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能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价值。
童书妈妈，就是去寻找这样一群人，提供给每个人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仅此而已。
有一天，童书妈妈会没有了，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还要生活下去，成长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做领导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怎样做领导，也不懂得如何管理。
可是，比较奇怪的是，好像只要业务做得好，就会被升职做领导——这，似乎成为了惯例。
我进入媒体行业，是从实习记者开始的。
从大学毕业，想做一个记者，我被憋了两年；从十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未来要做一个记者，我则是被憋了十四年。
然后，我一个月转正做记者，三个月做编辑，半年后，25岁，我做了编辑部主任。
几年后，我离开内地，前往广州，从头开始——前往《新周刊》报到的第一天，有位前来的访客，竟然以为我是新周刊的主编封新城封总——其实，封总整整比我大了一轮。
入《新周刊》不久，我就越权对封总说：“某某不适合在新周刊，应该开掉。”后来，那个同事真的被劝退了。
两年之后，我想离开《新周刊》。封总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说：“如果你还想做媒体的话，就得有独立操作一个媒体的经验；现在，有一个报业集团的刊物在找一个主编，我推荐你去；不要管对方给多少钱，不要怕空降过去有多少困难。”
于是，我就空降到了另一个城市的一个刊物，去做改版的执行主编——在历经了种种困难之后，我基本上是铩羽而归。
正如封总所料，从我回到广州的那一天开始，就陆续有人请我当主编——29岁的时候，我在南方报业集团参与创刊了一本新的刊物，担任了执行主编。
六年之后，我离开了南方报业，来到北京开始创业。有一笔投资，我负责创立一个数字出版的公司，也签下了刘慈欣的《三体》，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取得成效——母公司在美国上市前，我就退出了。
是的，我好像一直在做领导，但实际上，我都是在单位、集团、投资人的指令下，去完成某个任务——所以说，我真的并不知道怎样做领导。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做事情
2013年，我和三川在家里的阳台上创立童书妈妈。
初期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列下了几条原则：不成立公司；不租办公室；不招聘员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大概半年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多了起来——就找招了第一个助理，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马青，因为我们还没有什么收入，也只能给很少的工资。
后来，我们开始有了两位助理，仍然是在我家的客厅里办公。再到后来，我们为了出版教育图书，有了有出版经验的编辑，也因此有了第一间在公寓房里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一个工作室的工作方式——基本上，就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童书妈妈没有立项机制，每个项目都是读者、家长、学生，他们一起推着我们走的。
我们写书评，读者要买书，我们就有了电商；我们提倡阅读，读者成立了读书会；我们倡导家庭氛围，就有了集体露营；露营不过瘾，就有了暑期的家庭营；家庭营的写作活动很受欢迎，就开了写作周末课；一学期结束了，他们还想上，就从一门课增加到了两门课；广州、上海的家长说他们也要，就开到北上广深等地；为了容纳下越来越多的课程，就有了空间；有人距离空间太远，就有了两个空间；有很多人上不了线下课，就有了线上的课程……
▲比起掌控全场，我更愿意做一名忠实听众
。
那我们的同事呢，也就是随着这些项目的发展，一个个到来的。
因为童书妈妈的每一个项目，都是从0到1的，所以，充满着变化和调整。那么，我们的同事，他们的工作，也都在每天发生着变化。
你会发现，我们的法律顾问，会参与我们的写作课，成为写作课的老师；你会发现，我们的财务，会配合采访，担当翻译，整理文稿；你会发现，我们的编辑，会担任活动的会务……这在童书妈妈，都是极其正常的。
很多工作不仅是复用的，甚至，有些同事已经在不同的部门，自己尝试、轮换了几次了。
我仍然不知道怎样去“领导”同事们。
我们，只是尽量去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一件大家都认可的、有兴趣的、有价值的事情。
为了这些事情，谁领导谁，其实没什么所谓——我最舒服的，就是在上海国际书展上，一位志愿者跟我说“白老师，一会儿你去搬下书，盯一下音箱”的时候；就是写作课全国联网研发的时候，分配任务给我说“白老师搜索能力强，这个课件的外延资料就交给你了”的时候；就是在国际写作论坛上，给我10分钟的时间发言，叮嘱我“不许啰嗦，要起到一二三四几个作用”的时候……
我喜欢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做事情的那种感觉。
由此，有些同事来了，后来又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由此，有些同事加入了，后来又离开了，再后来又加入了；由此，有些人从家长变成了志愿者，从志愿者变成了同事；由此，有些同事从项目负责人，变成了助理，又变成了另一个项目的临时负责人……
