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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亚军
政府下文要看它；BBC重点关注它；海外华人热议它；打开朋友圈，十有八九刷到它；候车室、候机厅、公交站、地铁上，似乎全国人民在追它。
它被认为应该放进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反映中国当代进程的里程碑；它被总结为对文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重要事件”；它被点赞为开创了崭新的创作道路和局面；它点燃影视资本圈对主旋律正剧的热情；它让老戏骨收割了小鲜肉的粉……
它是一部电视剧，火到史无前例的主旋律，它的名字叫《人民的名义》。在它今晚大收官之前，我们“逮”到它的主人——导演兼总制片人李路，在一个咖啡厅的露天座，顶着不小的春风和轻微的沙尘，探究他一鸣惊人背后的秘辛。
主动找机会
破4，破5，破6，破7，破8……它一口气，破了中国电视10多年来的收视记录，也替日益边缘化的良心正剧抢回观众，夺回阵地，出了一口恶气。
很难想象，信息如此炸裂的今天，还能有一部电视剧让《渴望》《上海滩》的观剧盛事再次上演并对社会影响更深，而且还是主旋律。
已为此两年多没怎么睡安生过的李路，坐下来的第一句是：“兴奋当然有，不兴奋是傻子。”然后话锋一转，“但绝不会得意忘形，对我和这部剧的老师们来说，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
李路说这话不是骄傲。
李路的父母双双毕业于复旦，父亲当过报社总编，母亲也是高级记者，中国新闻界的第一批正高职。长春出生后，他随父母到了南方，3岁返回东北乡下，“一个流着清鼻涕的南方小孩儿，开始了在黑土地上野蛮的生长（笑）。”
复旦的文化基因和东北黑土地的粗犷，给李路的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拳头拳头再拳头”，既有南方的细腻，又有北方的彪悍。
上大学时，李路报考了吉林艺术学院，同时考上表演系和导演系。“最后选了导演系，天真地以为，导演想演戏那还不是看心情，说来就来（笑）。”
毕业后，李路分配到江苏电视台，以为是去做导演，得到的却是：我们暂时不缺电视剧导演。
他去报道的电视剧部当时已有10来位导演，个个能征善战，计划经济下，这些导演都常常没事干。
最后，李路去了文艺部门做晚会导演，但内心始终想着电视剧的导演梦，“领导没活儿派，就惦记着自己找出个机会来。”
3年后，他真找到一个机会。
“做晚会时遇到一个演员，张咪。”张咪在中苏边境偏远农村长大，童年极其艰辛，14岁带着外婆的压岁钱和一幅好嗓子闯世界，李路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已是当红的歌手。
“我和苏子龙台长、陈小杭主任听了她的故事马上就来了感觉，认为把她的故事做成电视剧一定好看，而且有现实意义，于是就报了选题。”
一番沟通后，做电视剧成了台里和张咪的共识。
1993年，选题变成了8集电视剧——《孤星》，一出手就成了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李路不但做了导演，还获得了优秀电视剧优秀导演奖。
当时，他才27岁。
这些年，李路的经典力作几乎都是这样，主动去找机会，另辟蹊径，挖出来，刨出来，创造出来的。
2008年，范伟在北京电视节写了个500来字的构想，讲的是，一个人发达之后将老家的大哥接到北京，以为这能让大哥感到幸福，但换来的却是大哥的各种不适应，甚至对他这个成功人士是不是幸福的质疑，然后划了个什么是幸福的问号。
这500字让李路闻出味儿，认定这有戏，火速找范伟沟通。“没剧本，就500字，中间很多次差点就做不成了，范伟也是非常认真的艺术家。”
一再争取、永不放弃的结果是，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下称：《幸福》）的诞生。
这部由李路执导、范伟主演，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他所料，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幸福的审视。在其影响下，范伟在剧中的口头禅——“妥了”，成了年度热搜词；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在全国各地截住路人问：你幸福吗？
李路的另一部戏《山楂树之恋》，也是挖出来的。
“小说还在印，我就去找到诗人出版商张小波，10多个人正在捏脚，我拿个小板凳，坐在他的捏脚桶前面，说，版权卖给我吧，我来做。听说人家喝完第一轮酒了，我又请他去喝第二轮。”
到了《人民的名义》（下称：《人民》），李路把挖机会升级到了“抢”。
