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 | 陈独秀的赛先生

陈独秀

“赛先生”是陈独秀对“科学”的另一种称呼，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比“科学”这一本名还具有号召力，是中国科学启蒙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理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状况，就必须理解五四时期的赛先生；而要理解赛先生，就不得不对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陈独秀的科学启蒙思想进行探析。当陈独秀把具有知识专业化特征的中性名词“科学”彻底本土化为具有道德价值意义的先生时，这一拟人化表达就已经形象化地反映出了陈对科学的特殊认识，暗示了科学在中国可能发生的特有形变，并呈现了中国科学启蒙事业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具有的某些特点。

陈独秀把“科学”认识为“赛先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主编《安徽俗话报》时，他就开始撰写一些反对封建迷信、宣传科学常识的文章。“科学”此时在他心目中还只是一些有用的常识性自然知识。直到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以科学与人权（也即民主）为口号，发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科学已从有用的知识一跃而成改造社会文化的武器。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高峰期，陈独秀把科学的地位再次拔高，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再次宣告自己对科学与民主的拥护。不过这一次，他把科学与民主直接尊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并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陈独秀 1993，卷一，页443）

据笔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青年》1至9卷的统计来看，涉及陈独秀论述、谈及科学的文章超过30多篇，远远超过该杂志其他作者对此的相关论述。这些文章从不同层面勾勒出了陈独秀所塑造的赛先生形象。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陈独秀 1993，卷一，页134） 陈独秀一开始认定的科学显然就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它是作为想象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后来，差不多在《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媒介时，陈进一步把科学作了广狭二义的区分，“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那研究自然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 （陈独秀 1993，卷二，页123） 当他将科学方法视为点石成金之术，主张只要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所得的知识都是科学时，陈独秀主要是为了给社会科学更大的关注和推崇，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利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来服务于自己改造社会思想之目的。当然，在他心目中还要强调的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 （陈独秀 1993，卷二，页364）

但是，科学方法又是什么呢？这是陈独秀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关键，而且也是他如此看重科学的关键。因为吸引陈独秀的显然不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所特有的方法以及可资阐发利用的精神价值。受当时西方实证主义潮流的影响，陈独秀尤认为科学方法主要就是实证法和归纳法。他十分推崇孔德将人类的进化发展划分为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和科学实证时代，并认为科学实证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精神。” （陈独 秀 1993，卷一，页325） 在这里，陈独秀的实证法也就是实验的方法，与此相应的是他对归纳法格外重视。他认为演绎法和归纳法虽然应当“互为应用”，但是“近代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 （陈独秀 1993，卷二，页364）

陈独秀对科学是什么并没有多费笔墨。事实上，即使标榜自己为赛先生拥护者的《新青年》也没有传播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相关文章所占份量和数量也不大。这与陈独秀对科学的理解是有关系的。他在对科学作了简单的定义，并强调其方法的重要性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对赛先生进行社会文化的利用。这也是陈独秀科学启蒙思想中最重要的、也是论述最多的内容。在他笔下，对迷信的批判，对社会的改造，伦理的觉悟，文化的革新，都离不开这位赛先生。陈独秀几乎把所有社会文化的变革都放在了赛先生（与德先生）肩上，“他是如此热衷于描绘科学的力量，以至于几乎没有表述其科学崇拜的哲学基础的著述。” （郭颖颐 1998，页54）

陈独秀的赛先生虽然身体单薄、面貌模糊，但他却在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凸现了自己，爆发了能力量。换言之，陈独秀对科学的认识虽不全面，但他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对科学的无限效能却始终充满信心。

作为批判工具的赛先生。陈独秀如此推崇科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所具有天然的批判力量和理性精神。再也没有比科学更好的武器，可以直接被陈独秀用来挑战旧的宗教、反对封建迷信了。陈独秀正是借助于赛先生，向封建礼教和愚昧迷信发动了摧枯拉朽似的攻击。“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象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 （陈独秀 1993，卷一，页386） 可以发现，陈独秀的赛先生在很多时候是作为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和旧艺术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出现方式明显地表现了赛先生的批判性特点。陈独秀“把科学看作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他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但他更把它看作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靠在科学权威之上大声宣称物质原子是唯一的最终实体，他便迅速地不但铲除了‘礼教’，而且铲除了神秘主义的佛教、道教的全部基础。” （郭颖颐 1998，页52）

