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义桅

▍ 跨大西洋关系：从“共进”到“共退”

起初，令美欧引以为傲的跨大西洋关系似乎因俄乌冲突的爆发而焕发了新生。美欧之间的战略协调和资源统筹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展开。但硝烟弥漫的三年过后，正如最近发布的2025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 （以下简称“慕安会”） 报告所言，欧洲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场“完美风暴” （perfect storm） 的中心。这场风暴中， 欧洲的影响力和安全性正节节败退，恐慌和焦虑却呈现出螺旋性的上升。 过往与美国步调一致的合作中，欧洲的自主权已被美国的野心侵蚀殆尽，但随着俄乌冲突向持久战方向演变，欧洲仍想方设法地试图延长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换取虚假的安全和共荣。结局是，消耗大量金钱、资源、武器的欧洲，近期却在特朗普政府的俄乌冲突解决方案下却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在菜单上，而自己不在餐桌上 ——2024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句“ 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便在餐单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让世人大跌眼镜。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22年初，慕尼黑安全会议中的欧洲正在“群体性无助” （collective helplessness） 中自我反思。欧洲人发现，面对秩序衰退、地缘竞争加剧、社会制度危机涌现和“西方的缺失” （Westlessness） 的普遍趋势之下，西方国家感慨“ 不仅世界处于后西方，西方也处于后西方 ”。 彼时，欧洲为自身开出的药方是“团结”，即所谓的民主国家要基于西方共有的价值观积极合作，借助法德提出的“多边主义联盟”计划、美国的“民主峰会”、复兴北约或宣传“欧洲主权”倡议等行动，促进西方世界的再次伟大。

然而，作为二战后协调美欧安全合作与西方秩序安排的核心平台， 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见证了跨大西洋关系自冷战以来发生的最深刻、最令人咋舌的变化。 共同缔造世界秩序的带头大哥美国似乎正准备与欧洲解绑——副总统万斯指责欧洲正在退缩，共同价值的缺失已成为二者之间的核心分歧与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威胁。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则透露，美国正在考虑“究竟是继续站在保护欧洲大陆的前沿，还是退居二线，成为保护欧洲大陆的后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防部长在谈及俄乌冲突时更是坦言，“ 安保方面，欧洲人将完全承担自己的责任 ”。

欧洲人后知后觉地发现，曾经开出的药方却成了当前欧洲政治经济与安全千疮百孔的症结。而现在，伴随着准备“抛弃”欧洲的特朗普政府的强势回归，被迫离开美国为其搭建的“安全屋”的欧洲，正身处于一个从未准备好单独应对的外部秩序环境。 欧洲防务局的报告显示，欧盟27国军费总和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且装备标准化率甚至不足15%。美欧关系破裂后，虽然各国高层的发言和欧盟内部的讨论不绝于耳，但真正从欧洲内部审视跨大西洋关系、呼吁深层变革的声音寥寥无几。 失去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坚定承诺之后，欧洲于迅速变动的国际关系局势和国际秩序中迷失了方向。

虽然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中，欧洲正借助其影响力的余晖，竭力推销其“多极化”概念，试图为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变描绘出一条符合欧洲期望的路径，但当前国际关系层面的 多极化是以“去西方化”为主要标志的 。比起继续傲慢地对“全球南方”国家与美欧之外的世界指手画脚，欧洲应优先审视自身因跨大西洋关系的桎梏而造成的时代脱节，更多地吸取过去三年中俄乌冲突中早该被吸取的教训，从而避免被美国不对等的战略绑定推入更可怕的深渊。

▍ “服从性测试”：三年俄乌冲突对美欧关系的检验

一是防务方面，美欧之间在国防合作层面的结构性弱点不断凸显，北约从“脑死亡”走向复活实质上带来了欧洲自主权的消亡。 长期以来，由于欧洲内部国防工业体系的分散和欧盟于统筹防务战略层面的“失权”，欧亚大陆的冲突并没有成为欧洲内部整合的催化剂。多年来，欧盟在低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始终优于高政治层面的一体化，有序整合且高效运行的欧洲统一国防体系基础根本不存在。欧洲在冲突爆发后逐步被掏空了内部的战略资源储备，却在美国的立场下继续深度参与消耗战，加大了对外部供应链的深度依赖。但作为主要提供安全保障的“承包商”，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俄乌冲突中进一步挫伤了欧洲的防务能力，甚至成为欧洲安全的新威胁。

虽然美国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建立初期开始就多次表态支持欧洲自主战略发展，但 欧洲的防务自主与美国的秩序构想有本质性冲突 。于美国方面的强势战略绑定和对俄罗斯等外部威胁的夸大渲染下，多年来欧洲的安全格局几乎全部依赖美国的主导和维系。2024年的北约峰会中，美欧签署了《华盛顿宣言》，但就白宫发布的文件来看，美德加强中程导弹部署、增加西班牙海域军舰部署等行动都表明，北约为欧洲设计的安全方案依旧是欧洲防务美国化的老调重弹。拜登政府后期，美国仍在积极推进对于硝烟弥漫的欧洲而言不切实际的北约印太化。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就任后甚至呼吁北约成员国每年花费GDP的四分之一用于国防建设。而在过去，军费陡增已经激化了欧洲内部的政治纠纷、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让本就自顾不暇的欧洲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更加疲于奔命。