“当时我在外地，听说周梅森在写这样一个戏，心一惊，这个戏，我看行（笑）。第二天最早的航班就回去了，他本来已经跟另一家公司有个合作意向，但那家公司要求他写人物小传和大纲，要求在合约上写每集不低于12000字，梅森也很倔犟，坚决不同意，说，我就写1万字，僵在那了。”
李路回忆：“这空档，我飞马提刀杀过去（笑）。”
实际上，李路提的是茅台酒。“喝高兴了，当时就说，就你了！你来导演！你牛逼！（笑）”
得到“醉翁”“口谕”，李路依然十万个不放心，“担心他酒后不认账。”第二天一早，估摸着周梅森清醒了，电话追过去。
“靠，他真的就不承认了（笑）。”
李路电话里责怪了一通，“我说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但扯这些没用，马上又约一局，晚上继续！
这一喝，周梅森认真了，被李路对他的尊重感动了，也被李路的执著打动了。但周梅森对合作对象极端挑剔，酒一散，他开始“审查”李路的作品。
“过了几天，他找到我说，你这些年的戏，我都一部部的看了，《人民的名义》就请你来做导演，我来给高检影视中心写推荐信。这次，我说了，绝对算。”
直觉很重要
从《孤星》到《人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李路先是活泼地说了句不太严肃的话。“我做事，基本上是出招之前定胜负，胜负的关键在直觉（笑）。”然后，严肃加了注解，“对我们这一行，敏锐的嗅觉，准确的直觉很重要，具体来说就是选材，这是作品成败与否顶重要的事。”
李路讲的嗅觉和直觉，不是脑袋一热的冲动和激情，而是一个事情碰到他长期学习、观察、实践和思考的积累之后，快速发生的化学反应。
“无论哪一行要做好，都要无止境的学习，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声声更入耳。文艺人要有自己的社会修养，社会认知，才能创造社会价值，再高一点，是尽到社会责任。导演工作说到底是对社会、人、事的观察、解读和展现。”
无止境的学习，见多历广，是李路独到的地方。
33、34岁这两年，李路一口气拍了《小萝卜头》、《刘天华》，双双获得“飞天”和“金鹰”双奖，但随即他却改变轨道，先后出任南京电影制片厂生产副厂长、江苏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还于2004年出任江苏天地纵横影视的总经理，至今依旧担任江苏广电集团（总台）艺术总监一职。
这让他成了今天的全能操盘手，什么人和事都能从容应对。
李路的朋友圈，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不排斥，台上台下、五湖四海皆兄弟。三人行必有他“师”，当然，也有他的“学生”。
要学习，要读书，是李路的一大理念。他在江湖上学习，哥们义气，街头智慧，也到庙堂上深造，知识的海洋遨游。当年在台里，表现好要奖励，领导问要什么，他都统一回答，还是去读点书吧。
这些年，他先后到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江商学院耕读，“学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优秀经验和理念，最终又被引入到文化产业中来。”
李路还强调，最好的课堂在实践，工作是最好的学习。“信心来自成功，成功来自能力，能力靠干出来。一个事做上百次千次，你就高手了。”
持续的学习、经历、观察和思考，让李路的脑袋变成一个强大的数据库。数据库好比柴禾，机会好比火苗。柴禾够多、够好，火苗一来，就梦想起航。再加上实践，梦想就成了现实。
这都在他的戏的萌生、成功中得到印证。
发起《孤星》，他嗅到了张咪的传奇色彩有看头，更直觉到了她张扬着的依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正是当时环境中人人内心涌动的潜藏情绪。
拍《幸福》，他嗅到了范伟那500个字跟社会状态、心态的联系。“那些年经济飞速发展，人像机器一样为名为利转不停。常有境外朋友回来闲聊就感叹，你们成天傻子似的，都忙什么呢？”
李路在人们忙碌的背后，看到人们已疲惫的心，也看到大家都想重新审视人生与幸福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慢生活的心态就要呼之欲出了。
直觉告诉他，如果把范伟的故事做好，就会成为那个呼唤者：“让大家停下来想一想，人生到底为什么？你这样，幸福吗？”
《山楂树之恋》，李路也是吃准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表面上，大家都对纯真的爱情失望了，不相信爱情了，情感泛滥成灾（笑），但内心深处，都在怀念纯真的情感，美好的爱情，所以我希望做出一股清流，唤醒大家淹埋的心。”