方法万能的赛先生。陈独秀的科学观里包含有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具有的科学方法万能的论调。具体而言，陈独秀认为科学方法几乎就是实证法和归纳法，用之于研究自然就是自然科学，用之于研究社会就是社会科学。不唯如此，所有的学问都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检验，“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 （陈独秀 1993，卷二，页123-124） “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陈独秀 1993，卷一，页135） 按照这样的思路理解，陈独秀的科学方法无所不能、无处不用，最后所有的知识文化也就都是科学了。显然，这一思路的重点就是科学方法万能论，科学成了唯一的学问，赛先生变成了新的宗教——而这似乎也正是陈独秀所欲提倡的。“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 （陈独秀 1993，卷一，页397） 用科学代替宗教，或者让科学成为新的宗教，陈独秀的赛先生成了赛菩萨。

支配人生的赛先生。在1923年的科玄之战中，针对科学派与玄学派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一核心问题，陈独秀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对双方都作了攻击，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陈独秀那里，自然科学是科学，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所以仍然是科学。“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学。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 （陈独秀 1993，卷二，页364） 在确立了这一逻辑线路之后，他就可以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人生观问题，而又没有脱离赛先生的效力范围。应当承认，陈的物质一元论解释，不但在主观方面揭示了人生观无不与科学有关，而且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都加以了科学地解释，堵住了玄学鬼的退路，证明了科学权威的万能 （陈独秀 1993，卷二，页573） 。但遗憾的是，他的解释本身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科学，因为这种解释“完全否定了除社会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一切因素对人生观作用，从而完全偏离了科学。” （任元彪 1997，页490） 所以，陈独秀的赛先生不仅能关涉、影响和引导人生观，更能决定性支配人生。

作为社会进化动力的赛先生。“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陈独秀以德国为例，指出“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陈独秀 1993，卷一，页134） 一句话就道出了科学促动物质进步，继而引发精神文化变革的因果关联。既然“人类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须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那么“只有科学能够增强物质文明。” （陈独秀 1993，卷二，页663） 面对一战后国内兴起的反科学思潮，陈独秀认为现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侵略和掠夺“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相反，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只有全世界普遍地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世界普遍地享受物质文明方能救济。” （陈独秀 1993，卷二，页664） “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路可以用它打仗，也可以运粮拯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 （陈独秀 1993，卷二，页665）

救国救民的赛先生。陈独秀的赛先生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功能和力量，都可归结到最后的现实目标——救国救民、利用厚生。如果赛先生在陈独秀眼里没有救国救民的作用，那它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先生；只能是众多文化的一种，而不能是一种新的宗教。“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 1993，卷一，页135） 陈独秀在《新青年》首卷首期的开篇之作中就这样明确地定下了传播科学、争取人权的目标。在他看来，中国需要赛先生简直是毋庸置疑的，“士不知科学，故袭击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惘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 （陈独秀 1993，卷一，页135） 正是面对中国科学传统的缺乏和严峻的现实，陈独秀在欧洲的历史中才最终发现这样的道理，“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留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陈独秀 1993，卷一，页443） 救国救民，救道救德，这正是陈独秀为赛先生赋予的最沉重也是最急迫的使命。

赛先生的出现是中国科学启蒙运动进入到20世纪初的必然现象。通过早期传士对科学的介绍，洋务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及后来维新人士对科学的阐发，科学在20世纪初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进入到中国社会。严复早就深刻地指出，西学之长并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也不在于汽机兵械，甚至不在于天算格致，而在于学术上“黜伪崇真”的科学精神和政治上“屈私为公”的民主平等原则。这其实也就是陈独秀后来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先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青年》创刊的同一年的早些时候，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学生在美国创办了《科学》杂志，它的发刊词上也赫然写着“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等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 （《科学》1915） 这里的“民权”与“学术”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相互辉映的大旗的最初形式。” （任定成 1991，页22） 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前人和同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和张扬，陈独秀才可以把明确地、信心十足地提出这两大口号，并它作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基础，从而凝聚起大众知识分子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参与。

