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记者 冷成琳；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回顾近两年纪录片的政策环境，无论是纪录片打入黄金时段，还是总局加大对纪录片的扶持力度，都是利好。这让人不由联想到，纪录片或许就是影视业下一个崛起的板块。
纪录片市场虽不似影视剧、综艺节目般如火如荼，但是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电视纪录片播出量实现了稳定增长，纪录片的生产主体数量也明显增长，资本的力量正在进入纪录片产业，多领域、多行业跨界合作慢慢形成常态。
在众多的纪录片公司中，成立于2006年的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伯璟文化”），凭借《河西走廊》《金城兰州》《凉州会盟》《重生》等优质作品成为纪录片公司中的佼佼者，并以重视纪录片生产、更注重纪录片传播的理念，不断在制作模式、盈利模式等方面进行着探索和创新。
而在这一系列成功的探索之后，据伯璟文化董事长李东珅介绍，纪录片也将从伯璟的主营业务退居为一个版块，公司将在其它领域发掘更大价值空间。
伯璟文化董事长李东珅
李东珅称自己为“逻辑控”、反经验主义者。在踏入纪录片行业之初，他就以极大的魄力，将纪录片的生产流程进行解构，与香港浸会大学导演系毕业的赵启辰一拍即合，率先在业内打造出一套高效、规范的纪录片生产工业化流程，自成一派，被称为“伯璟模式”。
在这套类工业化流程的规范下，伯璟文化的纪录片品质不断精益求精，同时在数量上也实现了平均每年50%的增长。2016年其生产的纪录片作品时长达1000多小时。
“伯璟模式”=工业化创作流程+制片人制
影视作品的工业化生产，意味着规范、高效，是长远发展的保障。可是长时间以来，我国的纪录片创作都实行扁平化的编导制：一部纪录片确定主题后，交给不同的编导，每人负责一部分，自行查阅资料、制定拍摄方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纪录片缺少连贯性，各部分的质量参差不齐。
伯璟文化在纪录片创作实践中首先认识到了这种创作模式的局限，他们摒弃业界惯用模式，提出工业化流程。这在当时是违反纪录片创作经验和规律的，并被认为不可能实现。
李东珅却对纪录片创作的定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电影是导演艺术，电视剧是编剧艺术，而纪录片是一个团队艺术，只有分工明确、流程规范，才能保证每一部纪录片的水准。
在伯璟文化创作的纪录片类型中，历史文化类是占比最高的。此类纪录片的选题年代跨度大，为了更精准地处理好错综复杂的史实材料和观点，他们将学界和纪录片业界进行了结合。
每拿到一个题材，首先请专家进行解读，判断主题切入角度，形成详实的“学术本”；在“学术本”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本的改编；再将文学本交给拍摄团队，制定拍摄方案；根据拍摄方案拍出素材后，纳入素材管理体系，并交给剪辑导演。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找最优秀的人去做。
赵启辰在河西走廊拍摄现场
伯璟文化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术本”由他们首次引进纪录片创作，《河西走廊》的承制就是靠专家团队撰写的30万字学术报告从甘肃省委宣传部拿下的。
他们还最早提出并实践纪录片“制片人制”。制片人要负责团队搭建、实现团队构想，提出方案、解决问题，以公司自己的导演和制作团队为班底，搭建、嫁接适合这部作品最优秀的国内外团队。
伴随着2010年第一部纪录片《迭部·洛克中心的伊甸园》的开拍，伯璟文化在技术层面的国际合作也揭开序幕并延续至今。
《迭部·洛克中心的伊甸园》讲述美籍奥地利人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委托，到中国寻找适合在麻省生长的高海拔植物物种的故事。因拍摄涉及采访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博物馆、哈诺德植物园等，公司遂聘用了美国的团队，并邀请了一位日本籍的摄影师参与纪录片的再现部分。
这种方式一直贯穿到《重生》，从简单的国际化合作，到现在更加深入的国际化合作。《河西走廊》邀请到世界著名作曲家、演奏家雅尼·克里索马利斯担纲作曲，邀请到艾美奖得主、英国摄影师布莱恩·麦克达马特等外籍摄影大师负责摄影。
赵启辰与纸牌屋摄影师马丁在重生拍摄现场
《重生》邀请到热播美剧《纸牌屋》的摄影师全程参与。起用好莱坞的美剧拍摄团队，包括摄影师团队和灯光团队在内十多个人，这对《重生》影像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呈现出比很多电视剧、电影更为精良的画质。
李东珅告诉“广电独家”记者：“我们非常注重国际化的合作，主要是为了在技术上替我们实现想要的效果；但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我们首先传播的还是中国故事——我们自己解读的中国故事。传播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的内核，这是最有价值的。”
再现拍摄：超越文本之上的影像表达体系
2010年前后，纪录片出现了“再现”的拍摄手法，伯璟文化也开始了纪录片电影化的尝试，企图让枯燥、沉闷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好看。这种尝试持续了几年，直到制作了全情景再现的《河西走廊》和《重生》。
李东珅介绍说：“以前纪录片的拍摄，无非是找文献古籍，拍一些空镜，找专家来访谈，说到底是因为没有画面。我们的做法是，把专家的观点、思想放在解说词里面，而不是直白地将访谈过程展示出来。”
“《河西走廊》和《重生》中没有一个采访。我认为在只有当访谈对象是当事人、亲历者时才有必要作访谈，因为他们的讲述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但亲历者的眼神、状态都是有价值的。”
再现拍摄除了不用或少用明星，其他和电影拍摄趋同，制作规模也趋向于电影，这就大大增加了纪录片摄制的时间成本和资金。
但是纪录片的投资额没有电影那么多，所以他们的主要资金都用来作情景再现的还原，以保证规模感和质感。
赵启辰在重生拍摄现场
