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伍国，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全文有所删节。
在我六岁的时候，即1980年，举家搬迁到了邻省的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地方。我们租了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租金，倒应该是公家给出的。
此前，我们生活要简单很多，因为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周围一起玩的都是我母亲的同事，也就是其他老师的孩子。但是，这个陌生城市的城郊结合部，不仅对我，就是对我的父母，大概也是一片新奇的天地。
在八十年代初，按照定额可以享受到国营奶牛场的牛奶。取牛奶有一张卡，取一次，在那天的小格子里盖个红戳。那时牛奶是要烧开的，受热以后，油脂在牛奶面上形成薄薄一层，香气扑鼻。如果不小心烧过头了溢出来，会燃起来，味道也很难闻。偶尔领到的牛奶是坏的，煮了以后变得像豆腐一样。
我不算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在保留至今的全部小学成绩册上，每个学期班主任都对我有一些按捺不住的批评。有一次，班主任希望我“争取做一个好学生”。
1982年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一角，摄影：秋山亮二
我一直喜欢看回忆童年的电影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电影，比如《城南旧事》，我看过很多遍，一直觉得是中国电影中最好的之一，结论就是成人的世界会把一个孩子彻底弄糊涂：他为什么这样，她为什么那样？那个被木匠抛弃的女人，未尝不像《城南旧事》里的那个“秀贞” ……
的确，真实的故事常常比电影和小说更有趣。
小时候比邻而居的还有一户大家庭，共有九个孩子。有九个孩子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和最小的孩子一家居住在小院子里。他们家在1980年拥有一部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可以想像，厄运从此降临，每天晚上都要开门迎客，还要准备好椅子凳子。他们家里有一对太师椅，原本就是为二老准备的，但现在经常被不懂事的邻家小孩无理强占（我怀疑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即使小孩被赶走了，邻家老人也会占，占就占吧，可有的老人坐不了多久就开始打盹。其实当时有居委会的公共电视可看，是24英寸的。
但是比较熟悉的邻居还是喜欢去这对老夫妇的家里，现在想来，他们真是太厚道了太有修养了，除了生病的时候以外，不曾拒绝一个人，更没有负气把电视机给卖了。
人们怀念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怀念什么呢? 至少在九十年代初，北京还在使用粮票。我的童年虽然没有饿过肚子，但也记得豆腐票，肉票。那时电影票大概是一毛或两毛一张，但为了看《少林寺》，有人愿意出十块买退票。人心强烈的欲望和对精神愉悦的强烈追求，常常会冲破现实的束缚。
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学校和父母已经开始知道，单肩书包不利于儿童发育，要背双肩书包，所以大家都开始背着双肩书包。但到了中学，都觉得双肩书包太儿童化，又换成单肩帆布包，斜挎着。想业余学点什么，可以去少年宫。我父亲一度认为我可以学打乒乓球，在某次可以开放报名的时候，带我去报名，结果发现要求带着户口。我们没带，只能回来了。但接着也没再去了。好像一直糊里糊涂，没有现在那样急促和焦虑吧。
两节课间，会听到熟悉的音乐，然后是高亢清脆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我常在琢磨怎么才是正确的断句：“使受” 是一个词吗？“第一节…”说的到底是什么“穴位”，我从来没有听懂过。
在小学时代，清明节扫墓算是一次难得的郊游。自然，礼毕之后就各自拿出食物，开始野餐。食物自然都是父母提前准备好的面包，花生，煮鸡蛋之类。只有一次，我的小学另外组织了野炊，是要自己分组搭灶，生火做饭的。这个很考验人。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从一个邻居大姐姐那里第一次听到罗大佑的《童年》。还有一个渠道是当时电视上成方圆弹着吉他唱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又过了一些年才知道，我们听到的《童年》和原版比起来已经做了删减，就因为原版里有一句：“隔壁班的女生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对岸的流行音乐，对内地的文化影响之深远，我觉得还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系统性的重视。
罗大佑
大学的时候，我的同桌女生去看周华健演唱会，嘉宾是苏芮。她激动地说，她在苏芮离场的时候，疯狂大叫苏芮的名字，苏芮听到以后还朝她（或者就是她的方向）挥手。每一代人都是不同的，她的女儿现在恐怕不可能在乎谁是苏芮，就像周华健的孩子也追周杰伦。
不过也要承认，87版《红楼梦》里的歌曲之美，无人能够企及，有人感慨说，王立平就是曹雪芹转世，我也深以为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带动起来的“红楼梦热”是我初中时代记忆的一大亮点。出演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的那几个演员完美的组合和对故事的再现，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