至于《人民》，他更是直觉到：在全面关注反腐，反腐剧却从荧屏消失10多年的背景下，这样直击人性的力作，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而且，《人民》“还有对人生、人性、社会，时代变迁的深刻展现，对正能量的宣扬，假丑恶的鞭打，也是人们内心深处渴望的宣泄。”李路说，他坚信这样具有强大现实意义的作品，一定会在现实社会有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市场价值。
如今，《人民》成功了，李路当初直觉和预判的，被事后诸葛亮们总结成了这部戏成功的理由，但最初，绝大多数人却对他的直觉与预判并不认同。
当时被认同的是，这部剧政治风险太高，宫斗、谍战、仙侠，网络IP，“小鲜肉”最有收视和商业保障，老戏骨、反腐、主弦律，成不了大气。
这种不认同，直接导致了李路在这部戏的巨大困难，包括几十家投资公司谈好了投资意向最后却撤了资，直到开机还差2000万资金。
别人看不到，他看到；别人不看好，他看好；别人不相信，他相信了，而且信定了，把它做出来，出来还比预期好。
这靠他的眼光、嗅觉、直觉、知识、经验，也靠他的坚持，靠扛得住煎熬、耐得住寂寞。
扛得住才站得起
李路27岁就拿了优秀导演奖，32岁就拿了“飞天”、“金鹰”双奖，但现在50了，作品却并不多，这让他常常对外自黑，说自己是“业余导演”。
最近8年，算上《人民》，李路担任导演和制片人的作品只有4部：2010年《老大的幸福》、2012年《山楂树之恋》、2014年《坐88路车回家》。
戏不多，但每部都不错。有的是收视冠军，有的双双获奖，最重要的，“没有一部亏钱。”
包括被张艺谋拍成电影抢了先的《山楂树之恋》，虽然只在江苏台播出一次，也依然被誉为“比电影更美的电视剧”，并给发行公司带来好利润。
“这就是读商学院的好处，做了一个小小的资本运作，一次性卖给了一家上市公司，一个月之内，它的股票好几个涨停板，双赢”。
《人民》更是来了个大爆发。
周梅森确定跟李路搭档后，《人民》的牵头方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知道他是中国十佳制片人，让他全面运营这件事。
继而有了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又要管艺术又要管生产，资金压力、艺术压力、拍摄压力、周期压力都自己最终负责，两年没怎么睡安生的挑战，也有了把挑战变机会，一部戏下来，一鸣惊人，艺术成就、投资回报的双丰收。
做得慢一点，是李路做得好的关键。
“希望作品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有所贡献，这要来源于、立足于现实。但现实主义题材不做好没有生命力，要做好，就得慢下来，好好做。”
慢和好，也是李路修炼几十年的功夫，《人民》成功的背后，是他为此憋了30年的劲。
拍《孤星》，8集片子，他们从海南拍到广州、再到舟山群岛，最后到长白山看着梅花鹿在雪中跑。到《人民》，则直接是极其认真的细腻帮他征服了周梅森。“看完我的片子后，他说他过去的片子缺乏细腻的手法和真切的表达，希望这次更极致。”
李路没有辜负周梅森的期待。
《人民》光是摄制就用了一年，每场戏的选址、场合、布景都一一推敲，腊月28都回不了家。“周老师把50%写成了夜戏，我们实在，全部放在夜里拍。披星戴月，南征北战，早生华发，拿命在拍，跟20多年前一样，丝毫不放松警惕。”
极其认真的结果是，《人民》中细腻刻画的“丁义珍”式窗口，一经播出立即被带入现实，掀起一轮“窗口”和服务改革潮，更有许许多多细腻的表情、动作，打动众多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纷纷到微博、微信去做“义务推广”。
达康书记，我在这儿呢
“没想到一部电视剧比红头文件的力量还大。”“没想到这么年轻人也能喜欢主弦律。”这些没想到成了事实，也是李路最满意的地方。
“折寿也值得了，文艺工作者要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分子，我做现实主义题材，追求的就是要在现实中有实际意义，而年轻人始终是我最想讨好的对象。”李路说，“艺术创作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最容易感染人，要善于讲故事，千万不要说教。”
慢和好，也给李路很大的挑战。现在流行一两个月搞定一部大片，不搞定就发不了财，致不了富，像他这样慢，落伍了，身边人因此纷纷离去。
但李路扛住压力，坚持不变，甚至干脆不设固定班子，固定经纪人，也没固定档期。以至《人民》开张时，“连《智斗》的胡司令都不如，他还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我只有几个人。”
“不想成为流水线式的导演，想沉下心来做好作品。”
这样坚持，有情怀和使命担当，更重要的，还是李路相信自己走的路。“这不是一个玩人海的产业，而是一个脑力胜过劳力，一个脑力必须打败百万脑力的行业。”