伯璟文化总经理、导演赵启辰告诉“广电独家”记者：“我们不吝惜成本去做大的场面，做复杂工艺的镜头，希望对故事的呈现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刺激，让观众对我们再现的历史的大环境、大事件形成画面上的感性概念，这是我们经常不惜成本去追求的。”
有人认为历史纪录片中的再现没有文献性，是去纪录片化的一种表现，赵启辰却不这么认为。
“历史纪录片的高还原度也是文献性的一种体现。这体现在一些道具的细节、影片画面信息量的补充上。观众如果留意，按下暂停键，仔细观察我们做的道具，都是跟历史上的文物道具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做历史类纪录片的良心、担当所在。”
纪录片的解说词有时候是一种局限，很多跟主题有关的细节无法通过解说词体现。为了让故事更丰满、更生动，在执导时，赵启辰选择将这些无法写进解说词的细节通过镜头设计在画面中表现出来，并逐渐总结出一个结论，即“创作一个超越于文本之上的影像表达体系”。
这种创作手法从《河西走廊》开始大胆尝试，到《重生》开始发挥到极致，通过画面对信息量作了有效补充，生动地诠释了历史故事。
比如《重生》第一场戏，清帝退位，用一颗夜明珠的滚落意象化地凸显王朝覆灭的沉重、无奈和慌乱。片中多处加入道具，都是基于历史考证之后推断或合理设计的，使主题更加具象。
这种介于演绎和史实之间，对再现类纪录片影像的尝试，去掉了很多宣教色彩，给观众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便于其更加深入、感性地了解历史。
专注生产，更注重转播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国三千多位文艺界代表参会，而纪录片业的相关代表只有三位。李东珅作为纪录片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他感叹没有引人瞩目的明星大腕，纪录片冷清很多。但他坚持认为，纪录片是传播中国精神、中国理念，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传播产品，这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伯璟文化制作的纪录片都有很强的现实属性和政治属性，通过借力国家政策和重要节点，得到了有力的传播。
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承办由总局和甘肃省政府主办的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通过这一“有观点的”影展平台，伯璟不仅扩大了影响力，助力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也探索出一条纪录片宣传地方文化的途径。
赵启辰与摄影掌机卢卡斯
曾几何时，甘肃省在影视文化领域是落后的，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处在丝绸之路黄金段上的甘肃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甘肃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瑰丽的自然地理风光等条件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选题和素材，在此背景下，甘肃省提出“建设纪录片大省”的战略。
作为甘肃人，李东珅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宣传家乡，伯璟文化先后制作出《河西走廊》《金城兰州》《凉州会盟》等以甘肃地理和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探索出地方文化的宣传和运营模式。
“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深度挖掘，选取最有价值的传播点，通过对这些传播点的纪录片化生产、播出、宣传，形成地方的宣传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片只是宣传地方文化的手段或核心产品。”李东珅说道。
把纪录片当产品卖是死路一条
长期以来，纪录片都无法打破“赔本赚吆喝”的困境。虽有走院线的尝试、借力“互联网+”的探索，但是纪录片究竟适合怎样的盈利模式，业内至今乏善可陈。
李东珅认为，纪录片的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像其他影视产品一样靠流量变现，所以“把纪录片当作简单的影视剧去销售变现，是死路一条”。
“虽然纪录片的流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传播到达率是最高的，也许可以在到达率上下功夫。”李东珅说，“《河西走廊》可以给出很多启发。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全中国的旅游增长14%，甘肃省的旅游增长是25%，而河西走廊地区的增长是40%。增长因素很多，包括当年高铁的开通、‘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旅游业增长的大形势，但是至少有10%的增长是纪录片《河西走廊》带来的”。
如何把这些效益变现，把旅游收益变成纪录片收益的一部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李东珅表示，他也没有想好该怎样做，但是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产业跨界合作。
“纪录片公司很难独自将延伸产业做好，纪录片可以作为一个到达率特别高的战略先遣部队，跨界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出路，是不是真的行我也不知道，我也在尝试。纪录片行业千万不敢故步自封，合作会成为未来我们的核心理念。”
内容上坚持主旋律和正能量，发展上打破常规、不落窠臼，这就是伯璟文化的独特气质。
“广电独家”是广电业界第一订阅号，“影视独家”深度透视影视产业规律，由北京中广传华影视文化咨询有限公司运营，新版微信长按二维码图可直接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