八十年代的歌都在“磁带”里。2019年夏天，我回到国内，见到一位17岁的表侄女，大家翻看家庭的旧相簿，其中有一张老照片上有一台录音机。零零后的表侄女困惑地问——这是什么？
在八十年代，外来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开始逐渐渗入日常生活。我对《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等电影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忆，也许看过，但谈不上什么影响，对小说《红岩》的模糊印象始终停留在幼年时读的小人书，那时还一直把《挺进报》说成“挺情报”。
真正有影响的，其实是从《少林寺》开始，到《霍元甲》，再到各种香港电影的录像，影碟，对岸歌曲这样一样可以存在但其实并非主流的东西。
很多那时的小孩是在看了《少林寺》以后离家出走去学功夫的，也许他们现在已经羞于向自己的孩子提及了。
存在于我记忆中最早的电影是1982年的《少林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而是当时的气氛。去看的那个傍晚，电影院的广场上似乎是一片人群，等退票的和票贩子。大人说，票贩子把票卖到了惊人的十块钱一张。那时不到10岁，但是电影的情节记得不少，特别是和尚们双臂平举提水桶，和烤狗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看到最后，记得了一句文绉绉，不过很好听的“汝今能持否”？后来又有了一系列的武打电影，《武当》，《少林俗家弟子》，《少林小子》，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傍晚，全家人去看的《少林寺》，以及电影院前黑压压的人群。
那时每年的儿童节，小学会组织看儿童电影，以至于我一直怀疑，中国的儿童电影是不是每年拍一部，专门在儿童节放。全校学生进了电影院，吵成一团，黑暗中，电影院的人用手电光警告我们。从此，我觉得用手电光（须是比家用的更长的那种执勤专用手电）晃人是件非常权威，令人仰慕的事情。我记得像这样看过的电影有《红象》，《闪光的彩球》，《飞来的仙鹤》。其中，我最喜欢《飞来的仙鹤》，因为电影里的东北平原和大平原上的仙鹤给了我很大的想象空间。我回到家，模仿电影剧本的写法，把记忆中的《飞来的仙鹤》写了一遍。
初中的时候，我尝试自己写电视剧本，当然写得极为稚嫩。我很严肃地多次使用的“定格”这个术语让我父亲笑了很久。事实上，我在九岁，读四年级的时候，就在本地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作文，得到了四块钱的稿费。我父亲用这钱，或许是其中的部分，郑重地买了一只钢笔给我作纪念。六年级时，一篇我也觉得写得更好的作文被天津的《小学生作文》刊载。这篇作文看起来很像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写了我和家里的一只猫的故事，但其实是我编造的，我家并没有猫。
当然，最优秀和难忘的电影还是《城南旧事》。记得当时有一个电影院，开辟有一个小厅，专门放各种国外经典电影，唯一记得的是《仲夏夜之梦》，不过我确实看不懂。
到了初中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我放学以后经常在电影院里消磨一些时间，我的学习并不算好，也完全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这样莫名其妙地看了很多属于并非少儿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电影叫《绝响》，是一个老音乐人的故事，特别舒缓，沉郁，而且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有韵味的广东地方特色。还有一部电影叫《怪圈》，我想可能我当时碰上什么就乱看什么，其实这部电影是描述几个中年女人的生活和心态，不过我居然也看完了。还有一部电影叫《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讲述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见义勇为的人，被小偷杀死了，他的灵魂回去一个个地采访和拷问当时不对他施救的冷漠的乘客。现在，我想，这样主题的电影恐怕再也没有人能拍得出来了。
有一些电影是全家人在晚饭以后，一起去电影院看，看完慢慢走回家。假如是大白天，电影结束了，从黑暗的电影院里突然走回到光天化日之下，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后来也知道有《晚钟》和《一个和八个》等很难看懂的电影。几年前，在香港闲逛，看到有《晚钟》和《一个和八个》的DVD, 就买了，不过即使再看，仍然觉得比较晦涩，顺带想起那时的导演可以何等豪气干云——“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那次还顺便买了许鞍华导演，张曼玉主演的《客途秋恨》，这部电影对许鞍华来说带自传性质。
对八十年代很红的一些日本电影，并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没有看过。不过，我记得苏联电影《红帆船》和《机组乘务员》。《机组乘务员》很有意思，因为它表现每个客机乘务员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印度和巴基斯坦电影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情节夸张，而且，动不动就唱歌。
