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
接替尚福林出任银监会主席的消息从昨晚开始疯狂刷屏。今天上午，全国各地银监局局长、银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齐聚北京金融界银监会办公楼会议室，聆听中央组织部门宣布此次新任命。
郭树清一直被视为我国金融专家、技术官员的代表。此次重返金融监管系统，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2016年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业去杠杆、防范风险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更明确提出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包括银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正是金融监管一线业务部门之一。
对于郭树清执掌银监会，有不少人大呼“可惜”，毕竟在一行三会中，银监会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是金融监管的重点，“抓住银行这个重点就能管住信托和证券机构。”并且，人民银行是制定政策者，一般通过利率的杠杆或者通过存款准备金的增减来作用于市场。而真正微观上来控制银行的则是银监会，它是直接监控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对商业银行的高管的任职资格审查进行甄别的机构，是提出银行规则玩法、监控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前沿“瞭望台”。
事实上，对于未来可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走向，始终有一种呼声就是银监会吸收合并证监会、保监会，成立金融管理委员会。据媒体最新报道，
有接近监管层人士评价称，郭树清此次由山东省省长到银监会主席，属于平调，这种变动“颇不寻常”，未来金融业可能会有有趣的事发生。
梳理郭树清过去近30年的履历不难发现，这位气质儒雅的官员虽为人低调平和，却始终锐意改革。在其改革事迹中，最著名的当属证监会新政风暴——自郭
树清2011年10月29日上任后，证监会平均每六天就出台一项新政，一年多达70余项政策落地。他上任伊始便直面发审制度，惊天一问“IPO不审行不行”，引人浮想。为重振投资者信心，他着手应对内幕交易问题，并采取更严格的股票上市标准。几百家公司正排队IPO，郭树清收紧政策，被认为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
此后空降山东，郭树清依然延续了他的“郭氏风格”，对山东金融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3年8月7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山东金改22条”。当时，郭树清上任山东省省长只有131天。他主导并力推的金融改革，也随之被称为“郭树清山东金改”。
此后，山东金改在他的主导、力推下展开，成为山东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坐实了未来几年山东金融挂帅的方向。但彼时，山东人的金融意识较为淡薄，金融机构基础弱、人才储备不足，改革如何推进？
郭树清的办法是亲自上阵、勤联外援、内外兼修，一方面为大量地方干部培训金融知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在金融系统内的人脉，积极推动中央金融系统官员“转会”山东。
在山东省长任职期间，郭树清几乎见遍了所有金融监管机构和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领导。据新浪财经不完全统计，他在山东会见过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央行副行长陈雨露、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等监管机构高层，还有四大行董事长、浦发董事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包括上交所深交所在内的各大交易所一把手、人寿保险董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等机构领导。
青岛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也是山东金融改革的一部重头戏。在郭树清的规划中，青岛要稳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成为一座面向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为此，他积极推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青岛市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期为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他曾先后参加如CF40“山东论坛”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内部研讨会、CF40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等会议，与相关官员、学者和市场人士交流探讨山东乃至全国金融改革的重点问题。
2015年3月22日，CF40与青岛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启动战略合作，建设金融四十人学院、研究院和基金会，为山东金融改革发展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2016年，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在青岛正式注册成立。
而要追溯郭树清与改革的不解之缘，则要回到近30年前。他与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时的老部下，仕途也都从体改委真正起步。
在体改委期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共同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这项理论在2010年11月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当年更是直接将郭树清推到了改革前台，在他身上刻下了“改革”烙印。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系郭树清于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所作。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工作的郭树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改革战略选择，并对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反思。
文章很长，但干货满满，分上、下两篇发出，供您参考。文章下半部分参见CF40今天的第二条微信。
1984年秋天,我开始参与经济改革规划工作。1986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改革战略及其选择》。20多年过去了,再来回顾一下当时注意力集中之所在,看一看实际进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想象不一样,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下现在和未来面临的种种新挑战,应当不无意义。如同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记述一样,本文的内容完全是以个人的体验来展开叙述,局限性是必然的,挂一漏万也不可避免。还是让我们由重读这篇文章开始。
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战略和策略。
研究中国的改革战略,有两个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其一是改革开始的基础,即内部很不平衡、总体上极为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其二是改革期望达到的目的,即通过改变体制模式,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改革战略的基本性质和选择空间。
世界范围的经验证明,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既不必要又无可能简单重复欧美的历程。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条件,导致了另一条道路的产生。第二条道路和第一条道路并非绝对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体系都是必然过程。所不同的是第二条道路要大大缩短这个过程。由此产生的最大差别是国家在其中要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家通过种种政策手段加速资本形成和货币过程,操纵市场运行。如果做一个最概括的描述,第二条道路与第一条道路的相同之处是,充分鼓励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之处是,充分发挥国家的规划、指导、协调和扶助作用。第一条道路是一个明显自发的过程,第二条道路是一个较为自觉的过程。
