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有一年的正月初一，父亲没有接到叔叔。月亮升起来了，星星爬满了天空，河里的水因为结了冰，又被寒冷冻裂了，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响声。零星的鞭炮清冷寂寥，厚重的夜色像水墨一样铺排，把村庄整个都包裹了。
起初，我一直在河堤上陪父亲，后来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先回家了。河堤与街道就是一个T字形，我把那条街走完，要拐弯，突然回头看了眼父亲。暗淡的星光下，父亲矗立在河堤上，像一棵长了腿的树。后来这棵树越来越矮，直至消失。我不放心，又跑回了河堤。堤上堤下河边对岸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不敢大声喊，怕惊扰了这黑夜。对岸的堤上都是灌木丛，让夜色弄得鬼鬼祟祟。我跑回了家，堂屋里热气蒸腾，锅里的水也不知道添了几回，案板上的面条码放得整整齐齐，母亲和姐姐在包饺子，留待明天早晨煮。我气喘吁吁说，父亲找不着了，哪里都没有。
母亲把情况听完，头也不抬地说，他一定是去大马路上接了。我恍然大悟。对岸的河堤下面是一大片高梁田，夏天我们在河里洗澡，曾经到高梁地吃甜棒。高梁田的那边，就是新修的大马路，一端通到天津，一端通到承德。叔叔每年都是顺着这条路来我家。姐姐问，这样晚不来，叔叔还能来吗？母亲说，是家里有事？是车子坏了？是煤矿没放假？真是急死人了。
我坐在灯光的暗影里嗑瓜子，想着在马路上焦急等待的父亲，有点后悔一个人先跑回来。母亲说，你爸就是死心眼儿，等不来就别等了啊，这大冷的天！我抓了把瓜子装到兜里，说我去找他。母亲斥责说，黑灯瞎火的，丫头家家瞎跑啥。冻不起他就回来了，不用你去找！
父亲在灯影下吃饭的场景充满了忧伤，父亲怔怔的，半天才动一下筷子。面条挑了起来，却没往嘴里放。筷子搭在碗上，面条搭在了筷子上，开始还冒着热气，后来便成了冻僵的蚯蚓。叔叔初一没有来，初二也没有来。不知道叔叔为什么不来，那些给叔叔准备的东西都摆放在储藏间，一样一样，笸箩、簸箕、沙斗子，凡是能用上的东西，几乎都派上了用场，就像穆桂英摆的天门阵一样。叔叔不来，我们还不止是忧伤，还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着，惦记着，恐惧着。我偷偷对姐姐说，叔叔不会是死了吧？姐姐拍了我一掌，嫌话说得不吉利。可转过脸去，她就把同样的话对母亲说了，母亲却没有拍她。母亲说，我们今年可以多吃几顿烙饼了。
天都大热了，我们接到了叔叔写来的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解释他今年正月初一没来的原因，是因为生了场大病。这封信只有半页纸，在我们家每个成员手中传阅。叔叔写的是连笔字，很好看，很大气。大家一起唏嘘，总算解开了心中的疑团。
大哥那年新定了对象，脸上总有一层桃色水气。他对母亲说，给叔叔留的花生和芝麻不能过夏天，过了夏天就长虫子了，不如我给丈母娘家送去吧？母亲嗔怪地看了他一眼，答应了。信到我手里时，已经是最后一站了。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对文字和行文敏感。我上下看了一眼，说，这信是三个月之前写的。哥哥姐姐不信，抢过去看，日期果然是二月十二号，若按阴历算，那时应该是年后不久。父亲表扬了我，说哥哥姐姐都是高中毕业，却不如人家初中生能看出门道。
姐姐狡辩说，我还没看完呢！事后我们问过叔叔，是不是信写得早，寄出来晚？叔叔说不是。那么这封信就是在路上或我们大队给耽搁了。大队的信箱是一个绿皮筒，各种信件经常散落得到处都是。
经过全家一致协商，由我来给叔叔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写信，而且是写如此重要的一封信，我没法不认真对待。有好几天的时间，人在教室上课，脑子里就全是信中想写的内容。信写好以后，给全家念，改了又改，抄了又抄。比《红楼梦》批删的次数都不少，我就是从那年才开始看这部大书的。母猪下崽了，哥哥订婚了，姐姐用一尺布票三尺三的面料自己裁了条裤子。父亲不能出去务工了，因为他当了生产队的队长。林林总总，杂七杂八。总是写不全面，总有新的内容需要补充和添加。信写好后，密密麻麻足足四页纸。我最后一次给全家念时，磕磕绊绊念了足有半个小时。明明是写通顺了，可一念又觉得不通顺了。我着急，父亲比我更着急，他的脸上和手上都替我使劲，我一看他，就更紧张了。信念到一半，我都要虚脱了。那个晚上村里有电影，姐姐陪着我，在看电影之前把信庄重地投到了信箱里。电影看到一半，我突然“哎呀”叫了一声，信封上光注意写地址，忘了写叔叔的名字！我和姐姐赶紧挤出人群，来到了那只邮筒旁，信就在里面，可我们却取不出来。邮筒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上了锁，过去明明是不上锁的啊！转天我们再来找，发现那些信已经被邮递员老吴取走了。好在老吴是个热心人，他到邮局发现了这封没有收信人名字的信，把信退了回来。
这封信开启了我跟叔叔的通信生涯。如果说，写信也可以算创作的话，这无疑是我最早的创作经历，我跟叔叔之间天上地下无话不谈。叔叔写的信，一点也不比我写的短，而且都是鼓励鞭策的内容。看信和写信，成了我那一段生活中最幸福的事。
