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女孩，为了上学的互助
20多年以后，面对刘原琳，40岁的史丽丽仍然记得，她在甘肃农村叔叔家听到获得“春蕾计划”资助消息的那天。那是1997年，小学毕业的暑假，听到这个消息，史丽丽放下手里的水壶就往家跑——那一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要办首届首都“春蕾班”，从全国受助女童中选出30名入读。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史丽丽，她被选中，能去北京上初中了。
在此之前，她正准备接受自己的未来：辍学，去南方打工——这是当地女孩习以为常的命运。直到她拿着全村人给的本子、笔和鸡蛋，在省妇联工作人员的陪伴下来到北京，真正坐在教室里打开书，她才相信，“这一切真实发生了”。
刘原琳比史丽丽小14岁。相似的是，15岁那年，读完初二，刘原琳也以为自己不该再继续上学了。
她不是不想去上。这个1998年出生在贵州农村的女孩，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离世，母亲在外务工，她带着两个弟弟住在没有大人的房子里。但她展现了一种超越同龄人的、与命运对抗的激情，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初一下学期，她听说镇上有同学考上县城初中，便向那人打听考试渠道。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她去参加考试，通过了，将自己从小镇转学到了县城。
但就在初二结束的那个夏天，刘原琳决定去打工，求学的渴望让位给了一个朴素的理由：她心疼母亲，想要帮忙分担。她坐了20多个小时客车到了母亲务工的温州，进入一家鞋厂，成为了一个暑期工。在流水线上，她的工作是给一双双传送过来的鞋子系上鞋带。结束了暑期打工，她回到了老家继续学业。一年后，她考上县城一所高中。
即便如此，高中开学时，这个家庭的收入也难以为继。刘原琳和两个弟弟一年的学费再加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总共8000元。母亲东拼西凑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下一年如果续不上，她仍将无可奈何地重新回到流水线。
转折发生在开学一个月后，一天，老师把刘原琳叫到办公室，告诉她被“春蕾计划”选中了，每学年都能得到1200元的资助，直到高中毕业。
这不算一笔大钱，但对当时的刘原琳来说，是一份稳定、保底的支持。后来读完三年高中，回头看，刘原琳觉得，“春蕾计划”给予她最重要的还不是经济支持，而是精神激励，让她感到有人一直在默默帮助、关注她，让她获得了某种动力，不能轻易放弃自己——事实上，顶着学业压力叠加家庭压力，高中时她常常整夜失眠，后期需要喝中药坚持到高考。最终，她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了县城中学的一名教师。
刘原琳想象中一直注视着她的那位好心人，实际上包含了成千上万的捐助者——她是第一批受益于“春蕾计划”在腾讯公益平台线上捐助的春蕾女孩。
十年前，线上捐助还没普及，人们也很难有信任的渠道去捐赠。2015年，“99公益日”发起，互联网技术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春蕾计划”也因此获得更多渠道，扩大了资助规模。截至今年6月30日，腾讯公益平台上，已经有3539万人次为“春蕾计划”捐赠。35年来，“春蕾计划” 已为422万人次女童提供助学帮扶。刘原琳的受助资金就来自万千陌生人的捐助。
在众多的捐助人中，史丽丽就是其中一位。她在北京读到大学毕业，后来成为北京一名基层干部。她觉得“春蕾计划”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观念——让她明白了自我成长对女性的意义，这也直接影响了她对孩子的教育，在家庭中传递下去。
她一直感念着当初资助自己的人。高中时，老师在班上讲，有一对北京夫妇收废品为生，还挤出钱捐给春蕾女孩。“当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史丽丽感到有责任回报这份善意。考上大学后，她要靠做家教赚出生活费，但还从中留出一部分用于公益捐赠。她从一个受助女孩，变成了“春蕾计划”长期的捐助人。
2024年6月，在“春蕾计划”项目组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史丽丽来到贵州，见到了刘原琳。看着自己曾参与资助的女孩已成长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台下的史丽丽感到“整个人，内心其实是颤抖的”。
她想到她们走过了共同的命运，其中的艰难与幸运，只有亲历者才能感同身受。她也好像看到了自己曾付出的善意，跨越过时间和空间，在一个个体上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
