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法国18世纪的沙龙
文 | 高凌
伏尔泰是一个奇妙的人。
假设，你是一个熟读伏尔泰作品的当代人，你回到了十八世纪末的巴黎，坐在夫人们举办的沙龙里
（旁边可能坐着班甲曼·贡斯当）
，侃侃而谈伏尔泰和他伟大的思想。在场众人必会集体露出惊愕的神色，拿看外星动物的表情看着你。他们之中，将有人走上前来拍着你的肩膀，疑惑地发问：
“您谈论的，真的是我们的阿鲁埃老爹么？”
如果你静下来，听他们聊他们眼中的伏尔泰，你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谈论的，真是同一个伏尔泰么？”
在我们看来，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伏尔泰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但我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哲学书简》或者《哲学词典》的作者，而他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一个满嘴“俏皮话”或者“格言”的段子手。
这种双重形象，不仅仅存在于伏尔泰一人之身。伟大的哲学家狄德罗，其实想钱想疯了；孟德斯鸠继承了舅舅的职位，马上抛出变现，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生活；叔叔死了，霍尔巴赫才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启蒙时代，但这才是更真实的启蒙时代。
这个更真实的启蒙时代，本就存留在伏尔泰们的著作之中，只是光阴的流逝过滤了文字中的烟火。
伏尔泰自己说，出版审查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十个人里只有一个读书，读书的十个人里九个只看小说，剩下那一个看哲学的十有八九还看不懂。
孟德斯鸠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只在每天起床之后和出门之前看看书，因为稍后需要在别人面前谈论书中的内容。
这两个段子，几乎还原了启蒙时代的“读者市场”的全貌。
这种读者市场，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宗教战争和三亨利之战的杀戮，让法国贵族遭到第一次重创。之后，路易十三和他的“红公爵”——可怕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又给了这些积极想要和君主分享权力的贵族以第二次打击。当波旁王朝的第三个国王决定在凡尔赛当绝对君主的时候，法国贵族已经温顺得像某些小动物了。
法兰西大君主国的专制走上了巅峰，宫廷的华丽与优雅也走上了巅峰。当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登上王位的时候，他们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趣的人，来填补贵族们的噤声所留下的舆论空白。于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已发展成型的的沙龙文化绽放了。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一群“民科”登上舞台，他们不在乎自己缺乏“学术背景”，并以讥笑学院知识分子为乐。在沙龙里，学院知识分子并无机会与他们公平竞争，因为评价标准是一元化的——那就是沙龙主人的趣味。而沙龙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很少会是学院作派，所以，
专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蒙受了惨痛的失败。
每一个进入沙龙的人，有且只有一个评定标准，那就是脱颖而出，让别人注意到你。在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家玩“弹剑作歌”那一套是没有用的。对沙龙女主人来说，这些“才智之士”就像赛马场上的马，每一次晚宴、每一次下午茶，都会精挑细选，将各种风格、各种领域里的赛马，认真分配在他们应该在的座位上。去侯爵夫人家吃晚餐，并不是真的去吃东西。在沙龙里待一晚上，比躲在书房里写这篇文章累太多；当然，风险和回报也比写这篇文章高太多。
图：伏尔泰
说到风险和回报，有必要岔开谈谈一个文人的生计。
在十八世纪末，有一个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读者群。那就是英国。在英国，从亚历山大·蒲伯到写恐怖小说的安娜·德·拉德克里夫夫人，一个成功的作家已经可以靠写作的收入养活自己了。如果你看了《成为简·奥斯丁》这部电影，你就会记得简·奥斯丁想跟男主私奔的时候去拜访了拉德克利夫夫人，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靠写作生活。