7
又一个正月初一，叔叔不是一个人来的，后车座上坐了个小丫头，不用问我们也知道，她叫海棠，是我的妹妹。还有另一个更小的妹妹叫腊梅，比这个叫海棠的小了十分钟，她们是双胞胎。即使是双胞胎，叔叔也一定是带海棠来，因为在叔叔的嘴里，提到海棠的次数要比提到腊梅的次数多得多。海棠从大堤上走下来，我们这一条街都轰动了。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夸张，所谓轰动，是指我们差不多大的丫头和小子，都从四面飞奔来，要看海棠妹妹长什么样。这个海棠可真是漂亮啊，两条麻花辫又粗又长，刘海弯弯曲曲，她是自来卷！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嘴唇红得像点了胭脂。关键是，她的皮肤青白青白的，真的就像鸡蛋清一样。
光是这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比下去了。我们都是上树捉鸟、下河捞虾的野孩子，脸都跟红高梁一个颜色。海棠坐在炕沿上，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羊羔从柜子底下战战兢兢爬了出来，海棠惊奇地说，这是小狗吧？不怪海棠认错，这只羊羔太像小狗了。身上的底色是白的，却有黑的棕的花斑点，还没长犄角，一张俊秀的小脸毛茸茸，可不就是小狗么。海棠的这个笑话，被我渲染给了很多伙伴听，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要说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许多年以后，女儿跟我出门看见一头牛，女儿说，这是大猪吧？都没有这么好笑。那种好笑一点都不带嘲讽或蔑视，相反，带一种羡慕和景仰。瞧，海棠不认识羊，人家连羊都不认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家生活的底子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城市来的！
天知道的，我给这一切打了掩埋。海棠不是不认识羊，只是没认出我家这一只。只要是山区，最不缺的就是羊，因为那里有天然牧场。
海棠不认识羊，成了她身上鲜明的特征。再加上她说话的声音就像小羊羔，更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我上厕所都要带着她，她实在是太有趣，太迷人了！我把所有的私藏与她分享——没头没尾的书（后来才知道是《青春之歌》，算禁书）、灯芯绒的布包、红油漆的羊骨、几块视若珍宝的手绢……海棠妹妹如果提出想要什么，我会毫不犹豫送给她，包括一件新做的花格褂子都舍得。但海棠妹妹什么要求也没提出，她仔细地替我把东西收好，放到了橱里。
母亲正在做饭，喊我去后院拿一把柴火。别多拿，再有一把就够了。我应了声，拉着海棠妹妹一起去了。所谓的柴垛，早就夷为平地了，只剩下了一些碎的柴草节，一二寸长。海棠妹妹看着我把柴草节装到一只粪筐里，惊异地说，这能烧么？这能做熟饭么？我说，我们一直就烧这个啊！
海棠说，我们一直以为大爷家的日子就像天堂一样，没想到烧柴都这么困难。我说，我们烧柴一直困难哪。这些柴还是我们捡来的，要跑十里八里的路呢。
在饭桌上，海棠对李海叔叔说，爸，大爷家里没柴烧，你应该给他们拉些煤来。海棠直视着叔叔的眼睛，说起话来像大人一样。叔叔说，要说松山矿啥都缺，就不缺煤。新出的一种大同块比山西的煤好烧。海棠说，那就赶紧拉一车来吧。叔叔说，好，等我回去就操办。我看见爸妈兴奋地彼此看了一眼，我则崇敬地看着海棠，小丫头人不大，说起话来却丁是丁卯是卯。
过了不久，一卡车大同块就轰隆轰隆拉来了。叔叔说，他的几个徒弟挑了一晚上，保证里面一块石头也没有。母亲张罗做饭，叔叔说来不及了，他和司机都是偷着出来的，得赶紧回去。两个人连口水都没喝，又把卡车轰隆轰隆开走了。这个晚上，我家没完没了地有人串门子，他们都是来参观的。煤堆在我家院子里，真跟一座山差不多。有人问父亲这车煤有多少，需要多少钱？既然李海在煤矿工作，应该能便宜不少吧？别人无论问什么，父亲都一脸幸福地摇头说不知道。其实连我都知道这车煤是五吨，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刻意隐瞒。许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这里边的机巧。我问母亲李海叔叔是不是送给咱一车煤，母亲说，他送？那车煤一共200块钱，李海要走了220，说要给司机20块好处费。我说，可大家都以为李海叔叔白送了咱一车煤。母亲说，还不是怨你爸。咱花了煤钱的事，你爸不让对别人说。
但这车煤还是给叔叔找了麻烦，他在矿里挨批判了，罪名是“倒卖能源”。挨批判的事是叔叔写信告诉我的，他说他一边写信一边写检查。
叔叔的信写得很轻松，一点也没因为写检查影响心情。叔叔是个有气度的人，这一点，特别让人崇拜。我特意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没有告诉父母，是怕他们担心。我对自己说，王云丫，你已经长大了，得能扛点事儿了。
8
