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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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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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1期。转自：海岱论史。
摘要：
清朝版图的奠定是一个积累性的统一过程。理解清朝的“大一统”不能仅仅停留于本单元,而应该整合教材前四个单元的内容并作深度分析。即:从课程载体角度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教材内容是以大一统的递进积累为主题的:从课程知识角度认识到清朝的统一是在奏汉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基础上积累性完成的。
本单元课程标准的要求包括: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从这两条要求可概括出“统一"是本单元内容的“关键词”。又由于《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国古代史四个单元的主线分别以秦汉统一、隋唐统一、元朝统一及清朝统一呈现出来,且古代中国“大一统”最终以清朝版图奠定的形式完成。由此可从“大一统”的角度进行单元整合分析。何为“大一统"呢?杨念群教授依据《春秋公羊传》中的相关叙述,将其概括为占有广阔的土地空间,疆域政权的正统性和道德合法性。[1]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学界约定认可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通俗化释义。其中,“占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可理解为有形的疆域统一,不过这是一个历朝历代动态的积累性过程;“疆域政权的正统性和道德合法性”则可理解为基于复杂政治践履过程和正统思想塑造基础上的无形的社会阶层的整合过程。无独有偶,对教材内容的标题“版图的莫定"也可作类似解释。“版图"意味着土地和户籍人口,土地即为有形的疆域空间:户籍人口则是一个政权维持下去的统治基础,即: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从统一角度看,相对于可见的有形疆域提供的地理空间基础,他们则与无形的社会整合紧密相关,“阶层整合"才是统一的深层含义。而“莫定”则意味着有形的疆域统一与无形的社会整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积累性的统一过程"。如此,理解清朝的“大一统"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本单元,而应该整合教材前四个单元的内容并作深度分析。即:从课程载体角度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教材内容是以大一统的递进积累为主题的;从课程知识角度认识到清朝的统一是在秦汉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基础上积累性完成的。这种积累既包括这些朝代对农耕区的有效控制等有形的疆域统一积累;也包括这些朝代对士阶层(取广义的“统治阶层"之意,下同)内部关系的处理,即:在意识形态建构、君相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三方面的无形的社会整合贡献。然而这些朝代无法有效解决边疆控制及士农工商四民阶层整合问题。直到清朝一代,这些问题才解决,并最终实现了统一及版图的莫定。基于“积累性统一过程"教学思路,教材中的内容需作略化及提炼双重处理。需要略化的内容有:第1314课“明清政治制度的变化”,从士阶层内部君相关系角度看,其制度莫定已由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解决。明清时期的内阁、军机处、密折制等只是君与士阶层权力关系的调整而非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也在宋元时期通过设官分职及行省制度解决,明清时期的三司制、督抚制只是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第 15课“思想领域的理学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儒家意识形态已经在汉朝确立。明清时期的主流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调整而非思想变革。类比之下,需要着重提炼阐释的内容就是教材前三个单元汉唐宋元的积累性统一贡献,以及第四单元第14、15 课清朝的边疆有效控制与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整合贡献。下面作具体分析:
查阅教材第一单元的《秦朝形势地图》、《西汉形势地图》,第二单元的《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第三单元的《辽、北宋、西夏形势图(1111年)》,第四单元的《明朝形势图(1433年)》可知:清朝以前有形的疆域统一主要是指秦汉唐宋明等朝代对大约年降水量 400mm 等值线以内的农耕区的持续而稳定的有效控制。[2]采用流行的韩茂莉教授的历史地理学观点:只有中国东部季风区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黄河、长江流域区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农耕区,这两大农耕区成为中国疆域的核心,并以此为重点开疆拓土。在疆域结构的二分化视角下,该疆域拓展的有形的空间界限是长城(与年降水量 400mm 等值线有浮动性的重合),长城是中原大一统国家与北方“蛮夷大国"之间的边界。[3]其本质就是农耕定居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边界。