从史丽丽到刘原琳，女童受教育的处境，十年间发生了巨变。
1989年，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了致力于改善贫困家庭女童受教育状况的“春蕾计划”公益项目。跟随时代发展，后来“春蕾计划”将助学范围逐步从义务教育阶段，扩展到高中和大学。
2017年，女孩们的心理健康越发受到关注，“春蕾计划”发起了子项目“春蕾陪伴”，从此对女童的支持增加了“陪伴”和“赋能”，通过成长营会、主题课堂、书信陪伴、生命故事会、赋能工具包、个案支持等形式，关注心理健康，启发女孩的内在成长。
李应华是“春蕾计划”在重庆市黔江区的执行团队负责人。他理解的“陪伴”，是生活中无数小事，都要切换到女孩的视角细心考量。譬如女孩们大多从乡镇独自到县城读书，身旁没有家人，心理上不适应，因此社工机构的门禁录入了女孩们的脸，让她们“在这个城市里，随时可以推开一扇属于自己家的门”。李应华团队还专门购置了洗烘一体机，方便女孩们洗床上用品。他想到很多女孩家里可能都没有洗烘条件，或许在学校会因此感到尴尬。他希望尽量保护女孩们的自尊心。
李应华和同事还会和春蕾女孩通信，通常一两个月一次来回。有个女孩把通信当作情感寄托，像是写日记一样，她把每天发生但无人倾听的一切都写在信里。每次来机构，她都带来一大摞信。社工们逐封阅读，再给她回信。
在女孩们陷入精神迷茫时——不久前，一名受助女孩因确诊患有抑郁症而休学，李应华和同事向女孩的父母、老师普及抑郁症的病理：这不是矫情和脆弱，而是一种疾病，但就像感冒一样，只要认真治疗就会好转。女孩的父母在外务工，社工们担起了陪伴关心的重任。他们要求自己：每次收到女孩微信，一定要立刻回复。
半年后，他们收到了女孩发来的好消息：医生确认她的情况已好转，可以复学了。
在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中，女孩们慢慢出现了内在的转变。李应华总结，几乎所有春蕾女孩都会经历一条情感变化曲线——她们因家庭困境而早熟，以致刚认识时看上去很正常；但在一两年相处后，你会看到她们内心都藏着很深的创伤；又需要更长时间，这些创伤才能在安全、温暖的关系中被稍微治愈。
一次活动中，一个女孩只是因为社工多问了两句她的感受，便在活动结束时大哭，说感觉得到了太多关注和偏爱，她不习惯。她8岁时就成了孤儿，已经习惯了独自面对世上发生的一切。李应华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她：一个人得到爱和关心是正常的。
半年后，“春蕾计划”又组织活动去北京，李应华高兴地看到这个女孩主动报名，不再感到自己“不值得”，还为此去找校长为自己争取机会。
他们陪伴的另一个女孩，把心思藏得更深。女孩年幼丧母，高二时父亲又患上癌症，需要她边上学边跑医院陪护，但这个女孩三年来从没哭过，还总是笑呵呵的。社工们都感到她压抑着很深的委屈，但不好说破，只好默默陪伴她。
后来女孩的父亲去世了，女孩第一时间通知了李应华，他陪着她操办后事，一起把遗体送上山埋葬，李应华一路上感到眼泪快要绷不住，但女孩直到为父亲的棺木撒上土，都平静着没有掉泪。
但在一年后，一天女孩晚上从学校回到家，只是因为家里的灯开不亮了，她给社工机构打电话，哭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所有人第一次听到她哭。李应华对此的理解是：女孩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无人支援，学会了故作坚强，可是当一个孩子找到了可以哭诉的对象（终于和社工建立起依赖），她是会嚎啕大哭的。
他认为这是做公益最真切的价值——
“人们不会想到，正是因为他们的捐赠，有可能让一个孩子真正地变成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她会哭了。”
那天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里，社工们没有劝女孩收起眼泪。他们觉得任何安慰的话也很苍白。那天临近除夕，第二天，机构全体社工出动采购，去女孩家做了三桌团圆饭，失去双亲的女孩请来了周围的邻居一起过年。
从简单地给一笔钱，到慢慢看见“人”，看见随时代浮现的新需求，这是过去十年间，国内公益普遍的转向。
转向并非易事。面对的问题都是新问题，考验着公益机构对社会复杂现实的理解力和创新能力。不过与十年前不同，通过互联网平台，在每年的“99”，全国的捐赠者实际上在形成合力，让创新成为可能。
与支援困境女童相似，在帮扶乡村孤寡老人这个领域，起初，各机构也是捐钱捐物，但多数老人拒绝捐赠。这和乡村熟人社会有关——在一个不太有隐私的环境里，老人们担心白拿钱会被村里人说闲话。
但在和老人的接触中，各机构发现，老人们虽不愿接受捐赠，但乐于交换。陕西“守望大山”的创始人张新斌探访老人时，随口说想买老人的鸡蛋，老人很高兴地把鸡蛋装进他的后备箱，收了钱。这让他意识到，正确的帮扶方式应该是“以买代捐”。
张新斌后来发起了“外婆的礼物”项目，免费给乡村老人发鸡苗，再保证至少以保底价收购鸡蛋，作为绿色农产品卖到城市去。这种模式在国内公益领域是首创，但通过“99”传播出圈，跑通了商业模式，后来覆盖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为超过1500名留守老人，每月增加了几百到1000元的收入。