高三上了多半年，转眼就要面临毕业了。原来一直想脱离学校步人社会写小说，真的要面对这一天了才知道，到哪里去找写小说的门路啊！我们这所乡办中学教育质量差，连续几年没有高考上线的，大家都惶惶不知所终，我则开始烦闷和愁肠百结。偶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我似乎醍醐灌顶。这不是说我么，我的路就是越走越窄啊！我给叔叔写了封长信，信中散发着少有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就好像，我还没有踏上人生旅途，所有的路就成了断头路，没有哪条路能带我走向光明。而光明的路什么样，我又不知道。班里的团支书毕业就跟男同学结了婚，男同学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家前院。我出来进去绕道走，不愿意碰见她。其实是不想碰触她那种生活，仿佛是，那种生活原本是跟我不相关的，一碰触，我就看见了不远处的自己。
可还是有个男同学让我心动了一下。他姓胡，是不远处的柳河套村人。他经常让一个女同学把信捎给我。信是封好的，可我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封口曾被启开过，因为糨糊还是湿的。这样的结果我一点都不在意，等他的信成了一种慰藉。
过去，我对那个男同学并没有好感，他多少有一点好高骛远。是他信中的一些文字感染了我，他说他希望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和他一起去走天涯。
走天涯的想法，契合了我心底的浪漫和虚无的感觉。
我把这些信息也汇聚到了那封长信里。没想到，一向温和的叔叔突然板起了面孔，给我回了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他批评了我。他说，你还没有走在路上，怎么就知道路越走越窄？人生的路千条万条，你不走一走，怎么能知道哪条路适合你？叔叔说，我不知道潘晓是谁，但我知道她矫情。人有脚，就是用来走路的。你在雪地上反复沿着自己的脚印走走看，路只能越走越宽，绝不会越走越窄！
他把那个男同学说得一无是处，等于兜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冷静下来我好好想了想，高中三年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男生，眼下对自己妥协，纯粹是因为觉得无路可走。
信的末尾，叔叔邀请我出去散散心，说也把自贡哥哥叫过来，跟我做个伴。叔叔的这个邀请在我就像久旱逢甘霖，我太想出去走走了。在这之前，我从没出过远门。
自贡哥哥大我两岁。我们每天除了看电影，就是东游西逛。整座矿山坐落在山环里，附近山上的果子几乎都让我们尝遍了。我第一次知道有种苹果叫美夏，长着红艳艳的脸，个头不大，却很甜。我问自贡哥哥苹果为啥叫这样的名字？自贡哥哥说，夏天来了，它们就美了。
我们在树上选最大、最圆、最红的苹果，吃够了，会偷几只装到口袋里。那里的老乡都淳朴，你若是吃，吃多少他都没意见。若是想带了果子出山，如果让他们看见，他们就不乐意了。
自贡哥哥提前走了，李海叔叔带我去城里串门子。是城市中心的一片小平房，我们拐进一条胡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出来开门的是梁叔叔，黑皮黑脸小眼睛，样子有点像马未都。
我第一次看见马未都时，就吓了一大跳。叔叔介绍说，梁叔叔是剧团团长，我们今晚去看他导的戏。介绍我时叔叔的口气有一点特别，说这就是天津大哥家的二丫头。就好像，他们昨天还在谈论我。梁叔叔欠着身子往我脸上看，嘴里哦哦地应。看得出他和李海叔叔关系非常好，一句客套都没有。但我看出了别的一点什么，时隔多年，我甚至回忆不起梁家婶婶的样子，她只打一晃，就不见了踪影。但就是那一晃，让我感受到了我和李海叔叔并不受欢迎。好在叔叔不在乎，我是顾不上在乎。到城里的人家做客，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每顿饭都是梁叔叔下厨房炒菜，时隔多年我回忆，才醒悟梁家婶婶大概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了，因为两间小平房，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我第一次知道鸡蛋还可以摊成饼一样装在盘子里，与盘口正好一样大。我们吃了饭匆匆去剧场，梁叔叔陪我们看戏。有个小生出场，梁叔叔说，这个丫头哪都好，就是个子矮，我给她定做了半尺高的鞋，在袍子底下遮着呢。我左看右看，也没看出这个小生是丫头。
李海叔叔做客做得很兴奋，他对我说，这都是好朋友，以后可以常来。
9
父亲当了三年的生产队长，生产队解体了。
开始是有风刮了过来，说别处早就包产到户了。我不信。我喜欢生产队，觉得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才是生活。我只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生产队劳动过，大家比着赛地讲笑话，既动口又动手；比着赛地学偷懒；比着赛地占生产队的便宜。那种生活简单快乐有趣。高中毕业后一直想融人他们之中，但就是缺那么点勇气。从叔叔那里回来的路上，心一下就安静下来了。我对自己说，你没有退路了。是时候了，去参加劳动吧。即便是为了体验生活，也应该有行动了。我从大马路上下了车，一个人往家里走。