[4] 公元前 221前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约400年,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疆域规模基本形成。[5]长城观念下农耕区内的疆域基本形成后,中原王朝为什么不进一步向长城外扩张呢?按照拉铁摩尔的解释:国家和皇朝都不需要对外扩张………“"汉族不是为征服而征股……贸易及奢侈品的索取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边疆强人不能背叛中国并侵略中国内地。或脱离中国投向草原发展。"[6]这种疆域观念及疆域实践在后继的汉族中原王朝时期都没有实质性改变。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为有效控制边疆农牧混杂区、游牧区做出了贡献。尽管如此,前朝的局限非常明显:无论是汉族王朝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它们都只能有效控制农耕区或者游牧混杂区、游牧区,而很难实现农耕区和游牧混杂区版图的一体化有效控制。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等待清朝才能完成。
无形的社会整合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按照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社会整合需要处理好阶层内部关系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对于阶层内部而言,由于士阶层掌控着知识,权力、行政、经济和军事等各种主要资源,故士阶层内部关系的处理是社会整合、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与主要步骤。如果士阶层内部关系处理不好,则会带来如秦法早亡、魏晋门阀专政、唐中后期藩镇割据等混乱局面。士阶层内部不同政治势力关系的处理最终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创新。[7]汉唐宋元王朝在意识形态、君相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上的制度创新推动了士阶层内部的整合。
对教材第一单元进行认知提炼,汉朝的贡献主要在于士阶层内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秦朝以法家作为主流思想,重文法酷吏轻士阶层,以至于秦二世早亡。汉武帝执掌政权时,意识到家士阶层的效力,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家思想在形式上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董仲舒儒学的贡献在于:倡导天道观念,把字宙秩序与法家倡导的人间秩序相对应;[8]倡导大一统观念,并与法家中央集权政治实践相结合:倡导纲常教义,春秋决狱、以礼人法,儒法兼治。这就不仅在思想上实现了儒法合流,而且在士阶层内部促进了儒士与文法吏的合流,更以儒家教化理念暂时弥补了法家以中央集权方式扩大政治版图的治理困难。[9]公元前 91年至公元前 87年的巫蛊之祸,使汉初以来的权贵世家、军功贵族、外戚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又为儒生新精英阶层填补权力真空及权力重组提供了政治舞台。[10]公元前 51年,皇帝主导下的石渠阁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家思想。后经王莽改制、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后,儒家思想逐渐上升到名教的地位。士阶层内部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了政治认同与国家统一。对教材第二单元进行认知提炼,唐朝的贡献主要在于君相关系的处理及士阶层政治地位的制度化。唐朝以前,宰相基本上是以“掌承天子"身份为皇室服务,其作为皇帝私人助手的色彩很重,相权与皇权的责任区分不明确,相权对皇权的制约还缺乏体制上的有效保证。这意味着以相权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在政治地位上缺乏独立性,其心理及政治认同感更多指向于皇帝私人,而非指向国家。这种状态当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唐代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以政府节制王室。”“从九卿转变为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11]三省六部制意味着国家体制由以皇帝为中心向以皇帝处于最高位置的朝廷为中心转化。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增强其国家认同感。与此同时,隋唐科举制的推行进一步推动士阶层内部的整合。因为科举制不仅可以满足山东集团、清流阶层的权力需求,还可以通过文言写作、经学知识、科举学校并行制度把绝大部分庶人排挤出去。[12]这些措施保证了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权力妥协及权力垄断。推动了该阶层的政治认同与国家统一。
对教材第三单元进行认知提炼,宋元二朝的主要贡献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及地方士阶层的中央化。宋元以前,由于先“体国经野”,划定行政区域,后“设官分职”,派遣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自辟僚佐,权势很大。地方割据状态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如汉初郡国并行制下王国势力坐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县体制总体上的分裂混战状态,唐朝中后期至五代十国的藩镇武将擅权局面等。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看,这些都说明士阶层内部不同政治势力权力关系的失衡。