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偶然买了本书，叫《中古中国门阀大家族的消亡》。
该书讲述了唐朝文武百官们认真学习阶级固化，坚决落实贵族联姻，深入贯彻卖掉老家房子搬到一线城市，真抓实干，从我做起，争做文明首都人的动人事迹。
令人惊讶的是，作者还是个老外。英文名叫Tackett，中文名叫谭凯。
而这个老外写成此书靠的主要资料是——墓碑。
古代达官贵人们非常重视葬礼，会把生平事迹镌刻在墓碑上，供后世瞻仰。比如哪年在哪儿当了什么官儿；娶了几个老婆，岳父小舅子们都在哪儿当过官儿；生了几个孩子，儿子女婿们都在哪儿当了什么官儿这样子，并以此为荣。
如果名门望族里没有个当大官儿的，哪怕是远房亲戚，刻墓碑的时候也是很烦恼的。
正是有了这些各地发掘的碑文资料，
作者才能重现唐朝统治者及精英们苦心维持阶级的斗争路线。
对于唐朝上流阶级，什么才是延续家族繁荣的关键？
房子？教育？联姻？还是仕途？
那个时候的一线城市里还没有北上广，唐王朝的核心还是长安和洛阳。南方富庶的扬州与江陵也是土壕们热爱的地方。
在住房问题上，鄙视链无时不刻地存在：
高级京官儿
都住在一线城市长安和洛阳，个别同志在扬州和江陵还有府邸；下位京官儿家里条件一般的，住在首都郊区，或者是环长安和环洛阳的两京走廊上；地方官儿都住乡下基层。
不同地段儿的土地价格自然也是不同。京城郊区的土地市场价一亩在15贯钱左右，是扬州的2倍。大户家庭办一次葬礼大约需要200-300贯钱。在那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生活费大概是4贯钱。
在同时期的欧洲，土地拥有者
一般被认为在政治上更可靠
，土地
也是保存家族财富最安全的载体。富贵如罗马元老院贵族，远在埃及都有着自己的房产。
但是在唐朝不行。在封建社会，土地说白了都是皇上的，说抄家就抄家，那说没就没呀。对于进京当官儿的人来说，名下好多不动产这事儿虽然来钱快，但是当地主当房东说白了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弄不好朝中同僚还会中伤你，说你那是非法所得。那个时候纸币也不流行，上税都要拿实物，交通也不发达，老家房子还得找个靠谱儿的亲戚打理，怎么办？卖。
于是那个时候京官儿群体特别流行卖了老家房子，哪怕断绝了自己的后路，也要在首都买房乃至买墓地，上演了一出千年前的“逃回北上广”。
死，也要死在首都。
中国
人们
有去世后归葬祖坟的传统，但是对于进京当官儿的“移一代”来说，他们会选择从这一代起葬于首都，或者从那些打小儿生活在京城的“移二代”开始。在
“移二代”里面，去世后会选择归葬老家祖坟的寥寥无几。
这事儿也好理解，比方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河南大好青年来北京安了家。然后他的儿子打小儿在大院儿或者胡同儿里长大，吃卤煮喝豆汁儿，突然有一天跳出来一个人对小孩儿说：“恁是河南人，卤煮不中。”小孩儿一定是会非常匪夷所思的。
通婚是唐朝上流社会维持巩固阶级的不二法门，
大家族是一种政治资产。那个时候重婚也不受限制，为了
构建政治资源
网络
和保持政治地位，
找几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大家强强联合，
多娶老婆多生娃就成了很多上层人士的选择。
根据墓志铭，唐朝男性精英中，半数以上有四个或更多的儿子。（不过那个时候打仗全靠人，这也是一种长期发展的战略）
在唐朝，说自己出身贵族家庭是一件荣耀的事，这种观念当时是被广为接受的。有人即便不是名门之后，也会与宣称是贵族的人有联姻关系。大家都是同一阶层，有一种归属感。一个出身良好的年轻人选择出仕会被视为政治合格，根红苗正。身居高位者也有权为近亲谋得一个官职，所谓“家荫”。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都那么能生，名门之后太多了，你说你七舅姥爷一百年前是宰相，他说他三姑老爷一百年前也是宰相，大家都想当官儿，萝卜太多坑不够了，怎么办？
下基层啊。
于是一些京城子弟会到藩镇，也就是地方去当领导，外派个三四年刷刷简历再回去。那些基层的下级职位是京城子弟看不上的，就作为普通人阶级向上流动的通道，普通人因为朝中无人，基本在地方干到中层这辈子也就这样儿了。
在京城子
弟外派时，也会把京城的一些官场文化和习俗传播下去，但是大家毕竟不是一路人。我是说陕西话或河南话的，你是说南方话的，大家身份不同，玩儿不到一块儿去。
同样到地方任职的，还有无法在竞争激烈的京城官场存活下去的人，退居二线小日子也挺稳定，但他们一旦南下就很难再回到京城，这样就完成了阶级的向下流动。
当然也有一部分读书人没什么大抱负，这辈子的愿景就是有个桃花源种种地养养鸡，毕竟大家都是读着《出师表》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长大的
。比如说杜牧他叔叔，杜牧给他叔叔写的墓志铭上就有“
等衣食尔，劳力者贤”这类描述田园牧歌，歌颂劳动人民的文字。
看了这么多，有人会说，那科举呢？古代高考不是阶级流通的一条明路么？依本书中所述，科举制度虽然起源于隋朝，但唐朝时尚不完善。活字印刷术还是宋朝的事情。那时候也没什么学区房，有钱有权的老爷们家里都兴建自己的藏书阁，光教材资源就不是老百姓能轻易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