走到家门口，正好碰见母亲牵着一头驴回家。是头好大的灰驴，大概不情愿被人牵着，头总往缰绳相反的方向挣脱。我帮着母亲把驴轰进了院子，问母亲要干啥活。我以为驴是从生产队借的。可母亲说，驴是咱家分的。那么多人抽勾（抓阄），一下子就让我抓着了。母亲的兴奋溢于言表，说队里一共就有五头驴，又有老，又有小，只有这头驴不老也不小。当然还有牛和马，可那是大牲畜，不适宜在家饲养。
就像倒憋了一口气，我一下就给闷住了。我刚下决心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没想到这样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我还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大片的土地被切割，机械化怎么操作？现代化怎么实现？各家各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人心就会散如沙。大家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要实现共产主义，还不得驴年马月！我整天瞎想，父亲却早早收拾好行囊出发了。母亲说，父亲一辈子挣的钱能压死一匹骆驼。父亲一生就对两样事有瘾，一是干活，二是挣钱。
终于不要介绍信，也不用请假条。我猜，父亲骑在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上，心一定是飞起来的。村里建起了服装厂，我带着家里的缝纫机到厂里做了工人。工资不低，但我工作得不愉快。心里总像长了雾，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中间只有各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要跑着回家，再跑着回来。我把那些所谓灵感的火花，都随手记录在衣服的卡片上。这年的正月初一叔叔是坐长途车来的，他把我关到了门外，说有重要的事跟我父母商量。叔叔走了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叔叔想跟我家结亲。我不明白，啥叫结亲？母亲戳了我一指头，“你叔叔看上你了，要你做他家的儿媳妇，你乐意不？”
我立刻心如鹿撞。这样的事，在我还是新鲜的。胡姓同学如春光乍泄，那一段很快就过去了。叔叔喜欢我，让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后来我想，假如当时父母答应了叔叔，我可能也不会反对。毕竟，我喜欢叔叔，也喜欢自贡哥。
自贡哥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我在他面前，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他在山上给我砸野核桃，两只手都像生锈似的变了颜色。他只允许我摸白白净净的核桃仁，说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跟他玩在一起十几天，是我有生以来不一样的生活，那种生活轻松、愉悦、时尚、浪漫，我们赤着脚在小溪里淌水，鱼儿就在趾缝间钻来钻去。如果我不想脱鞋袜而又想过小溪，自贡哥二话不说就会把我背过去。我不知道自贡哥是怎么想的，我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但这个喜欢，跟想嫁给他肯定是两层意思。
母亲告诉我，叔叔提出这个要求时，父亲斩钉截铁回绝了。叔叔显然没想到父亲会拒绝得这般彻底，伤心得落了泪。他觉得，是父亲瞧不起他。在这之前，父亲一向是有求必应，叔叔就像是被父亲宠坏了的孩子，对父亲的拒绝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我也很难过。我的难过有点莫名其妙。我对父亲拒绝叔叔没感觉，仿佛是，父亲拒绝或接受都不关我的事。我的难过是因为叔叔，叔叔的难过让我觉得不能承受。换言之，我为叔叔的难过而难过。这里面的关系，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能够捋清楚。因为我是联络两个家庭的桥梁和纽带，所以父亲郑重其事跟我谈了一次话，明确表示，我不能嫁到叔叔家，叔叔再喜欢我也不行。“那个地方太穷，太远，太偏僻。现在我们家里的日子刚缓上一点劲儿，我不想你去受那个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明白了父亲的话。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父亲。面对这件事，父亲首先考虑的是事物本质，一点也没有被他与叔叔的感情所迷惑。
父亲可以散尽钱财，却没有舍下女儿。
只是，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代变化得快。有朝一日，叔叔的儿女们全都走出了穷山沟。
10