从宋朝开始,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宋在高层政区先“设官分职”,再“体国经野”。即:地方高层政区长官是分寄式中央官员,[13]如转运使不仅名义上是中央派出的官员而且路其实就是中央官员的施政区,不是纯粹地方性质的行政区划了。元朝创立行省制度,行省是中央派出处理地方政务的行政机构,不是地方机构。行省长官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的派出官员;对于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派出达鲁花赤(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镇守者)以监临本地的地方官员,掌控着最后的裁决权。宋元的制度创新意味着中央官变成了地方官,地方官也是中央官员。这就从制度上取消了地方割据的可能,调和了士阶层内部中央地方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关系,推动了士阶层对中央政权及国家统一的认同,明朝的贡献则在于对元朝行省制的延续。
从积累性统一的角度看,既然汉唐宋元明诸朝代已经解决了农耕区疆域的有效控制及士阶层内部整合的问题,那么,清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有两个:一是对年降水量 400mm 等值线以外的农牧混杂区疆域的有效控制;二是推动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整合。如此在有形的疆域及无形的社会整合两个层次上最终莫定版图。依据教材第四单元第14课的清朝地图及“疆域的奠定”目题内容并结合学界叙述可知:清朝有形的地理疆域的行政结构主要包括盛京、直省与藩部三部分。盛京地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本就属于其有效控制区域。其以双轨制度强化集权治理,既以原八旗的军事组织为基本机构来管辖旗人,又保留原有农业地区的州县制度以治理民人。对于明朝原有的疆域直省地区则主要实行督抚制度,其实质是元朝行省制中央集权体制的延续。直省地区的范围主要还是汉唐以来年降水量400mm 等值线以内的农耕区。对于藩部地区即年降水量400mm 等值线以外的农牧混杂区的控制才是清朝对版图莫定的主要贡献。藩部地区主要是指蒙古部落、青海、西域新疆及西藏地区,[14]由理藩院进行管辖。对于蒙古地区,政治上主要通过盟旗制度进行控制。盟旗并非独立自主的政治制度,其一切重大军政事宜的最高决策权都属于理藩院。其特点是通过网格化治理方式把游牧力量置于分散状态,同时又“以离开旗地狩猎即为犯罪"的法律规定让他们处于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15]经济上则是规定蒙古人不准越界放牧,只能固守于自己份地。对其商业贸易及内迁移民等也进行严格限制。文化上则是利用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以宗教牢牢地控制蒙古人的思维，“宠佛而制其生”。为了防止蒙古人汉化以增强力量,清朝规定蒙汉不准联姻结婚,也禁止蒙古人学习汉字。对于西域新疆地区,清朝主要通过军事行动与制度治理方式强化控制。继康熙帝击败准噶尔汗噶尔丹后,乾隆帝先后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叛乱及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叛乱。这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得到大幅度扩展。作为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则是土儿扈特部重返祖国,这是清政府经略西北边疆的一项重要成就,历史意义深远。[16]之后,清政府又沿用伯克制并设置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机构强化政治控制。还大力组织屯田发展经济及普遍设置“军台"传递信息,从经济互动及信息控制两方面强化区域治理。对于西藏地区,清政府充分展现政治智慧,特许政教合一制度的存在,把地方宗教势力与中央政治势力紧密结合起来。这体现在:清朝人关之初,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就已经归服中央政府的统治。康、雍时期设立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时期,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及《钦定西藏章程》,提高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权力。清朝政府尊重藏传佛教的仪轨,允许活佛转世,并掌握政权,但西藏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管治。达赖、班禅的转世传统存留,但选定转世灵章的金瓶掣签仪式必须有驻藏大臣在场方才有效。此外,为保证政教合一制度的有效运行,清政府还在西藏派驻常备军,分驻于各重要地区,由驻藏大臣管辖。这些措施保证了西藏是清朝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对于西南地区,清政府在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叛乱后,强化自明清以来的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制度。其最有效之处在于:对于土司“承袭之则例,严加规定,鉴别其宗支亲属,预藏其属籍于朝中,一旦起衅,执谱而索:……土司之诸子不论其为嫡为庶,皆使分其父之遗土,分土愈多,其势愈弱。”[18]改土归流下政治体制的一致及中原与西南生产关系的趋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的发展。经过一系列边疆治理,到18世纪后半业,清朝形成了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的有形的疆域版图。[19]