项目还带来了意外收益。数月后，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变好了，有了被社会需要的感觉。一位老人的女儿说，母亲一生没有受过教育，只在家干农活，不会过马路，甚至不认得钱，买10元的东西都会被骗付100元。养鸡后，老人终于学会了认钱，能自己出门买东西了。
原本开物流公司的刘宗科，在一年99公益日前，发现了腾讯公益平台上的“关爱10000名乡村孤寡老人”项目，特别适合自己的公司参与——他们在河北2200多个村都有站点。于是他们去探访孤寡老人，发现老人们有强烈的被陪伴、“被记得”的需求。一位72岁的老人对工作人员说，他一个人住，如果哪天死在家中，都没人知道，“可能也就你最先知道”。从此刘宗科叮嘱同事，没有任务时也要常常上门，陪老人聊天，“一个月去几次比什么都重要”。
乡村女童和老人，都是在国内基数庞大，且相对落在想象范围内的群体，理解、应对他们的需求尚且需要一个过程；对于那些更边缘的人群，譬如心智障碍，这条靠近正确答案的路，往往更加曲折漫长。
国内公益对心智障碍议题的探索，几乎是跟随着第一批被关注的这类孩子的生命历程在推进——早期大多关注低龄康复；当这批孩子渐渐长大，家长们意识到，自己有老去的一天，孩子必须学会独立生存，新的需求才出现——要帮助他们成年后就业、融入社会。但这在国内并没有成熟的公益经验。
在安徽办机构的徐晓健，想到了为心智障碍者开一个洗车行，让他们就业。但这个想法从诞生到落地，总共用了5年。
社工们首先要自己学会洗车，再教给心智障碍的学员。正常人几遍能学会的动作，学员们要练习上千次，同样的错误重复犯，每天对他们讲一遍，两年后依然会重复犯。
他们没办法把握全流程，因此要把洗一辆车拆分成多个环节，安排个子高的冲车，能力强一点的擦车门，弱一点的擦后备箱。但学员们又常常出于“个人兴趣”搞乱流程。一个男孩天天擦轮毂，似乎是觉得没意思，就自作主张，用拖把去拖车顶，用抹布去擦车身。他们不理解“工作”是什么，扣钱对他们也没有约束力，教“不能迟到”花了一年多，有的人一年里有三个月都在迟到。
还要招聘“就业辅导员”，负责和顾客交流、照顾心智障碍员工的安全，定期评估他们的变化，还要在他们不能顺利完成工作时，替他们把车洗了。
但在这个以年计的培训过程中，学员们渐渐有了进步。从起初见到生人就害怕，到后来，他们能主动和客人打招呼，帮人开车门，问要怎么洗。他们渐渐学会了不迟到，还会在每天开工前把卫生做得特别好。到现在，项目运营了四年后，负责人自信他们的洗车水平，和市面上普通洗车行是一样的。
学员们还和社工建立了情感联结。
一个男孩每天必须拿出20元，去超市给社工买吃的
，社工不吃，他就表现出伤心，反之就会很开心。但吃了也有问题。男孩似乎认
定社工很喜欢这种食物，从此每天都买这同一种。
社工很头疼，但也为男孩学会了表达情感，替他感到高兴。
这个慢慢融入社会的过程，也离不开机构通过每年“99”完成的倡导。负责人徐晓健觉得，比筹款更有长远价值的，是增进公众对心智障碍群体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慢慢构建起一个对他们友好的社会。
在公益的路上，很少有一家机构在每一年是完全顺利的。有时是资金捉襟见肘，有时是专业化程度跟不上发展需求，有时是应对新冒出的问题又陷入瓶颈。真正的行动者，为了破局往往总是置身于困局中。
中小型机构尤其困难。它们中有不少，就是由被帮扶的目标对象或其家属创立的，发心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境。譬如国内不少服务于心智障碍者的公益组织，创始人都是这类孩子的家长。她们创办组织用的是个人积蓄，有的还为此举了债。她们辞去从前的工作，全职投入公益，但大都并没有公益领域的经验，一切要从零开始学习。
依托个人的公益组织在初期总是脆弱的。2014年，在心智障碍者的母亲王晓更推动下，全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后更名“融合中国”）成立，初创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专业的管理经验，成立一年后更遭遇雪上加霜的危机——王晓更确诊了癌症晚期，医生说没有治愈可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她和其他家长们共同决定，把组织“托孤”给另一位心智障碍者的母亲戴榕。即便如此，由于资金告急又失去了从前的领导者，机构还是停摆了半年，命悬一线。
2016年，危机中的“融合中国”接触到了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的“99公益日”，第一年筹到80多万，第二年400多万。组织从此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筹款渠道。同时，公益平台筹款要求透明化，要给公众交代，倒逼着“晓更”的家长们很快学会看财报、信息披露，从草根家长组织转型成为一家专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