬进县城后，他们改办辅导班、跑职校招生和卖保险。一到暑假，就能看到张宏景骑着摩托车，带着孙萍在各个村子间穿梭。最高时一个暑假，他们跑招生挣了2万。张莉一二年级时，父母就给她买了电子琴。初三，父母又花一万多给她买了钢琴，“那时几乎没有老师家庭买得起”。
2009年，因操心女儿的婚姻大事，孙萍提前一年退休来到北京。2013年，张宏景也来了，他卖掉老家县城的房子，在昌平区沙河镇以50万首付买下一套房。他们希望这能作为女儿日后换房的根基。房子买在低点，房价蹭蹭上涨。2016年张莉成家后，一家人开启了买房换房的投资计划。2015年，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上涨潮。2016年底，孙萍卖掉沙河的房子，在通州北京市政府附近，首付30%买下一套90余平米的房子。2017年初，小两口凑钱又买了一套。同年，他们听闻海南将要建立自贸区有升值空间，又在海南买入一套50平米的房子。
这些房产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总价值并不算高。孙萍说，他们原先有个“五年计划”，即用5年时间等待房子升值，然后全部卖掉，换成他们心仪的房子。在他们一步步的计划里，那所房子已经有了雏形：最好是在农科院小区。一家人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张苹每天都会去小区里跑步，她也与不少租户交了朋友。小区房价10多万一平，面积80平米左右，总共房款接近1000万。一切还没来得及，悲剧就发生了。
在张莉家采访的几天里，最大的感受是忙碌。张莉大女儿今年7岁，每天放学到家，张莉要陪她练钢琴，还要辅导英语、数学作业。她的卧室门口，张贴着一张时间表，记录着她每天放学时间，以及各时间段的学习任务，精确到分。欣欣还在时，姥姥孙萍会坐在沙发上教欣欣识字，给她讲绘本，“老大3岁就认识了1000多个字”。等到大女儿写语文作业，曾经是语文老师的孙萍则进屋替换张莉。张莉说，2020年丈夫李辉到深圳工作后，照顾两个孩子的事情就落在了她和父母的身上，父亲负责做饭、洗衣方面的家务，母亲照顾孩子，张莉自己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三个人甚至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
这样忙碌的生活，从张莉毕业后就没有停止过。工作后，上课之余她会去其他学校当外聘老师，跑琴行教课，还参加合唱团的项目，一个人打三四份工。直到孩子出生，工作又变忙，她才没去打工——四五年前，学校扩招，她的课程从8节翻到16节，平常还要带合唱团，有时下班到家已经八点左右。最近这两年，她又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期。入职十年，张莉一直停留在一级教师职称（中级职称），这几年正在为高级教师职称准备。女儿出事后，张莉一直后悔，如果自己没去备课，“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来北京与张莉一起生活的父母也一直没有停歇过。来北京第一年，两位老人就奔走于各个辅导机构，孙萍教语文，张宏景教书法。张宏景记得，最早名气没打开时，他最远去过石景山教课，去一趟近2个小时，先坐4号线，再转9号线，下车后坐公交，还要再走一段路。在国家图书馆带班时，他埋下头手把手教学生，多年的颈椎病复发，“不是手麻颈痛，是天晕地转”。
事发的高2号楼这些努力背后，既有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也有现实的生存问题。2020年，女婿李辉到深圳发展。李辉家在江西农村，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体制内做研究员，这份工作他很喜欢，但相对清贫。直到2012年，他才拿到单位限价商品房的资格，在偏僻的东六环有了一套60平的小房子。而他的同学，有的已经年薪百万。去深圳是他作出改变的尝试。2022年，通往深圳和中山的深中大桥正在建设，全家凑钱又在附近买了一套房，他把公积金取出来，贷了款，才付了首付。自此张莉和李辉两人背负着4个房贷，每月3万多元。除此之外，家里的大花销还有大女儿每月七八千元的辅导班费用、一万元的房租。
“外地人来北京，就是来打拼的。”奋斗了一辈子的孙萍说。直到去年房价下跌，被打断生活计划和目标的他们才开始有些气馁。李辉估算，通州的两套房跌幅超过30%。去年秋天，他们挂牌出售，一直到今年秋天才卖出去。售价比原价低几万，几年的利息也打了水漂。出事前一晚，孙萍还劝女儿，“房价跌了就跌了，大家都跌”。
与此同时，李辉单位降薪，每月到手工资大幅下降。孙萍说，女婿今年年初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不得不找他们借钱周转。张莉也取消了大女儿的数学补习班。让她遗憾和自责的是，辅导大女儿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她还没好好陪伴欣欣，“很多孩子3岁就开始学英语，欣欣都没报班”。作为老二，欣欣很少有新衣服，都是捡姐姐的，鞋子也是几十块钱的二手鞋。“孩子脚长太快，品牌的新鞋要三百多，穿几天就穿不下，能省点是一点。”孙萍说。
忙碌、焦虑中的一家人并没有太注意小区改造的事情。仔细回忆起来，孙萍记得，9月中旬，有两位工作人员曾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拆除防盗窗。张莉联系房东，房东担心护栏年久损坏，同意拆除，“她说以后再安新的”。张莉并不情愿，但作为租客，她也没多说什么。那些天，正值欣欣感染支原体肺炎，两位老人每天带她去儿童医院输液，没太注意是哪天拆的。她只记得那几天回家后，屋子、楼道里全是灰尘，味道也有些呛人。10月14日，张莉忽然看到窗外空荡荡的，有些担心，她在居民群里询问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请问，旧的护栏拆掉后，可以安装新的了吗？”没有人回复她。
护栏拆除后张莉在群中询问施工方能否重新安装护栏（受访者供图）出事后，张莉一家从海淀区住建委那里才知道具体的拆除日期：10月8日。李辉查阅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发现，这次农科院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建设单位，将中国农业科学院内高1-高4号楼综合整治项目发包，由江苏中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如今，高2号楼单元门上依然张贴着当时的两张通知，提及项目改造内容：室外墙面粉刷，外立面防盗窗和储物篮拆除，空调室外机规划，屋面防水、室外管线以及道路绿化等设施改造。