我想，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每个人找到自我的价值——那么，我们的机构，也应该能帮助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为此，我很愿意提供所有的工作岗位，甚至，创造出一个工作岗位。
在我的心底里，没有好同事、坏同事的区别，也没有优秀的同事和平庸的同事的区别。
有的，就是合不合适——不合适了，可以调整；这项工作不合适，换一个试下；这个时候不合适，换个时间再做。
人这一辈子，应该做几件到了老的时候，可以给孙子孙女吹牛的事情：想当年啊，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的第一个国际写作教育论坛，就是我们做的，那可是困难重重啊……
而我们呢，就是去寻找这样的一群人，提供给每个人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仅此而已。
童书妈妈有一天，会没有了，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还要生活下去，成长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童书妈妈最大的价值是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了价值。
我的同事，都比我强
我很开心！
说实话，刚开始我和三川找同事的时候，找的是助理。也就是说，帮助我们处理一些要求不那么高、不需要创造性的工作。
后来，随着项目的深入，我们开始找具有专业能力的同事，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研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项目，并能够去执行完成。
再到后来，我们发现，当对项目的要求，放置得更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比我们更加专业、具有创造性的同事，来指导、领导我们去完成。
突然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我几乎成为了我们团队里在单项工作里弱的那个人。
要知道，在童书妈妈最初的几年里，我是作者、编辑、美工，还是客服、仓库管理员、送货员，还是活动的策划、场地、主持人、宣传公关，还是商务、营销、广告编辑……一个事情的所有环节，都是我和三川来负责，最多有助手和志愿者来协助。
但是，到了现在，除了作者这个应该永远不会被替换的角色之外（其实，也存在一些可能），我基本上都交出了主导权。
在国际写作论坛上，哈佛的史蒂夫专门问我：这个活动是你们自己做的吗？有没有请专业的公司？主持人也是你们的？担任翻译的是什么人？摄影录像的平时做什么工作？……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同事，在他们具体的工作能力上，都比我强大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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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写作论坛上的童书妈妈团队。
主持人可以几种语言无缝切换，且是高级专业水准；可以担任翻译的几位同事，曾经是500强外企的管理层；商务部门的，有做过国际级大型活动的经验；担任写作课研发和老师的，有大学的老师，有心理学博士；更不用说财务、行政、法律等等的同事了……
之前，我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自信，经常在很多场合说：我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学历最低的那个，被退学的那个。
现在，我更可以说，我的同事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所拥有的能力，实实在在地超过了我。
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所做事情，其水平线就不会因为我的专业水平而受到限制，可以做得更高、更好、更有品质。
前几天，童书妈妈发布了一篇招聘的文章，在文章最后，我特意加上了一句话：
“
如果你热爱教育、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学习精神，可以忽略以上对学历等条件的要求——因为，按照这样的要求，白老师自己也应聘不上
”。
这是实话。
童书妈妈是我和三川创立的，如果这是一棵树的话，我们知道种子是什么；我们很清楚这棵树需要什么水，需要什么养分，需要怎样剪枝；我们也知道这棵树会怎样生长，会长到多大，会有多大的树冠和树干。
当这棵树开枝散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为这片树林提供更多的养护——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一辈子只能种一棵树。
我还希望有人在编辑上超过我
正如前面说的，我现在还在第一线的事情，是作者和编辑。
其实，我还想退出一个领域，编辑；我只做我最热爱的，作者。
20年前，我从大学毕业，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记者，然后，在30岁之前，当上一个中国一流媒体的主编；后来，我从主任做到主编，又尝试着去做经营，担任总经理，管理一个公司所有的事物。
可是，20年后，我想尽量让自己回到最初的状态：做一个作者。
我承认，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很佩服那些在很多领域同时做出贡献的人。而我，我的能力和精力，如果全情投入的话，只能做好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