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引擎编译的论文为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
Pablo Barberád
发表于2014年的
How Social Media Reduces Mas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y, Spain, and the U.S.A一文。该研究选取德国、西班牙与美国作为样本，对三国用户的推特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社交媒体上的异质观点对政治温和有积极的影响
。
撰稿丨冯怡萱
如今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依靠社交媒体来收集政治消息，并通过社交媒体参与政治生活。早期研究主张互联网会使公共辩论民主化，增加
公民参与度
和
社会资本
。意见动力学和社会影响的理论模型预测，个人接触到多样化的意见会导致普遍的社会共识、更高的政治容忍和更高效的决策过程。
然而，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据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现有的实证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
回声空间
”，个体被相似的观点包围而难以接触到异质的观点，从而加剧大众的政治两极分化，同质社交网络中的政治讨论也会加强个人现有的态度。然而，这些实证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他们的关注点局限于针对明确的政治相关内容的自我选择，而这些在线活动只占公民上网时间的一小部分。皮克研究中心于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的脸书和推特的用户从新闻机构或记者的社交网站上获取新闻，而78%的用户则通过“朋友”而非专业新闻工作者发布的新闻获得政治信息，这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非主动的选择。不
可否认的是，个人选择进入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自身政治偏好决定的。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线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与线下人际关系网络重叠，而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从线上的互动频率中推断出来，其中关键的区别在于，社交媒体促进了“弱联系”的形成和加强，这些联系更可能提供新的信息，而在线下交往中人们则很难接触到这类信息。
社交媒体将增加大多数人接触他们所不认同的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政治温和。两种可能的机制解释了这种关系：一方面，横切交互传递了新的信息，并导致“对对立观点的更好更理性的理解”。如果将政治认同概念化为政治社会化学习过程的结果，个人如果处于一个可以使他们了解到一些冲突的观点的政治环境下的话，他们对于自身的政治身份认同可能会更为薄弱。而另一种机制则带有情感因素，在意识形态分布中处于极端位置的个人可能会发现他的私人社交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并由此意识到这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是被社会所接受的。这一解释机制与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身份的重要性的党派认同理论是相一致的。
研究设计
社交媒体的数据应该是研究人员研究政治行为的一类更加优良的数据来源。首先，为了对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必须具备系统的、有关选民和政治家的不同意见的资料数据。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数据的社交成分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社交网络的途径，因为在线社交网络是对个人线下社交网络的精准复制，而且社交媒体数据可以提供有关大部分人意识形态立场的信息并衡量其分布是如何随时间变化。其次，在研究中，我使用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同一组国家公民样本的小组调查复制了我的主要研究结果，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采用了推特作为研究社交媒体对象有四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推特用户从推特上获取的新闻显著多于从其他社交媒体上网站中获取的新闻，政治人物也在推特上也更为活跃；第二，绝大部分推文是公开的；第三，通过名称识别可以将推特个人资料与公开的选民名单链接起来，从而为我们的线下行为的度量补充数据，同时，还可以结合地理编码技术确定用户所在的地理方位。第四，推特的设计理念使得推特上的社交网络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被研究者切实的观察到。
出于实质上和方法上的原因，研究者重点关注了三个国家：德国、西班牙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政治两极化程度不同，从而有效减轻了对极化效应的关切。而我选择这三个国家的其他理由则与数据可用性有关，首先，推特在这三个国家都相对较为受欢迎，使得在线社交网络复制线下社交网络成为可能，第二，早期研究存在一份针对这三个国家全国性的选举的研究调查。第三，美国的选民文件记录能够较为容易地与推特的用户数据相匹配。
研究结果
不同于传统认为互联网发挥着“回音室”的作用会加强大众政治的两极化趋势，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减弱了大众政治两极化趋势，社交媒体上的异质观点对政治温和有积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样的政治网络中的个体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从多样的政治网络的意识形态中接受信息的人的意见往往不会变的更加极端反而更加温和。
同时研究者还进行了美国五个州的小组实验，正如预期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中发表不同的观点削弱大众政治的两极化趋势，且该减弱作用近似于政党隶属关系的差异。而15个百分点的增长将会产生与投票率差异相似的预期影响。
表 1 OLS回归：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三波政治倾向缓和现象
社交媒体正在改变公民消费政治信息的方式，人们更多从政治人物或它们的亲朋好友直接获得相关政治观点，而非传统渠道，同时，社交媒体也为人们创造了与同辈的人探讨政治事件的机会，其中包括那些仅仅与他们存在“弱联系”的人。在本文中，研究人员的这一研究有三大进步意义：
首先，用户社交网络中的“
弱社会联系的力量
”被凸显，人们实际上能够接触到多样的观念的程度远超以往的想象，且随着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整个人口政治网络的异质性可能会上升。
其次，研究人员的研究证明了各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大规模的政治两
极化，并且提出了从合作而非比较的凡是看待这种现象的成因的新视角。
最后，这篇论文有助于越来越多的包含在公民行为内的在线私人网络的相关文献研究的
产生，随着人们在线时间的增加，他们从在线平台获取的信息的重要性可能会日益显著。除了它的实质效用以外，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社交媒体平台使得研究者能够以潜行方式观测某些行为，评估不为社会所认可的某些潜在特质，量化政治信息的接触程度，并以极低的成本
测量网络结构。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
它
揭示了社交媒体数据在解决有关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长期课题中的伟大前景。
微信排版丨魏仪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