这是很多老旧小区改造的基本内容。去年，农科院小区西侧3.5公里外的小南庄小区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北京建筑大学李春青教授团队负责设计了住宅外立面和绿化景观改造设计。“老旧小区，通常指2000年以前由政府、单位出资建设的居住区。”李春青告诉本刊，在城市更新时代和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的双重背景下，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老旧小区改造由零星的点状进行，逐渐转变为全国各地有计划、有步骤的片状推进。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清单，2024年北京计划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新开工300个、完工200个。农科院小区就在其中。
其他楼栋施工现场李春青提到，老旧小区改造目前主要由政府出资，街道或单位统筹，选择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合作。因而，不同小区的改造内容差异较大，包含基础类的结构检测、管道更新等和提升类的加装电梯、社区服务设施补足、风貌景观提升等。高2号楼门口的通知里提到，综合整治项目小组在3月19日至30日对高2号楼开展入户调查。防盗窗和储物篮拆除遵循自愿原则。本刊随机走访了高2号楼不同楼层的五六户居民，其中三户居民家安装有防盗窗。他们告诉本刊，工作人员曾拿着调查表上门，询问是否拆除，并签字。两户选择拆除，在墙面粉刷完毕后，工作人员再次登门，询问是否需要将护栏装回去，一户选择安装，一户放弃。那段时间，不经常在家的张莉一家，不清楚是否有工作人员上门。
事情发生后，李辉请假回家待了一个月。他每天抱着电脑，从早到晚查阅文件、法律条文、群聊信息，他们觉得除了自家看护的问题外，施工方也应当承担责任。他桌上堆着七八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十来份文件。仅《关于我女儿施工现场高坠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法律责任分析》一份文件，就有17页。文件详细阐述了他们认为施工方存在的过失：施工方未告知住户防护栏的具体拆除时间，并进行风险提示；拆除后，施工方并未进行风险防护；10月14日，拆除后，面对家属询问是否可以重装护栏，他们并未回复，贻误了安装时间，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此次改造的施工单位江苏中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依据《住宅设计规范》《高层民用建筑消防管理规定》，高层建筑凸出外墙立面的防盗栏应当拆除。经前期现场公示、居民微信群告知且上门征得住户同意后，施工单位完成防盗栏的拆除。事发之后，包括施工单位在内的各单位认真排查，并向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汇报，配合完成相关调查工作。
农科院小区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林小建律师是张莉和李辉的朋友，曾陪同他们前去报案，并提供法律咨询。林小建告诉本刊，派出所以排除他杀、谋杀为由拒绝受理，但并未考虑重大事故责任和安全生产事故。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告诉本刊，此案中施工方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21年出台的《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 明确规定，“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应区分作业区、危险区和工程相邻影响区，应设置安全警示和引导标志，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江丞华指出，高层护栏的拆除可能导致高坠，这是并未超出一般正常人可理解范围的可预见的风险。施工方虽然征得了业主的同意，且提前在小区业主群中进行了告知，但仍未尽到足以消除施工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家长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看护义务，亦需要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但这不影响施工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
“居民楼的防盗窗、护栏拆除一直属于模糊地带。”李春青说，防盗窗、护栏是以前城市发展的产物，低层用来防盗，高层则有防坠目的，数量庞大。北京市的一则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6月，全市累计整改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的问题4.37万处。中国消防提到，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排查拆改违法违规设置的防盗网、防盗窗、广告牌约880万处。《消防法》规定，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但居民小区护栏的整改尚存法律空白。
出事后卧房的窗户用透明胶布粘住拆除护栏后，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应对措施。北京海淀区茂林居小区曾为全体居民购买家庭财产意外险，通州区云景里小区则免费为居民更换金刚网纱窗，兼顾防盗和孩子误开坠窗。李春青说，若项目资金不足，项目部也可以通过提示方式，提醒居民注意风险。李春青说，因为居民未同意，她当时负责的小南庄小区没有拆除护栏。
如今，路过小区花园，一看到带着孩子的邻居，孙萍会立马扭头离开，“我不好意思见他们，我没有带好孩子。”欣欣去世前，为了增强孩子免疫力，只要没去幼儿园，两位老人每天都会带欣欣出门三次，一次2小时，出去晒太阳和运动。他们照料十分细致，每次出门，萝卜水、山楂水，至少熬两种水带上，再带上勺挖苹果泥喂。
只有谈起出事前的欣欣时，一家人的眼睛才会重新亮起来。欣欣有一张圆嘟嘟的脸，夏天时扎着四个朝天小辫，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每次见到快递员都会喊“臭叔叔”，对方回“臭宝宝”。每次算全家人数，她总会把小时工阿姨算上。她运动天赋很好，十几斤重的轮滑鞋自己穿上，让姥爷扣上卡扣，自己学会。如今，关于欣欣的思念，都寄托在窗台一直燃着的蜡烛上，蜡烛旁边放着一碟玩具和水果。那里面是欣欣喜欢的手串、积木。
（应受访者要求，除林小建、李春青、江丞华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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