赛先生是中国科学启蒙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陈独秀的赛先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绝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认识。他们大力宣传的科学“固然包含着对科学知识、科学研究以及物质文明的提倡，但更主要的是提倡科学精神，而且主要集中在对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怀疑批判精神的弘扬上。” （胡旭华、邱若宏 2000） 如果从完整意义上的科学 （注： 一般认为，科学有五个层面，分别为：关于现象及其解释的科学，体现为器物和技术的科学，作为内部社会建制的科学，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后果中的科学，作为精神的科学。参见任定成主编的《科学人文读本》弁言，北京大学2004年出版。 ） 视角来审视陈的科学启蒙活动，不难发现他在让中国人接受船坚炮利和科学理论背后更具价值性意义，因而在文化冲突中可能更为根本的科学本质观念的同时，却相对忽略了科学的理论知识体系本身、科学的社会应用、科学的社会建制等其他层面。所以，陈独秀的“‘科学’除了用来和迷信对立外，主要用来表示物质、进步、伦理建设等含义……‘民主’和‘科学’只不过是现代常识和个人独立的代名词而已。” （金观涛、刘青峰 199 9） 这也使得赛先生批判火力十足，建设力量却相对薄弱，其结果便是在批判传统文化方面声势浩大，在建设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方面却功效寥寥。

陈独秀的赛先生是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形式。所谓唯科学主义，要而言之，就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 （郭颖颐 1998，页1） 陈独秀的赛先生不但可以自由进入任何知识领域，而且由于其方法的万能，还把一切知识、信仰和文化都科学化了；更重要的是，陈独秀试图让他的赛先生赶跑一切非科学的东西，整个世界无不由科学来支配。这样做的时候，他一方面对“科学”概念的使用太过严格，因为人类的知识文化还有很多形式毕竟不是科学能够替代的；另一方面他对“科学”的承认又太过轻松，因为他以为只要运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那么一切研究的对象和结果（无论是否有结果）都可归为科学的范围。所以，单单靠陈独秀的赛先生，并不能完成科学启蒙的任务；因为这种唯科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正好偏离了科学的内在本义。

但是，陈独秀对赛先生的推崇和张扬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首先，它使科学从精英群体走向知识大众，使得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威望无以复加。由于严复对西学（科学）的传播受其宣传意旨和使用语言的局限，只能是一种对启蒙者的启蒙；而《科学》杂志由于太过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自然科学专家圈类的读物。他们的科学启蒙还没有在整个社会引起震荡。相较而言，正是陈独秀把科学变成了赛先生，使它成了一个时代最为流行的词语。赛先生包含的科学内容虽然不多，它却引发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阶层对科学的广泛关注，使科学观念深入人心，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其次，陈独秀对赛先生的社会文化之利用，起到了批判传统、反对愚昧的最大功效。这可以说是陈独秀在中国科学启蒙运动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也只有他才把科学利用得如此游刃有余。一切封建迷信、传统伦理、愚昧无知都在他的赛先生面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后，陈独秀的赛先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含义，这对于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缺乏科学氛围的社会而言，尤为重要。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欧战的影响以及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兴起，国内也出现了反科学的言论。陈独秀的赛先生直接与此对抗，是一种进步的文化现象。陈公开批判泰戈尔在华反对科学的演讲，他正确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科学太发达了，而正是科学太不发达，物质文明太过落后，才造成了当日之被动。陈的观点无疑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

陈独秀是赛先生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但却不是科学“先生化”的第一人。科学在近代中国一直就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担当了本来不该担当的许多任务。只不过这种情形在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才有了陈独秀为科学正式定名为赛先生的做法；当陈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把赛先生拔高到了一种更加远离和偏离科学含义的地步，所以，他既是中国科学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唯科学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员。赛先生的出现不仅仅是科学在中国又多了一个称呼，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陈独秀对科学的独特认识。而且，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把科学奉为“赛先生”，既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和表达，更深刻地影响着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人们关于科学的认识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