但遗憾的是，法国不行。
原因是两面性的。
第一是法国的文化水平虽然很高，但却没有形成一个有版权意识的读者阶层。
而之所以无法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和瑞士是当时的两大盗版书出版中心。你今天辛辛苦苦写出一本流行著作，下星期阿姆斯特丹或者日内瓦就有盗版了。而当时的作者并不愿意把自己跟瑞士和荷兰出版商的关系搞僵，因为法国国王陛下还有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如果作家写了陛下可能看了不愉快的书呢？自然也得去瑞士印，甚至作家自己都要随时往瑞士跑，比如说伏尔泰。所以在法国，即使你是莫里哀这样公认的大师，你也不确定自己这辈子能不能赚到钱，莫里哀就是这样当了一辈子伟大的喜剧大师，死了之后，被发现已把家产赔得差不多了。
另一个原因是作家自己也过的太奢侈。
在凡尔赛，几乎只有两种生活可供选择：“人上人”的生活，和为人上人服务的人的生活。而作家里很多人其实都不富裕。伏尔泰别看叫“德·伏尔泰”，但这是笔名，他本来叫弗朗索瓦·阿鲁埃。德·伏尔泰是他自己起的贵族式的笔名。孟德斯鸠就好多了，他是真贵族，还有俩男爵的爵位，但如果没有舅舅留下一个可以卖了变现的法官职位，孟德斯鸠也没法那么悠闲。
所以在旧制度晚期，一个法国文人没什么家底，却必须过人上人的生活。他怎么办？靠写书？别做梦了！一本书的稿费是预付的，但你不红书店老板给不了你几个钱，你红了也不会再多给，所以你还要再写下一本，可你凭什么保证上一本红了这本就也能红呢？除非你能源源不断地写书，就像巴尔扎克那样吃住在印刷机边上，他写完，排字工排，拿了清样他就改，改完再排，然后就印，这样才能靠写书过上幸福生活。
如果你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真不是巴尔扎克那块料，那么恭喜你，你还有两条路可选——
进入体制内和迎娶白富美。是的，虽然时间流逝了两百多年，但任何时代的天才小哥，要想走上人生巅峰，还是得靠这两条路。
那么，这两条路的机会多么？说实话 ，在那个年代还是挺多的。白富美家敞开大门招待宾客，只要你吸引到了夫人的注意，说不定你就两件好事一起赶上了。
话题终于又岔回来了。
在沙龙里红了，夫人们就会记住你。更重要的是，整个凡尔赛的贵族社会就会记住你。你就像德比赛马上爆冷门的一匹栗色小马驹，一夜成名了。然后你怀着满心的喜悦睡下，第二天中午醒的时候，会发现请柬堆成了山。
然后，你就像德比赛马场的马一样轻轻松松打满全场。在你摔断腿之前，得到了夫人或者夫人们的青睐，然后你不失时机地拿出一本书。瞬间人人都在买，都在“看”，都在谈你的书。然后国王也知道了你，王后带着你一起散步，你写文章踩了线被塞进巴士底狱，王后去找国王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先是进了法兰西学院，又成为某个机构的首脑，三十几岁当上大臣，给自己大捞一票，买下一个被偷得连窗户都没了的城堡，从此成为伯爵。
那究竟要怎样做，才能在沙龙里红呢？或者说，启蒙时代的赛马规则，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前面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夫人们！夫人们把包括你在内的十几匹身形矫健的小马聚集在自己家餐桌上，可不是让你去做学术报告的。你要打动夫人，又要打动其他人，你怎么办？为大家唱一首“光辉岁月？”
其实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启蒙知识分子们要想出位，一样得靠说话，靠说笑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笑话有一个更准确的词——“段子”。正儿八经拉开架势谈学问是不行的，听众们会不耐烦的。
当然，段子也得分怎么讲。一桌子人里，十个有九个是段子手，剩下一个是咪蒙。你觉得你该怎么讲？“我有个同学”，说完这句你就可以闭嘴了，好好吃你的饭，因为以后恐怕没机会再来了！
所以，必须简短、必须有趣、必须有深刻的内涵，还必须逗笑。沙龙主角，是不好当的。十几年前，有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作品，叫做《惊世浮华录》，讲的正是一个外省小哥如何在凡尔赛出人头地的故事。电影里，神父问外省小哥：
“要不要一起打牌？”
这问话没有恶意。外省小哥把脚一伸，答道：
“我只剩下鞋搭扣可以抵押了。”
这句答言看起来也没有恶意。于是大家都低头看他的鞋扣，结果黄蜂尾上针来了：
“别人只有低下头，才能看出它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想出更好的段子把外省小哥的段子怼回去。于是外省小哥一炮打响，迈开了他在凡尔赛夺取成功的第一步。
这就是凡尔赛竞技场的游戏规则。
靠学问在凡尔赛混，那是自取灭亡，靠写作也好不了多少。你尽管写，运气好的话一百年后你就红了！
凡尔赛要的是“机智”。“机智”就是如何幽默、聪明且充满哲理地说话，话还不能长，否则餐桌上没人有耐心听你讲完。