这一年的春天，叔叔给父亲写了封信。在这之前，收信人的名字一直是我。我把信打开，草草看了下，转手给了父亲。叔叔说，他家想盖房子，材料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但粮食不够，想跟我家借些小麦。父亲赶忙走进储藏室，掀开水泥做的缸盖看了看，父亲说：“你叔叔盖房是大事，他家缺粮食，你们赶紧想法子给他送过去。”经过商量，我自告奋勇和哥哥每人一辆单车上了路。哥哥驮了只大口袋，里面大约有百八十斤小麦。我驮的口袋小些，也有五六十斤。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二年，我家分了七块地，种了七块麦田，每块地春种秋收的过程都可以写一本书。家里的缸啊囤啊都被小麦挤满了。哥哥做生意去过一次叔叔的老家，而我是第一次骑车走这么远的路。我们没有走通衢大道，而是选择了小路。哥哥说，小路要翻越两道山梁，但比走大路节省很多路程。
我刚出了县界，人就累得走样了。从我家到县城38里。从县城到县界25里。出了县界是遵化，到山里还有十几里的路程。而这些，还远没到翻越山梁。哥哥不得不走走停停，等着我。大概是因为不得法，我大腿内侧似乎是磨坏了，火烧火燎地疼。翻越的第一道山梁名叫半壁山，我抬头往上看一眼，都要晕了。别说推着车，车上有重载，就是让我单手徒步走，攀上去大概都会累残。大哥弓着腰推车，一手扶把，一手拽住后车座，一步一步朝上走。走出几步，大哥回头说，你先在下面等着，回头我帮你推。可我不忍心让大哥再攀爬一遍陡坡，我对自己说，你不是想体验生活么，这就是生活啊！我咬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爬坡，无奈腿肚子抖得厉害，掌把的两只手也开始不听使唤，刚走出十几米远，就连人带车摔倒了。
自行车压在了粮食口袋上，我躺在自行车上，轮盘在我身下哗啦啦转动。腰处有些硌得慌，可我一动不想动。天近正午，太阳白花花的。山峦叠翠，俊鸟高飞。我此时的感觉，是心脏响若重槌擂鼓，口干唇裂，大脑一片空白。山崖下就是大水库，一池碧水映着蓝天白云。可我是一步都不想再动窝，那种累，实在是连咬牙的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有辆马车停下了。车把式很响地“吁”了一声，拉动了车闸。他用脚碰了下我的脚，问我怎么了。我把脚收回来，坐起了身。车把式是位上了年纪的大叔，有双和善的眼睛。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看了看驾辕的那匹马，是栗子皮的颜色，有四条健硕的腿。
我鼓了鼓勇气说，我要去苦梨峪，您能让我搭个便车么？车把式看了看前方，吃惊地说，苦梨峪在山旮旯呢，你们到那里去干啥？听说我们是去走亲戚，车把式说，我是本地人，都没去过那个地方，连路都不通。看了看粮食口袋，车把式说，他们还有门好亲戚，不容易呀。说完，把鞭子夹到腋下，弯腰把粮食口袋抱到了车上。
车把式说，前面还有闪坡岭，比这个坡还陡。你一个小姑娘驮这么重的粮食口袋，家里人可真舍得。我赶紧说，我哥哥还在坡上呢，大叔行行好，让我们一起搭车吧。大叔真是好说话，把车赶到坡顶，帮我们把车和粮食口袋一起搬了上去。我和大哥坐在两边的车帮上，伸手扶着自行车，两辆自行车叠放在了一起，口袋则竖在车厢里。大叔坐在车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说话。听说我们去山里送小麦，大叔回望了一眼，羡慕说，这不得有一百多斤哪！你们可真是实在人，这么老远愣能驮着来！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总之都是笑话山里人的。我们问大叔是哪里人，大叔自豪地说，是梨花镇人。苦梨峪就是属于梨花镇的，难怪大叔说起梨花镇那么有底气。车到闪坡岭，大叔早早跳下了车辕，也让我们从车上下来了。大叔解释说，不是我心疼哑巴牲口，是这坡太撅，多放只鞋牲口都费力。我说，那就把车子搬下来吧，我们推着。大叔说，换了别人我可不就叫他推着了，你这个小姑娘一路走来不容易。得，就让我的牲口受点累吧。我得意地看了眼哥哥，眉里眼里都是笑。哥哥说，你非要逞能来，要不是遇见这位大叔，看你不得哭一路。走到坡顶，累得大汗淋漓。回头看了一眼，顿觉双膝发软。若不是遇见大叔，就那两个粮食口袋能不能运上来，还真是未知数。
我们重又上了车，顿时觉得眼前风景如画。马蹄声敲击着地面，像是给画面伴奏一样。这一气大叔就把我们拉到了梨花镇，这里离苦梨峪还有七八里。把路指给我们，他就驾车去了另一个方向了。大叔说，我们都管苦梨峪叫断头村，再往里就没路了。
哥哥指着马车走的方向说，上一次他就是从那边来的。
到了村庄附近，路窄得只能放下一只脚。实在走不动，哥哥让我看着两辆车，他回村去搬救兵。哥哥再回来时，身后跟着一大家子人。自贡哥哥跑在最前边。婶婶的身后跟着海棠、腊梅和自强、自奋两个弟弟。我先看腊梅，发现她跟海棠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她没海棠漂亮，也没海棠洋气，神情很拘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山里丫头。我第一眼见到婶婶，就发现她长得像电影演员李秀明，眉眼都非常像。《春苗》在我们村第一次放映时，半个村的小伙子都因为她睡不好觉。婶婶搂着我，心肝宝贝心疼得不得了。
