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终其一生,思想和行为始终如一。从他政治生涯早期到神宗统治的末期,他基本上信奉保守思想体系,并按照它行事。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就废除了大部分新政,背离了保守主义。然而,即使在那时,他的行为仍然反映了他早期的许多信念。作为一个保守的政治家,司马光在政治上扮演着一些重要角色。在分析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同时,本书也对宋朝政治做出了动态的分析。在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中,统治者对朝廷的控制程度不时波动,他们不断试图加强或维持自己的权力。
司马光早年在思想与行为上受到其父和庞籍的影响,他的为官经历也受益于其父的地位与庞籍的庇护。虽然在履历与思想上,司马光超越了这些人,但他们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司马光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对前人智慧的尊崇和对维护前人成果的关注。因为很难超越过去的智慧,那么偏离既定的办事模式是危险的。因而对过去智慧的尊崇也起到了维护现存成果的作用。对于司马光来说,宋朝的和平与稳定是一项难得的成就。很难获得,也很容易因为疏忽或冒险而失去。因此,他认为朝廷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这一成就。他对等级关系的看法反映了这一观点。如果等级制度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和冲突。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情况,统治者应该手握最高权力,臣民必须保持绝对的忠诚。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督朝政的每一个细节,所以统治者应该专注于最基本的任务—管理官员。换句话说,控制政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官员。对大多数统治者来说,制定新的制度和法律并不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早已由王朝的创建者制定了。为了避免被欺骗,统治者应从尽可能多的渠道接收信息和建议。官吏的任用、奖惩都应由统治者掌控,绝不能被大臣篡夺。这不仅有益于统治者,也有益于官员。因为如果大臣权力过大,君主就会认为后者是自己权力的威胁,从而对其本人和家族采取行动。
据司马光所言,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政府索取越多,人民保有的就越少。如果人民的财富过少,就可能会反叛。因此政府应当厉行节俭,减轻人民的负担。司马光还认为,政府需要为外国入侵和自然灾害之类的紧急情况做好防备。方法依然是节省政府开支。所以,司马光关于政府财政的理念与其维持既有和平与稳定的思想密切相关。
司马光关于个人和家庭的自我保护思想,与他关于政府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一个家庭当下的人很难比前辈做得好,却很容易比前几代人做得差。因此,家庭成员应该小心谨慎地以勤俭来保护家庭财富。但是无论如何,司马光都不允许牺牲统治者或国家的利益来牟取私利。对他来说,忠诚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价值,他愿意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
司马光的政治行为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忠实于他对忠诚和对统治者终极权力的信仰,司马光一直深受统治者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司马光获得声望和人气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优待的重要原因。他一获得权位,在朝政中扮演显要角色,就矢志不渝地捍卫统治者的权力。哪怕在与统治者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也发挥制衡权臣的作用,维护皇权。
反对王安石新政与他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他反对激进的变革,也反对全面的改革。他相信应该减轻人民的负担,所以反对任何大大增加政府收入的法规。虽然在废除王安石新政时,他抛弃了保守主义的谨慎,但他废除新政的理由仍然基于他的政治思想。此外,即便在晚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也从未动摇过对统治者(太皇太后高氏和年轻的皇帝哲宗)的忠诚。
我对司马光生平的记述,反映了宋朝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皇帝(有时还有摄政者)从不觉得对权力这事可以高枕无忧,相反,他们总是试图加强和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统治者维护和控制权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统治者刚登基时,需要在有着丰富经验的大臣面前维护自己的权威。统治者大病初愈时,往往不得不从那些在他失去执政能力时代他执政的人手中夺回权力。统治者病危时,需要安排好继承事宜,同时确保权力不会在自己咽气前就落在别人手里。
统治者维护和加强权力的最重要工具是官员之间的制衡。第二梯队的官员,尤其是谏官,常常对此出力尤多。他们不愿意看到朝廷被高官重臣主导。正因为言官渴望攻击高官,所以统治者几乎不需要直接针对什么人,他要做的不过是允许派别斗争,默许斗争的结果。于是,尽管有些官员可以一时主导朝政,但朝政的机制还是倾向于最终把他们推下来。另外,因为实际的攻击是由其他官员发起的,而不是皇帝,所以皇帝能够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仁慈宽容的形象,比如英宗和神宗,既善待当权的宰执,同时也制服了他们,这主要是通过对那些攻汗他们的人施以恩惠来实现的。此外,在一轮政治斗争结束后,皇帝广泛施予恩惠也发挥了有益的作用。通过赏赐斗争失败的官员,皇帝保证了两件事:第一,他能够保持官员们对其忠诚,从而让他们继续效忠自己。第二,通过保护输家不受赢家的伤害,他能够利用输家来约束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