在有形地理疆域莫定的同时,无形的社会整合才能使版图更加稳固。依据教材第四单元第15课内容并结合学界叙述可知:清朝无形的社会整合贡献首先体现在:从理念上重塑正统观并重新界定四民阶层的社会地位,竟而增强它们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感。就正统观而言,清朝不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又由于宋代以来过于强调用理学“道统”标准设定夷夏之防的界限及历史记忆,故清朝正统观的重塑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前提。面对清朝皇帝的少数民族身份,清朝皇帝以“圣人不必出于一地"的论断推毁了前朝政权“满汉种族鸿沟"及圣人只能诞生于中原文明之地"的夷夏之辨思想。面对族群文化信仰的多元性,清朝政府采用因地制宜的办法,既接受汉人宋明理学道统的一面,又接受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信仰。如此,传统正统观就被赋予了双重面向,构成新的“正统观”,以满足不同族群的文化心理预期并达到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不仅如此,与元朝类比,清朝则在精神文化上彻底地汉化和儒家化。以至于清朝的皇帝全都以地道的中国传统中“天子”的身份执政。[20]为重新界定四民阶层的社会地位,清朝则对正统思想理学进行改造,把理学中君臣伦理关系“忠诚”的范围扩大到四民阶层。传统伦理关系中,父子关系中的“孝"是所有四民阶层伦理关系的原点,“君臣忠诚”范围只限于君与士大夫之间。清朝统治者则强行颠倒“父子”、“君臣”的位置,使“君臣”关系涵盖“父子”关系,“君主"变成了四民阶层的抽象伦理意义上的“父亲”。君臣关系是更广义的父子关系,“臣”指的是全体大清子民,而并非个体官僚。[21]如此,从官方正统思想的角度保证了四民阶层的相对均质地位,推动了社会整合。不仅如此,民间广泛传播的阳明心学也以“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价值观肯定了四民阶层自身的价值。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有言:“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在晚明以来商业财富诱惑及伦理式微的背景下,阳明心学以这种“知行合一”的方式,官扬了每个阶层的职业行动都是一种道德践履,且都是社会秩序而非社会分裂的必要组成部分。[22]
其次,社会的整合还需要四民阶层之间现实的经济流动性来减少隔阂,增进了解及相互融合。这主要归因于明末清初以来的生物革命与商业革命。随着西方新航路开辟及早期殖民扩张,美洲的玉米、番薯等新兴农作物广泛引种到中国,引发生物革命。这两种农作物最适应在山区耕种,又由于清朝人地矛盾的突出及各种天灾人祸频发,如此,在生产方式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地进行跨区域移民垦荒运动。如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汉人向云贵地区移民、“走西口”向塞北地区的移民、“闯关东”向东北地区的移民等。而人口的迁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与相互感知、渗透及融合,[23]这就打破了区域隔阂,促进了社会整合。新航路开辟还在中国引发了以白银为中心的商业革命,美洲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白银逐渐货币化。[24]以白银为中介士商阶层逐渐合流,在政府特许经营下,晋商、徽商等商帮产生。商帮的区域性不仅促进了区域整合,而且还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需求、市场流动与市场网络。[25]市场推动士商工农的互动与流动,商帮对于社会整合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商人还通过科举“捐纳、报效"等方式使“商人士大夫化"或者“士大夫商人化”,[26]改变了重农抑商传统中“商末"的地位,推动了权力阶层与财富阶层的社会整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政府的摊丁入亩赋役制度变革也主要征收白银,这就使土地成为货殖手段,使商业性经济成为税收基础。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投身于经济作物种植及市镇经济的发展。通过商业获取白银货币。而手工业、商业的大量原料及市场又来自于农村,于是,很多市镇、商人就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建立商业固定联系。“市镇的丝织业和棉纺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后盾。[27]商业的流动性推动城乡之间、农民及手工业者之间的融合,而这最终又与商帮紧密相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历史“通感":清朝版图的莫定,不是清朝文治武功下一朝一代的结果,而是汉唐宋元清历朝历代积累性的结果。这个“结果"离不开有形的地理疆域积累,更离不开基于理念均质性和经济流动性之上的四民阶层无形的社会整合。尽管如此,历史“通感”于中国古代史与晚清中国近代史的单元衔接会成为新问题。晚清中国的历史通感是大一统国家的边疆危机及四民阶层社会结构的崩溃。如何实现两种不同历史通感的衔接呢?从深化单元教学的角度看，哈佛学派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社会转型模式、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模式,以及加州学派以彭慕兰,王国斌,罗森塔尔为代表的中西“大分流"模式是很好的解释工具。从课程方法论角度看,历史“通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以课程标准要求的“大一统”历史概念为核心,基于结构性历史解释与历史实证之上的结果。如此,深化单元教学的路径尝试就逐渐明晰起来:通过历史概念--历史解释与实证--历史通感三个环节,帮助学生形成历史常识。对于教师而言,常态的学术阅读及教材的深度分析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生命力所在,而知识的常识化则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