学校似乎组织看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我觉得这两部电影都很精彩，不过并不知道演皇帝是梁家辉，而且梁家辉还因《火烧圆明园》获奖，一炮而红，又因为这部电影被封杀，沦落到一度摆地摊为生。
七零后应该是伴随着电视文化成长的一代。从《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到《蓝精灵》，还有电视里的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广告歌“燕舞，燕舞！” 还有进口电器的“日立牌是Hitachi!” 或者“Toshiba Toshiba 大家的东芝！”
记得《大侠霍元甲》开播的那天，全城的小孩都等在电视机前。电视台那晚不知发了什么神经，迟迟不放。我父母认为，因为电视台不想让小孩看，所以想尽量拖到十点以后，那时多数小学生都睡觉了。可小学生不干，再晚也要死等，父母们气得大骂电视台。最后，我们等到半夜，才看到了第一集。霍元甲，陈真，独臂老人，“万里长城永不倒”，“迷踪拳” ，这一切实在是太牛了。我敢肯定，这部连续剧及后续的《陈真》的冲击，比《少林寺》还要大。
于是就在霍元甲，陈真，霍东阁的故事里，一部一部地进入到武侠，情感和民Z主义交织的世界里。多年以后，在周星驰的《功夫》里看到陈真当年的扮演者梁小龙，就是那个秃顶的火云邪神，简直目瞪口呆，直叹岁月是杀猪刀。
然后就是那个传奇一般的，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我不是金庸迷，不多评论，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这类英雄人物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替代了传统的英雄。他们更有趣，更有生活，更接地气。
那时还看录像，记得录像厅里的录像除了琼瑶的《聚散两依依》，《却上心头》之类，就是《白发魔女》，我也一一看过，而且不止一遍。很多年后，我已经中年，见到父母的一位朋友，他还提到这件事，说当年看见我总去录像厅看录像，暗自对我的未来深表忧虑。
很多年以后，在2020年，一个高中好友告诉我，他当年阅读并收藏了几乎全部的《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丛书里的著作。尽管读得似懂非懂，但是对于一个八十年代末期的，假如不出意外，几乎终日上课和考试的高中生来说，这两套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
我甚至觉得，不论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的岁月里如何转换人生轨迹，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尝试，失败与成功，这两套丛书都在最初出发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他的冷静观察和批判分析的精神底色。
为这两套丛书从事编辑，译述，著述的学者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时之选，或许他们有自己计划中特定的读者群，而且必定有自己即时的交流伙伴，精神知音，但是高质量的书籍的命运往往是这样：它们一旦脱离了出版者，就如同一粒粒种子到处播撒，也许死掉，也许蒙尘，但一旦到了一个有心的少年手里，被逐一读过，即便不能立即读懂，其间蕴含的力度和价值，提出的问题也会一直在那里，就像种子总有发芽的一天。
《走向未来》丛书
这可能超越编者的想象，但可以说是一个文本的曲折和秘密的接受史。
谁会想到，这些书会因为家人的工作原因，从印刷厂不经过书店就流入一个高中生之手，而且让他永志不忘呢？不久前，这位同学最近在工作之余，把自己记忆中对两套丛书的记忆详细地写了下来，还恍如隔世地去分析编委会的名单。
到今天，我甚至觉得，对一个人真正有影响的书，可能都是——或者都应该是——在十八岁以前就看过了的。那时没有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找资料”，仅仅是因为某种隐秘的好奇和冲动。
其实，高中时代我并不知道他私下在读着这些书，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只觉得我们算志同道合，比较投缘，一起办过文学社，一起油印过刊物，一起分享彼此的杂感，然后把这些略显幼稚的杂感，散文，诗歌印出来，在校园里散发。
我自己也没有读过这些高端的书，除了各类当代小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刘震云的《新兵连》和李昂的《杀夫》）和与近现代史有关的书。读初中时甚至斗胆买过一本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著作《现代政治分析》，当然，我完全不可能看懂。直到几十年后，我回到国内的老屋里，发现这本书还在书架上，我翻开来读，发现自己似乎读懂了。
然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读金庸的小说，不喜欢金庸，也很固执地不相信金庸的作品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读王朔。而最早，也可以说隐秘的读王朔的经验是在1987年，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读到《顽主》，一是小说让我笑了很多次，二是我第一次发现，世界上竟然会有一群这样无聊的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