自贡哥接过了我的车，弟弟自强接过了大哥的车，大家热热闹闹往村里走，说起这一路的艰辛，转眼就成了云淡风轻。就连大腿内侧火烧火燎的疼，都不在话下了。叔叔家住的是石头房，低矮狭窄。院子是窄窄的一个长条，就栖身在一处石崖的下面。屋里没有顶棚，被烟火熏得乌黑皴裂。吃饭的碗要比我家的碗大一号。第一顿饭就把我吃撑了，黄米饭炒倭瓜，婶婶总是在我没防备的时候把我的碗填满，我咬牙吃了第三碗，一个没防备，婶婶一铲子黄米饭盖过来，又把我的碗盖满了。我实在吃不动了，只得剩了碗底儿。婶婶端过我的碗来吃得香甜，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
在婶婶家待了几天，每天三顿饭都是黄米饭炒倭瓜。其实不应该说炒，应该是焖。倭瓜都是半大的，被婶婶切出厚厚的四方块，焖出来面乎乎的。我怀疑除了放点盐，大概连油和葱花也没有。家里除了五个孩子，真的是一贫如洗。来时的新鲜和热闹很快就过去了，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吃不饱饭，总觉得大黄米像沙子一样噎嗓子，倭瓜也难以下咽，闻上去总有一股铁腥气。为了防止婶婶突然给我的碗里添饭，我总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一次，一铲米饭都盖到了我的手腕上，把腕子上的皮肤都烫红了。
又一次吃饭我只吃了小半碗，婶婶忧心忡忡地看着，满脸都是愧疚。我跟她去坝台上摘瓜，她操着跟这里人不一样的口音，见了人就热切地介绍我。与叔叔在我家一样，我也成了这里最尊贵的客人。这种角色转换在瞬间就完成了，让我觉得神奇。一个女人问：“这就是你大哥家的丫头？”
婶婶说：“是呢，来送麦子了。”那女人满是崇敬地看我，说：“山外的日月好呢，看人家长得多水灵。麦子送来多少？”
婶婶说：“满满两口袋呢。”
女人说：“这下你家可有白面馍馍吃了，羡煞人呢。”婶婶抿着嘴笑，那笑容我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形容。不是满足，也不是优渥，就是那样一种从心底漾上来的不是甜蜜胜似甜蜜、不是幸福胜似幸福的感觉，令婶婶的整张脸都放出光来。她们的对话我不大懂，但意思还是听得明白。没来由的，我就觉得自己尊贵了许多，再看这山这水这人这石头坝台果树庄稼，不由得脸上就有了淡淡的意味。那种意味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是用自己的嘴角感觉出来的。
坝台上是瘦弱的庄稼秧苗，庄稼的空当栽种了些倭瓜。我对婶婶说，嫩的倭瓜炒了才好吃，用酱爆，或者用花椒油，炒出来都很香。婶婶置若罔闻。她还是摘了半老不老的青瓜让我抱着，用指甲都掐不透皮。手里有了分量我突然明白了，嫩的倭瓜必须养老了才能吃，因为，半只倭瓜就可以吃一大家子人。
走在窄窄的畦埂上，婶婶说：“丫头，留下来吧。”
我愣了一下，没听明白。
婶婶那个样子回头朝我笑了一下，说：“自贡是个好孩子……就是你得受委屈呢。”
我这回明白了，脸有些烫。我问：“婶婶，您嫁到这里后悔么？”
婶婶说：“后悔。咋不后悔呢？开始天天哭，天天哭，哭得眼睛起了一层皮。”
我问啥叫起一层皮。
婶婶说：“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
晚饭以后，横七竖八摆了一炕的人。婶婶跟我们扯闲篇儿。我说起村里服装厂的事，婶婶眼睛直了：村里都有服装厂？服装厂发工资么？我告诉婶婶，就是因为服装厂按时发工资，母亲总给我做“小锅饭”。她说，家里有你挣钱，我们可以顿顿吃烙饼炒鸡蛋。发了工资全交给母亲，但我有用项，会跟母亲讨。比如上个月，我发了72块钱。头天交给了母亲，转天停电，我跟伙伴要去县城玩，结果看上了一件呢子大衣，花了73块钱……
婶婶有点难以置信，问：“买了？”
我说：“买了。”
屋子里忽然一阵静默。
哥哥下炕大概是想去解手，插话说：“云丫现在是我们家的财主，比我工资都高。”
自贡哥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才说：“要是苦梨峪也有个服装厂就好了。”
婶婶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就是受穷的命。”
叔叔家的屋后是一处高坎，坎上都是灌木丛。从婶婶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这里是宅基地，日后要给自贡哥哥盖房子娶媳妇用。午后哥哥他们打牌，我到附近转了转，没发现叔叔在信中写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我没发现叔叔家盖房子的迹象。我家盖过房子，所以我熟悉盖房前的所有准备。
自贡哥高考失利了，他正准备来年和两个妹妹一起考。叔叔正在等自贡哥的高考结果也未可知。一想到自己不用参加高考，就打心眼里觉得逍遥。我特意到坎上看了看，灌木丛结成了篱笆，连脚都插不进去。我心说，这要是在我家门前，父母白天没空，黑夜也会把这些灌木拔了去，深翻土地，铺排粪肥，种上蔬菜或庄稼。绝不会任由它们荒芜。这些疑惑我都存在了心里，甚至没有对哥哥谈起。