中国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走第二条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传统和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原则及其影响决定了主要靠发展私人经济、技术水平逐级移动、两极分化和严重损害社会平等这种成本极高、费时极久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取的。相反,靠国家干预、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完全竞争和收入保持相对平等却可以激发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能量,取得更辉煌的成功。在这种意义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的发展经验,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国也势必不可能照搬它们的经验。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某些重大消极后果,创造出新的经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战略选择是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发展道路的确定使得我们对改革的实质性任务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改革要尽最大可能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形成广泛竞争的格局；第二,与此同时,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改变其经济职能和干预方式、干预手段,在此基础上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旧的经济结构和旧的经济体制是互为因果、紧密依存在一起的。长期形成的第三产业薄弱、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落后等问题是经济市场化的重大威胁。因为在此基础上开放的市场,其结构会极不均衡,要求要素做很大的流动。只有在改革的同时加紧制定产业政策,利用旧的手段强制地调整结构,缓解矛盾,改革才能顺利达到预期目的。
尽管我们需要而且可能大大缩短市场发育过程,但是历史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相应的组织、经验、素质和信息传输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决定了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定时间。能够弥补市场不完善之缺陷和促进市场发育的唯一手段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府。因此,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最合理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不完善的市场和极有效率的政府之结合。在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场合,政府不再去直接干预,而在市场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计划和政策手段,保证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但是,政府不再使用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的办法,而是主要以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扶持带头产业,资助出口行业或企业,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如何处理发展市场机制和改变政府功能在改革中的配合协调问题,是改革战略中第二个层次的选择问题。是先发展市场机制后改变政府功能,还是先改变政府功能后发展市场机制,或者是二者交替迈步,轮换为主。根据已有的经验,上述三种方法都不甚可取。最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二者互相适应,同步前进。在发展市场的初期阶段建设政府的综合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和信息部门；在发展市场的中期阶段,改组和削减政府的专业部门,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性行业性或社会性组织；在发展市场的后期阶段,最终完成政府管理体制、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任务。
更为具体的战略选择是与市场体系本身的建设和完善采取何种步骤相联系的。人们从相同条件中引出了颇为不同的结论。第一个分歧是各种市场是否要齐头并进,第二个分歧是要不要统一市场。
关于第一个分歧,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关于第二个分歧,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作用问题。目前的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极大的经济权力。在建设地方的基础设施和组织地区内企业的产供销联系方面,地方政府发挥着积极作用。削弱和取消地方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和对盈利项目的投资,无疑是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但是,必须创造出可以替代的机制。就直接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组织而言,要靠改革形成较为完整的商品市场取而代之；就盈利性投资而言,可以设想利用计委、财政和建设银行的现有基础成立几个全国性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逐渐取代地方政府,这方面可以考虑日本和韩国战后投资体制演变的经验。
近几年地方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改革进行,另一方面也遗留下种种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改革增加了困难。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地方小企业乡镇企业分而治之、卡死一头放开另一头的情况下,虽有重复建设、投资分散、技术落后、资源破坏、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但这些小企业普遍颇为景气。如果进一步改革能够实现统一市场,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等,而且总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控制,那么这些小企业的处境会变得极为困难。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发展市场和竞争必须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乡镇企业从整体上损失最大,农民利益侵蚀最大；但是不如此又永远不能完善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从而牺牲长远发展。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与市场体系形成相伴随的传统体制的削弱过程,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的最优时序,我们会得到实质上相同的结论。改革传统体制,无非是要重新调整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商品经济中各有的不同权利和义务。在传统体制下,各种利益关系受到扭曲并混合在一起,统一的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和社会经济政策来实现这些利益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理清国家、部门、企业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其次要理清国家与个人、企业与职工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三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相对分离开各种所有制关系,发挥和完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及其形式。