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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卓著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被誉为苏联红军的“军神”。有人说,要不是他的高超谋略和果断指挥,苏联卫国战争史或许要重写。二战后,朱可夫先后担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长等职。然而,这么一个功勋卓越的苏联“军神”,在和平时期却是宦海沉浮,迅速登上政治巅峰,又突然从最高权力中心跌落到谷底,以致晚景凄凉,死后只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上留下一个小格子。
那么,走上政治巅峰的朱可夫为何突然跌落谷底?赫鲁晓夫的上台与朱可夫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赫鲁晓夫对这位辅助自己上位的恩人为何以怨报德?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苏联名帅朱可夫被罢免之谜
朱可夫
1957年10月27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由马利诺夫斯基继任。消息采用小号字体,登在第六版的最后,因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1月3日,还是《真理报》,这一次在第一版的首要位置,再次提到解除朱可夫的职务,还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这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震惊。
朱可夫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二战期间,他率领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浴血苦战,屡建奇功。他曾六次获得“列宁勋章”、四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除他之外,在苏联没有任何人获此殊荣。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国防部长,怎么突然被解职了呢?
苏联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为朱可夫列举的“罪状”有这样几条:1,破坏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2,在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3,党性不纯,没有正确地理解对他的功绩的高度评价;4,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和领导国防部的工作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这场突变,无疑是朱可夫个人的重大悲剧。从此以后,他赋闲在家,再没有被起用担任任何职务。凄凉的晚年,伴随着巨大的战功,把他送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1953年3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的莫洛托夫、以及苏共十九大被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等人都想上台执政。
但由于斯大林在世时树立了个人权威制,任何人不经他允许,不能插手其他部门的工作,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权力机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克格勃就被贝利亚垄断。贝利亚可以随时调动克格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要是想搞掉马林科夫等人并不难。为了夺权,赫鲁晓夫决定动用军队先搞掉贝利亚。此时,他想到了早在战前,在他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时就已熟识的朱可夫,朱可夫这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是布尔加宁。
实际上,朱可夫与贝利亚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有矛盾。当时,贝利亚怕朱可夫威胁到自己,将朱可夫列入了一个“军人阴谋集团”。但斯大林并没同意打倒朱可夫,他对贝利亚说:“你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了。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斯大林这句话救了朱可夫,但从此朱可夫就与贝利亚结下了仇。
于是,赫鲁晓夫给朱可夫打电话说:“中央主席团会议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你带上几位可靠的人,时刻准备行动。”1953年6月底的一天,中央主席团会议顺利召开,一切都按赫鲁晓夫的设计顺利进行,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贝利亚被逮捕。赫鲁晓夫利用军队,顺利地取得了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苏联军队则首次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步入政坛。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朱可夫顺势异军突起。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
在1956年的苏联二十大上,朱可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在拿下贝利亚后,围绕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苏联国内政局混乱,并诱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反苏事件,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人渐渐占了上风。他们频频密谋,准备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1957年6月上旬,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莫洛托夫等人在内的高层人士趁赫鲁晓夫率团出访芬兰之机,制订了一个完整的“逼宫”计划。赫鲁晓夫出访一回来,就被告知要召开一个主席团会议,内容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可是,刚一坐下,马林科夫却率先开炮,批评赫鲁晓夫的内政外交政策。紧接着,其他几位也纷纷出击,全盘否定赫鲁晓夫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攻击赫鲁晓夫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独断专行。当马林科夫等人提出罢免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进行表决时,赫鲁晓夫抗议:“中央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这个权力!”
就在斗争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朱可夫走了进来。他对与会的主席团委员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前一个小时,马林科夫找我谈话,他要拉拢我!要我站在他那边!”听到这话,会议室顿时哑场了。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见势不妙,只得宣布休会。就这样,马林科夫等人试图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计划遭遇挫折。
在朱可夫的帮助下,1957年6月22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最终给马林科夫集团每人戴上一顶“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在赫鲁晓夫论功行赏的名单中,朱可夫自然排在首位。他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升迁:从候补主席团委员,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从而进入了苏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圈。朱可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登上了顶峰,往往意味着下降的开始。可是,像朱可夫这样,从顶峰到谷底仅短短一百多天的,也并不多见。命运跟这位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苏联元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离开莫斯科,先乘飞机去黑海边的塞瓦斯托波尔港,然后,从那里坐苏联巡洋舰“古比雪夫号”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正式访问。
朱可夫一动身,赫鲁晓夫马上中断了在克里米亚的休养,返回莫斯科。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基辅军区。在那里,赫鲁晓夫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向军人们暗示他准备罢免朱可夫。稳定了军队后,赫鲁晓夫从军区回到莫斯科,在1957年10月19日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然后,迅速在各军区、舰队,及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传达。这一《决议》是冲着朱可夫来的。
1957年10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准备在3天以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加强苏联陆、海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接到通知的人都明白,这是准备罢免朱可夫。10月26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后来的苏共中央全会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赫鲁晓夫发言称:“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最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免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28—29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十月全会”。赫鲁晓夫在全会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据称,当发言者攻击朱可夫攻击得不够“全面”,或者有一些话“模棱两可”时,赫鲁晓夫便会主动出来“帮助帮助”,作一些必要的补充或者纠正。
朱可夫在全会上,除念了一篇简短的“检查”以外,没有对大家的指控作任何辩解。战斗结束,硝烟散尽,他才搞清楚谁是战斗的发起人和指挥者。看来,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并没能弥补老元帅政治上的稚嫩。
那么,赫鲁晓夫为何突然对自己的恩人朱可夫下手呢?