婶婶正在劈劈柴，做午饭用。婶婶劈柴的动作就像个未成年的孩子，生疏得让人胆战心惊。斧头举得高，却总也落不准地方。柴棒子一拨楞，斧头险些砍在脚面上。许是这个家太缺少劳动力，看在我眼里的都是急就章，没有长久的生活准备或储备。比如，邻家劈好的柴垛捆好了码放，齐齐整整，想要做饭了，伸手就取。婶婶家则像个荒败的临时客栈，随时准备迁徙或闭门谢客。若不是丫头小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得有生机和活力，这户人家简直可以称作惨淡。
最小的弟弟叫自奋，总是怯生生地看我．眼里有一种光放射出来。我清楚，这道光就如同我当初看叔叔一样。叔叔照亮了我，我也愿意照亮他。我招手让他过来，他第一句话说：“姐，你当我嫂子吧。”我含笑看着他，摇了摇头。他仰头看着我说：“你在这里能吃饱，我们全家都会让着你。”我摸了摸他的脸，这是一张酷似女孩的瓜子脸，有着尖尖的下巴。我没有告诉他“能吃饱”对我不是吸引，我还有别的追求。我拍了拍他的脸，说：“你快些长大吧，长大了就到山外去找我。”
说了这话，我莫名地有了感伤，想起村里寄身的那个服装厂，其实我并不喜欢。
每次叔叔离开我家，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次带着婶婶来。我们都想见婶婶，母亲尤其想见，一年不定要念叨多少次。结果是，她们终身都没能相见。母亲现在多少有点小脑萎缩，虽然还能玩小牌，但除了自己的儿女，她已经想不起惦记别人了。眼下婶婶就在我面前烧火做饭，人到中年，仍不失美丽。但婶婶做什么都显得笨手笨脚，灶灰抹上了额头，在锅上忙碌时，灶里的火差点烧到裤脚。婶婶曾在大城市的书店工作，许多年的岁月艰辛，婶婶仍眉目清朗。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份清朗，才能让婶婶在这闭塞的地方隐忍了这么多年。我悄悄跟婶婶换了下位，别说几十年，我大概一年都很难坚持。
有爱情也不行。
我们回来的那个早晨，家里的母鸡忽然下了一个蛋，婶婶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走，非得把这个鸡蛋吃了才行。灶下烧着火，鸡蛋打在了碗里，上了蒸锅。我们急着赶路，婶婶急着把这只蛋羹蒸熟，可越着急蛋羹越不熟。婶婶不时打开锅来看，那只碗里总是稀溜溜的。最后我也没能把蛋羹吃到嘴里。婶婶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嘴里还在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
远远离开了那个村庄，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叔叔家的日子这样艰难，我们家费尽心力帮了他们这么多年，原来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自贡哥的神情里有了自卑，我无意中看懂了那种自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想是不是我的炫耀和张扬伤害了这个青年。那个陪我在山上玩了十几天的漂亮男孩，因为自卑而变得形象模糊。
我不愿意他这样。
事隔多年又想起那个鸡蛋，水煮、油煎，都比蒸蛋羹好熟。我没有吃到婶婶的那份心意，在我，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我看见了门帘后面那张眼巴巴的面孔，那是自奋，最小的兄弟。
我所有的关于这次苦梨峪之行的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有一次我跟哥哥偶然聊起这件事，我说：“那次给叔叔家去送粮食，怎么去的我有印象，怎么回来的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哥哥说：“我有。自贡不知从哪里借了辆自行车，我们出村才发现他跟了上来，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山，来到了遵化县城。我们在那里打尖，几个毛头小子总对你指指点点。我们以为他们不怀好意，自贡撸胳膊挽袖子要跟人家动武。后来才弄清楚，你的长头发上系了条花手绢，人家觉得你洋气，是在看稀奇。我们和自贡分手时，自贡嘱咐你把手绢摘下来，免得路上再有麻烦。”
我难以置信，“这样重要的事我怎么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哥哥说：“谁知道你都记住了些什么？”
我说：“我把手绢摘了么？”
哥哥说：“没摘。你那时正臭美，哪里舍得摘。”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年轻时臭美的很多事都记得，却唯独忘了这件事。
11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叔叔说话的语风语调似乎就变了。到了80年代末期，我还苦苦地在那条文学的羊肠小道上求索。村里同龄的姐妹都出嫁了，乡邻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而父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忧伤。自贡哥哥和他的两个妹妹，都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大妹海棠跟我联系得多些，曾经带了男朋友给我相看，回去不久，他们就结了婚。随着家里经济条件的改善，叔叔明显来我家的次数多了。有时一年能来三四次。叔叔是一个喜欢喝大酒的人，一顿午饭能喝到下午三四点。这样的事情过去其实也发生，但因为是在年关时节，大家都闲，所以不怎么让人在意。
