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这一年，它的作者汪曾祺刚好60岁。
《受戒》的迅速走红，使这位当时让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老作家开始广为人知。
在《受戒》中，
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内在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地体现出对于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
时至今日，《受戒》依然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美文，令人百读不厌，其中重要的原因，
是小说对民族美学传统和汉语之美的重视与开掘。
这对于当今的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受戒》，小说作者是汪曾祺，当时，这是一个让读者感到很陌生的名字。而《受戒》也是几十年的新中国文学未曾涉及的题材。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他那时刚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
“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
李清泉说的“老杨同志”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
汪曾祺写出《受戒》之后，曾在京剧团给少数人看过初稿。据汪曾祺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这其实不奇怪，
这样的作品解放几十年都没有一篇，谁能相信如今可以发表？
”
杨毓珉在代表北京京剧团到文联开会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引起了《北京文艺》编辑李清泉的兴趣。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
身边出现了这么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李清泉当然不肯放过。
不过，虽然李清泉知道了《受戒》这篇小说，想看到文本，也费了一番工夫。李清泉先向杨毓珉讨要，但杨毓珉等人的说法是“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李清泉没办法，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大意是听说你写了什么作品，你给我看看好不好？
《受戒》最早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了李清泉，但附上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我也仍然挖掘出来，欣喜地予以发表，这事于他于我，
更为内在的因素都不过是对于艺术的诚实，表现出一点艺术开拓的勇气，硬要说胆量，那也仅仅是艺术胆量。
”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写《受戒》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32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比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
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
，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
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
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
想起来了，我就写了。”
“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
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
”
1985年11月作家彭荆风摄于沈从文家中，从左至右：沈从文、汪曾祺、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
1980年的春天，汪曾祺重读沈从文的作品，同时，他迎来了分别数十年的大姐汪巧纹。姐弟俩畅谈高邮往事，引发了汪曾祺的“思乡病”。儿女说，常常见他“发愣”。
《受戒》发表这一年，汪曾祺正好60岁。他本人既感慨，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话虽这么说，终于盼来躬逢盛世的喜悦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欢乐”
似乎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
“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
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
“我在动手写《受戒》时，就下决心
尽可能把它写得美，写得健康，写得富有诗意！
为什么要这样？是有感于当前一些青年人在爱情上的庸俗化、轻率、不忠贞，以及让爱情屈从于金钱的种种不健康思想及表现。”
“若问《受戒》的主题思想，可以借用孔夫子对《诗经》的评价，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在《受戒》以后写的《大淖纪事》，重申了这一主题，这两篇小说，互为姊妹篇。”
关于《受戒》发表后的影响，责任编辑李清泉的评价是：“《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
《受戒》最终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汪曾祺的《受戒》，说《爱情的位置》是
“提出爱情的问题”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
“写爱情的现实”
，《受戒》则是
“写爱情的永恒”
，
“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
。
对《受戒》的赞誉与肯定，大多数方向与汪曾祺的自我阐述相近，并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而对《受戒》的批判，则集中于“不真实”“没有教育作用”等评判。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
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
，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1980年，正好60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他与朋友谈起过小说的大体构思，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
汪曾祺画作
读者的感受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
“文章写得像，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
。为什么43年前的民间生活，会给20世纪80年代的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
比如，让很多读者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却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批评家眼里，
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
不过，上述这些，还不能说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
小说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心理，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画之中。
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