二是外交方面，美欧在多个层次的立场协调让欧洲在全球层面付出了不可挽回的声誉损失和利益代价，但这种牺牲并没有为欧洲长远战略安排带来裨益，也没有获得美国的“嘉奖”。 一方面，北约虽然从此前饱受嘲讽的“脑死亡”之中复活，但全球对北约的敌视和怀疑却不增反减。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做出了一致反应，但欧洲未能摒弃美国的新冷战思维的钳制，错过了与中国、印度或其他重要的国际参与者积极接触与切实合作的窗口，对俄乌冲突上的立场与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巴以冲突等其他冲突层面的“双标”态度也导致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背道而驰。 最终，欧洲被动被纳入了美国所渲染的“民主VS威权”的叙事， 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层层绑定不仅让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空间严重受限，也在自身最擅长的全球治理领域也失去了优势，进一步造成了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孤立。

另一方面，对美国战略需求的让步导致欧洲对俄罗斯发出的外交信号混乱而无效，俄罗斯传递的信息也被忽视或曲解。 欧洲方面实际上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对俄谈判资源，例如被欧盟冻结的俄罗斯海外资产、制裁工具以及能源贸易等，但 由于过度追求与美国立场一致，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是纯粹的对抗立场——以制裁、军事威慑和战略遏制为主要特征，将俄罗斯威胁进一步妖魔化。 这样的态度不仅引发了欧洲内部的恐慌，不断扩大的军事投入也导致欧洲通胀攀升、能源枯竭，弱化了自主与俄罗斯进行外交谈判的能力。欧洲甚至没有为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形成后备方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曾公开表示，“乌克兰战争应该导致俄罗斯的失败和解体”。

但过去不断重演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多次提醒欧洲——俄罗斯不应也无法无限期地被排除在西方安全秩序之外。 欧洲应设计一个新的框架，在维护国际规范的同时防止未来的冲突。 欧洲外交失败的结果是，美俄有可能借助和谈达成合作交易，坐收渔利，将重建乌克兰的成本和战争损失转移到欧洲，并进一步促进全球战略资源和其经济重心从西方转向亚洲。

三是地缘方面，随着东欧被推向战争的前线，欧洲内部的分裂逐渐加剧，而美国对欧反复失信也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安全格局和战略环境。 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法国和英国等核大国的保护和威慑效力。目前，在欧洲中心内陆地区的安全防御主要由法德两国的防务所支撑，英国脱欧后的影响力大多呈现出外部性，无法真正成为欧洲防务一体化助推器。与乌克兰战场临近的东欧各国逐渐成为安全架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与欧洲内部紧密关联，也与美俄之间有着复杂的安全利益关系。随着战争带来的经济和内政压力不断增加，不同的安全架构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涌现。

但作为统筹性力量的盟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却接连“背叛”欧洲，加剧了欧洲集体行动的困境。 拜登政府时期，《通胀削减法案》为美国企业提供高额补贴，支持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多行业的生产和投资，这样的政策无疑让已经深陷战争的欧洲经济损失惨重。特朗普更是声称将追求美欧对等经济关系，宣布对欧洲汽车、铝和半导体等产品加征关税，使分身乏术的欧洲遭遇进一步的战略透支。美国利用法案加速了美国实现产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步伐，但也以邻为壑，掏空了欧洲的经济基础。为了保证国防，欧洲各国不断削减医疗保健、社会福利支出，反复进行战争动员。极右翼政党利用这一机会在欧洲政治格局中崛起，政治动荡、经济困顿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社会危机的治理效力，欧洲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空间再次被严重掣肘。

▍ 后乌克兰危机时代：跨大西洋秩序结构困境

继续讨好美国确实是一种选择。 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 马罗什·谢夫乔维奇访美之旅无疑是为了继续谋求美欧关系的弥合 。但这显然不是欧洲最好的选择。早在跨大西洋关系紧密的初期，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学者已经发现了欧洲将安全外交给美国的不可持续性，而在自身战略的回撤趋势之下， 美国终将退出欧洲 。因此，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和全球秩序之间的联系对于现在的欧盟来说至关重要。

欧洲正在努力适应这个多极化的新世界，但想要获得转机，就必须彻底改变其自我认知和运作方式，跳脱出西方主导的傲慢而陈旧的秩序规划路径。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AI革命到来，尤其是特朗普强势回归，欧洲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内部实际上透露出对未来秩序演变的不同结果的担忧。 一是恐惧世界将“无序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