有一次，叔叔来的时候正赶上秋收，一顿饭总也吃不完，害得父亲母亲没法下地干活。真正的抱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父亲第一次没有陪完这顿饭，就黑着脸起身离座了。叔叔醉眼迷离，一个劲地问大哥哪儿去了。没有人回答他，仿佛叔叔的话根本不值得回答。秋收的忙乱在我家尤其显眼，别人家的活计能拉开空当，我家则是集中在两三天内收完种完。因为窑厂还等着父亲淬火，父亲摔了一辈子砖坯，忽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烧窑淬火。淬火是技术活，就是把砖坯烧成熟砖，然后通过淬火变成青砖或者红砖。父亲从没失过手，如果失手，则变成夹生砖，青砖不青，红砖不红。
有一天早晨，霜雪让土地长了一层白毛毛。全家人都起床了，父亲却还在炕上躺着。母亲觉得奇怪，父亲应该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母亲过去喊他吃早饭，父亲没有动静。用手拨拉一下头，父亲还是不动。母亲慌了，赶忙找车把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脑溢血。好在父亲病得不重，输了几天液，人就转过来了。姐姐闻讯赶回娘家，我们俩商量给父亲做点什么好吃的。
姐姐说，父亲爱吃馄饨，我们包些馄饨吧。于是和面剁馅，包了馄饨给父亲送到了医院。父亲吃了一个，说，这是馄饨么？这就是没尖的饺子。说完，把筷子放下了。我和姐姐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怎么办。别说做馄饨，我们甚至都很少见馄饨。我们做的馄饨就是比照饺子做的。有一次叔叔到我家来，面条锅里下了几个馄饨，是他教我们包的。当时父亲对馄饨赞不绝口。
父亲在家歇息时，不停地长吁短叹。他一辈子没有这样无所事事过，面对突然出现的大片空白时间很不适应。他总是很烦躁，而烦躁对病情没有好处。母亲跟我商量，要不让你叔叔过来陪陪他？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叔叔会说话，父亲喜欢听他说话。叔叔如果能抽时间过来陪他几天，父亲一高兴，说不定病就好了大半。
我平生第一次到大队去打长途电话。电话机是那种带手摇柄的。先要了乡里的总机，再要松山煤矿，再要机修车间。我坐在排椅上等着。每次电话铃响我都心惊肉跳。拿起来听，是别的电话打进来的。广播喇叭喊谁谁来接电话，我就担心得不行，害怕把我的电话冲没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又响，我拿起听筒，只听里面有个女声说，机修车间来了。我内心一阵狂跳，听到里面有人喊李海的名字，我激动得都要发抖了。我用很大的力气告诉叔叔，父亲病了，叔叔如果有时间，快过来看看他吧！叔叔问病情重不重，我说是脑溢血。叔叔说，有生命危险吗？我怔了一下，怕叔叔不来，果断地说：有！
可叔叔的到来并没有让父亲有一点点开心。他让父亲喝酒，父亲不喝；他让父亲吃饭，父亲不吃；他让父亲吃药，父亲也不吃。父亲的厌烦摆在了脸上，他总是把脸朝向里面，侧着身子，把后脑勺对准叔叔。两条腿编着十字花，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赌气般的一动不动。叔叔一个人坐在炕头喝酒，喝得有滋没味。他只在我家住一宿，就匆匆回去了。母亲送他出了院子，我送他走到了河堤上。堤面上长满了父亲接送他的脚印，可惜那些脚印都被岁月的尘埃埋没了，肉眼看不出来。但那些脚印一趟趟的，都在我心里。从我家到河堤那50米，叔叔没有说什么，我也觉得无话可说。不知为什么，就有一种叫作隔阂的东西自动生了出来，阻碍了我和叔叔的交流。叔叔临走说了两句话：自贡哥哥的工资比他还高。海棠妹妹的一双鞋子花了两百多。我默然。我不知道叔叔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意思，这话茬都让我没法接。
现在想一想，这里面应该有嫉妒吧。
叔叔这次又是空手来的，而且没有撂下一分钱。过去是因为穷，现在叔叔已经富裕了，再这样一毛不拔，连我都有想法了。但我的想法不会对任何人说。我不说，家里人谁都不说，但我相信，谁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包括我父亲。父亲这次态度如此冷淡，我不用猜也知道，原因就在这里。
那天，久不联系的老叔来我家，他是听说父亲有病特意上门来的。老叔给父亲放了20块钱。一张10块的，两张5块的，都有许多褶皱。20块钱真是不多，可那是老叔的心意。
老叔是庄稼人，两儿一女过得都不好。大儿子信神，每天祷告念经，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女儿嫁在了当庄，年纪轻轻就得了脑血栓。老叔一辈子土里刨食，看上去比父亲还要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