关于朱可夫突然下台之谜,有人说朱可夫功高盖主,不识时务,而被赫鲁晓夫所猜疑和顾忌!但事实上,赫鲁晓夫之所以要解除朱可夫的职务,是因为两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赫鲁晓夫以改革者自居,军队的改革是他全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朱可夫却死守军队,不允许赫鲁晓夫插手,两人势成水火。另外,朱可夫曾动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巩固政权,这无疑是他的功劳。但是在战胜了对手后,赫鲁晓夫也开始对威望日增、权倾一方的朱可夫感到恐惧。这正是他要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的根本原因。
据说,罢免朱可夫不久,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国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经谈到:“朱可夫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的智慧就不够了。他就曾经想搞冒险行动,要成为专权者。”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像躲过了一场灾难般煞有介事地告诉各国领导人:“他现在已经去钓鱼和捕蝴蝶去了。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了。”
另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认为,一举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所谓“反党集团”之后,朱可夫“取得了很大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成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
朱可夫的另一个罪状是,在没有得到中央主席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成立了一所敌后袭击特种学校,并招收了2000多名学员,这所学校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对此,赫鲁晓夫表示:“敌后破坏,鬼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鬼知道他们会实施什么样的破坏行动。”言下之意是,朱可夫可能利用这个特种学校来搞军事政变。
后来,朱可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承认,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成立这一学校是个错误,但他否认是在秘密情况下建立这一学校的。因为他曾先后两次就此问题向赫鲁晓夫做过汇报,但赫鲁晓夫却不承认。由于没有旁证,朱可夫显然陷入了被动。另外,朱可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我的命令,谁也无权动用军队的一兵一卒。”他此言明显是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苏联中央的领导之上,也难怪赫鲁晓夫非常不满。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朱可夫写作《回忆与思考》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出版社的编辑曾帮他筹备出版事宜。时间一长,彼此之间熟悉了,谈话也就随便了。有一次,安娜问过朱可夫:“赫鲁晓夫为什么免去您的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当赫鲁晓夫受到威胁时,我用军队支持他。那时,他真诚地感谢我。但同时又想:如果朱可夫想代替他该怎么办?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为总统,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我也想当国家元首。这简直是胡思乱想。我是军人,军队是我的直接职责。我从来没有想过取得国家权力。”“当然,我像任何人一样,在工作中犯过错误,也有缺点,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在苏军中设立政治部。党的命令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法律。”
如果这段对话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事隔十多年后,朱可夫不仅对这个事件仍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长久的反思之后,对于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也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断。用俗话来说,跟斗虽然摔了,还摔得不轻,但毕竟捡了个明白。
当然,应该看到,朱可夫的推断似乎比较简单,而事件本身可能并不简单。许多人对此做出过许多种推断。我国前驻苏联大使刘晓在自己的《出使八年》一书中谈到: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机场迎送苏联议会代表团访华返回莫斯科,米高扬在机场就不久以前罢免朱可夫一事,向他作了通报和“权威性的解释”。米高扬是这样说的:“苏共中央要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军队中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朱可夫拒不执行中央这个方针,坚持军队首长制,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要建立朱可夫的个人领导。”“朱可夫现在还没有追求军队以外的其它目的,虽然他没有这样做,但必须防止。”
与赫鲁晓夫随心所欲的讲话相比,米高扬的解释似乎要严谨得多。至于真情到底如何,恐怕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心里都有数,只是不会从嘴里说出来罢了。
从苏联最高权利中心到突然下台这场突变,无疑是朱可夫个人的重大悲剧。从此以后,他赋闲在家。即使1964年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后,朱可夫也没有被起用,他的晚年在凄凉中度过。
在生命的最后9年里,朱可夫饱受病魔摧残。更令他痛苦的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疏远、乃至背叛了他。只有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位元帅冒着风险与他保持着友谊。也就在这时,朱可夫认识了比他小30岁的加林娜,并与之结为夫妇。在朱可夫60岁那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其间,朱可夫花了极大心思写出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却被禁止出版。他到处求人,也只是徒劳。一气之下,朱可夫中风了。
1974年7月18日,苏联一代名帅朱可夫溘然长逝,享年78岁。这位在卫国战争中屡建奇功的老帅,葬礼却冷冷清清,没有一位领导人出场。
朱可夫元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被平反,不仅如此,继勃列日涅夫之后执政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历届领导人都没给朱可夫平反。直到1995年5月,俄罗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朱可夫的名誉才被彻底恢复,他的大型青铜塑像被竖立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马涅什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