这是段子手伏尔泰所处的时代的游戏规则。
旧制度下的段子手中，爬得最高的无疑是瘸子塔列朗。大革命之前，瘸子是主教，革命当中成了公民，拿破仑建立执政府后，他成了执政官，拿破仑称帝，他成了公爵，后来又成了塔兰托亲王，拿破仑垮台，他又成了路易十八的首相。
无疑，塔列朗是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但青年时代几乎被父母抛弃的塔列朗，捞到人生第一桶金，靠的不是他的政治手腕，而是沙龙话术。通过说段子展示自己的机智，塔列朗在路易十五时代一炮而红，得到了杜巴利夫人，也就是国王路易十五情妇的青睐，当上了修道院长。没有这个能给他带来稳定收入的修道院，不会有日后的塔兰托亲王。
图：塔列朗
所以，塔列朗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引领着他走出人生成功之路第一步的那门手艺，一辈子都在以段子手的眼光打量世界。当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嫌她丈夫太胖而对瘸子忿忿吐槽说她想跟丈夫决斗的时候，瘸子说：
“那可不行，公爵夫人！你丈夫胖成那样，怎么打都能打中，太不公平了！”
1793年的恐怖时期，瘸子被迫流亡，热月政变之后才回到法国。为了回到政界，他用的也还是老手段——从沙龙进军。在巴黎，瘸子轻而易举得到了沙龙女主人斯台尔夫人的欣赏，但瘸子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在斯台尔夫人的沙龙里被雷卡米埃夫人迷住了。愤怒的斯台尔夫人质问瘸子：
“假如我和雷卡米埃夫人都掉河里，你救谁？”
这种自己和亲妈掉河里的问题都问出来了，可见斯台尔夫人的愤怒程度。瘸子只好用段子给自己解围：
“夫人您这么伟大，肯定会游泳！”
在拿破仑派人把昂吉安公爵从莱茵河对岸绑架回法国枪毙的那个晚上，瘸子和警察总监富歇一起在某个夫人家里玩牌。富歇说公爵已经被枪毙了，夫人吓的惊呼：
“这是犯罪么？”
瘸子眼皮都不抬，回答道：
“比犯罪严重多了，这是错误。”
上面这些段子，都只是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话。
1801年，俄国皇储亚历山大默许他的追随者潜入他父亲沙皇保罗一世的卧室，用床单勒脖子和拳打脚踢的方式要了他父亲的命。等在楼下的皇储随即登上沙皇的宝座，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当俄国宫廷按照传统，让俄国大使向欧洲各国政府通报“伟大的沙皇保罗已经因为中风而逝世，新沙皇亚历山大已经继位”时，接受照会的瘸子把照会放在一边，问俄国大使：
“你们能不能下次给你们的沙皇之死选一个新理由？老是中风实在太乏味了。”
这句话被俄国大使报告给了沙皇。亚历山大沙皇一辈子都没有原谅塔列朗。
对瘸子来说，旧制度是无可比拟的，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没在旧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可算是没有活过”。旧制度下，像他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本杰明-贡斯当。贡斯当是个真伯爵，但他在巴黎成名，走的也是斯台尔夫人的门路，然后他也被雷卡米埃夫人迷住了。有一天，他在雷卡米埃夫人面前，蒙受了一个段子手的最大失败。
那天，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贡斯当，追着雷卡米埃夫人说：
“我可以为您去死！”
结果，雷卡米埃夫人说了一句流芳百世的话：
“那您死了再说！”
图：油画《雷卡米埃夫人像》，雅克·路易·达维德绘
好在这件事发生大革命时期。如果是路易十五时代，贡斯当伯爵的沙龙生命就可以宣布结束了。
此后，贡斯当伯爵又继续活跃了很多年。1815年的贡斯当，连续变换政治立场已经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他留下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当时，人们问他：
“您这样善变，难道不会觉得惭愧么？”
他回答：
“最善变的太阳是不变的！”
另一个从沙龙里走出的大人物是夏多布里昂。贡斯当是伏尔泰气派，而夏多布里昂却是卢梭粉。他的崛起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他崛起之处，也刚好是贡斯当跌倒之地，也就是雷卡米埃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另一句流芳百世的话，正是跟夏多布里昂说的。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雷卡米埃夫人总是带着夏多布里昂认星座，夏多布里昂问为什么要认星座，雷卡米埃夫人回答：
“因为以后每当你看到这些星星，你就会想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