他说，影视就是赌，赌什么？赌人。“就像《人民》，最重要的是起初闻到味儿的那个感觉。这个感觉的对错，比几百上千人的劳动还重要。”
相信也来自他对一个商业模式全盘而长久的考量。
“尤其商学院给我开了光。大买卖人给人的感觉都是大傻子，很憨很实在很诚恳。小奸小滑只能做小生意。为什么？大买卖是做信用、做品牌，做时间越长越有积累，积累越多越有回报递增。”
李路说：“做商业要有自己的品牌，品牌来自一以贯之的定位和坚持。”他的坚持，正是对自己品牌价值的捍卫。“拒绝诱惑，能得到更多”——只做最好的树尖上的那几片叶子。
他认为，真正的好作品，就应该既有艺术担当，也有商业价值，付出终会有回报。“你急功近利，出了烂片，人家就会质疑你，就会砸掉自己的牌子。”
要做就做顶尖的。
李路有这野心，也用这野心点燃别人，这次用那么低的片酬，请到那么多老戏骨，固然有他的好人缘，但真正重要的，是他点燃了大家的野心。
我开玩笑问，“你是不是当时就跟大家说，这个戏会像现在这样火啊？”他一本正经的答：“不是啊，我是当时就把这个戏说得要比现在这样还火呀，就是给他们挖一个美丽的坑（笑）。”
只有奋斗的背影
一些人眼中，李路算是有不错的背景，但他说自己，只是有奋斗的背影。
“这个行业是靠本事吃饭的活儿。机会给有准备的人，平常的修炼、修养，为人，都会在你的事业上，作品上，成功道路上体现。比如做人，有的人谦虚无比，害他的人他都在背后说人家好话，那他已经做到极致了，所有人都会帮他。”
除了艺术修炼，李路也是特别注重做人的修炼。
拍《人民》差钱，有朋友要投他却拒绝，因为他有把握做好戏，没把握一定挣钱，对方不懂影视产业，没有评估能力，他怕亏了对不住人。
《人民》收官决算后发现原来的预算没用完，李路百忙中抓紧时间，把剩余资金一分不少地返还给了各投资方。投资方之一安晓芬感叹：“这是难以想象和从未遇到的，可见李路导演的为人。”
而“大贪官”侯勇公开说，“他让我演啥我都得演，演个女人都得演。”见识了他做人做事的周梅森，也在发布会上讲：“李路不成功，天理不容”。
李路上大学就给自己一个三字口头禅：“不能败”。但他的不能败，看得比较宽阔，也比较长远，不会在一城一池，一时一事上太较劲，太为难自己。
遇到挫折，他的处理是：“要坚信这是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低谷。不顺时立刻转换思维，干别的。条条大路通幸福，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拍完《孤星》后，李路曾有三、四年没戏拍，家人都急了，他却不太急，跑去开了一个广告公司。
“也学到很多东西，后来都有用到。总之，不能闲着。不能收获，就去播种；不能播种，就去翻地。这个不行，就去做那个。只要干，就会有得到，要么是成果，要么是经验，最终，这些都会帮助你。”
实现理想，从不理想做起，也是李路的理念。他说，如果当初不愿意暂时搁置电视剧理想，去做并不理想的晚会，也就没有后来的理想实现。
“不做晚会，怎么认识张咪；没有张咪那剧打底，怎么有飞天和金鹰？没有飞天和金鹰，就不会到管理岗位，也就做不了《人民》的导演和制片。”
“一切事都是先有一，才有二，无论怎样，先找个事情干起来，干好，这才最重要。”李路说，现在很多问题的最大问题是：不想一，就想二。
“不愿花时间去修炼，去成长。当年长影的编剧一两年一个剧本，现在20天一个电影，怎么好得了？现在有个时髦词叫工匠精神，要工匠，先匠心，要匠心，先要耐心，静心，安心和专心，但这说来容易，做来难。”
“最难就是比较，隔壁老王上市了（笑）。”
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别比一时，比长远，比笑到最后，要相信最后还是好剧的胜利，老王可能胜不了（指靠资本拔苗助长）。
《人民》就上演了这么个剧情。
当初，很多人不看好李路的慢慢熬，聊着聊着就走了，抄短路、走快路去了。但最终，他慢慢熬，熬出这么个大动静。
《人民》火爆之后，李路经常被问，什么时候拍第二部？他的回答是，“没这个打算。”事实上，早在拍摄中途，周梅森就找他聊过：下面还写什么？“我说打住，大哥，拍完这部戏，这种类型剧我不再拍了。”
一种类型，只拍一次，也是李路的风格。
立起一座山，便要走出这座山，再立一座山，这让他一步步走成了开山辟路的人。从《幸福》到《人民》，他都是在类似题材的荒漠中辟出一条路来，成为一个标准和标杆，鼓舞大家一起往前拱，最终把路越拱越宽。
尤其《人民》，当他冒险趟出来，这边还没播完，那边就不知有多少人在火急火燎地赶，争当《人民》第二了。十几年没人敢写，没人敢投，没人敢拍的反腐剧，日益边缘化的现实主义题材，经他这一开，整个海面都沸腾了起来。
今晚，《人民》成功大收官，李路可以在功劳薄上歇会了，但事实上，他已向另一座山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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