目前,我们仍然处在改革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即理顺基本经济关系阶段。面临的任务是消除价格税收扭曲,分清国家、地方、企业的职责,缩减指令性计划,实现土地资源的有偿使用,初步明确国家以往投资形成资产的收益划分,改变流动资金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国家控制的中介性金融机构,即多种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负责中长期投资。改革的阶段目的是建立起统一的商品市场,形成初始形态的要素市场,在直接生产和流通领域实现间接控制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倾向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可以迅速打开种种市场(至少是各方面开口子),把大部分国营中小企业甩出去形成一种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
国外有人专门研究成功的社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首要的一条是,改革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平稳的发展过程,最忌痉挛式的大起大落,大放大收。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任务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保持改革的计划性,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重点。既不失时机地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又不过早地提出条件尚不具备的任务,我们的改革必定会取得成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具备的基本任务,并不意味着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以难易程度和风险大小来决定某一特定阶段的改革重点,必将导致误入迷途。东欧国家踌躇再三,几次拖延价格改革的恶果就是证明。
在不影响改革基本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维护各方面既得的利益水平,逐渐地拉开收入差别,避免过早明朗某些方面的目标等等,不仅仅是策略问题,事实上也带有战略意义。目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上面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政策,下面就已经有了种种对策。利益关系较大幅度的变化及其过早明朗化、敏感化是主要原因。这些方面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
何为改革战略问题?──1984年和1985年的思考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解决之后,“怎么改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改革战略问题。实际生活比之理论逻辑要复杂一些,这两类问题在时间上并不能截然分别开来,而且在人们的思维中也不断纠缠在一起。不过,大体说来,从197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后来听到一些回声往往也是由“怎么改革”引起的。
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改革战略确定了若干最基本的方针。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先农村后城市；二是鼓励基层和群众大胆试、大胆闯,发生缺点错误及时改正；三是“不争论”,主要是指所谓姓“社”姓“资”的定性问题,不提倡早下结论、早定框框,不是指具体改革方式的讨论；四是把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五是开放与改革并重,两者之间形成了非常积极的互相促进作用。这些方针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改革在大的格局上形成了稳步前进的态势。
在具体操作层次上,则需要认真分析实际情况,充分借鉴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以及西欧日本等国解除战时统制经济的经验,参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做法,制定出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这在城市改革启动时显得尤为紧迫。安志文同志1987年写道:“在改革的初始,由于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较大,不能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也并未放弃对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设计。”
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文件最早是由国务院财委体改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之后的国务院体改办在1980年到1982年又分别起草了几个总体规划文件,提出来许多重要的指导原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例如,1979年的规划,提出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1980年的规划则鲜明提出要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1982年的规划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然而,这种设计和规划工作受到很多限制,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是陈旧的理论束缚,起草过程中和成文之后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老同志,包括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都曾受到批评。1984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经济界尤为激情澎湃,改革战略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问题。
1984年之前,经济改革是我的硕士学业中的一部分研究内容,对于实际的改革过程来说,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是非常开放的,更有大量的讨论和社会调查。1984年我写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文,之后又写出了一系列探讨总体改革的文章,同年秋天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活动。1985年春与刘吉瑞、邱树芳一道写了《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的建议信,随后一起参加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小组,并作为主要执笔人和汇报人出席了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的研究“七五”计划的暑期工作会议。1986年春夏之交,我又在国务院体改方案办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经历对于提升我对中国改革战略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界前辈及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在1984年和1985年,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战略问题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二是过渡办法和合理时序；三是主要的配合条件。1985年我所写的《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文大体上按这三个方面罗列出自以为最要紧的规定性，引述如下。
关于具体的目标模式,当时认为最需要明确以下六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