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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泽连斯基于2025年2月的最后一天前往白房子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个世界所有“正义之士”的道德愤怒前来的，这样的道德愤怒植根于美国必须担当“全球正义”秩序之领袖这个假设，这也正是丘吉尔曾经向罗斯福表达过的道德愤怒：——“你总不至于让我像你的宠物狗那样乞怜于你吧。”丘吉尔此论切中要害，令罗斯福无言以对，陷入“满脸睿智的沉默”。
确实，依据威尔逊-罗斯福体系，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摩尼教的二元对立模式意味着善恶本身既彼此对等又各自绝对，不存在可资改造的层级。
“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之分以层次的差异和色调的复杂为前提。二元既不对等，也不绝对。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
威尔逊的差序格局体系即建基于这个前提和信念。在威尔逊主义的重新关照之下，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但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因此，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道德愤怒是有回答的义务的。
欧洲势力均衡体系及其原则的破产，开启了威尔逊体系的时代。不过，威尔逊体系显然继承并强化了势力均衡体系在其末期发育出来的“道德因素”。
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见证了国际关系领域当中“道德因素”所取得的重大发展，这所谓的“道德因素”就是建基于并植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证成和民族的自我正义感；奇怪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军备竞赛已然超越以往，提升到了可怕的程度，与此同时，道德因素的分量提升了无与伦比的地位。正是这一点在改变着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外交的特性，其效能超越了其他的一切因素。
人们害怕真的爆发战争，不过这种恐惧并没有终止变革现状的欲望，相反，这反倒意味着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战争之外的胜利。欧洲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落后且没有归属的国家（还有许多以不同形式操控在帝国之手的地区），这意味着在和平年代，将会展开一场“影响力”方面的巨大竞逐战。
马克思主义者（发扬了法国大革命的做法）早早地就已经将宣传攻势同外交政策紧密融合起来，其程度和烈度都非以往所能比拟。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融合已经演变成一项重大事物，无论是于西方还是于东方，都是如此，而且，此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各个角落都提升了道德因素的分量。
道德因素可谓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因素，这一因素却也正是通过老式的外交渠道以及各国政府间的日常关系，才得以造就一场差不多是质的变化。在这种新的道德形态的世界中，埃及可以确保一场就其实力而言根本配不上的胜利，而且，埃及也能够继续对现状实施令西方无力遏制的改变，或者说，西方也只能通过诉求道德因素的援手，来加以遏制。正如阿克顿在品评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之时说的那样，道德因素一般而言都倾向于改变“现状”。
事实上，道德因素已经转化成为了比“法条主义”更为强大的力量，确切地说，道德因素的国际力量俨然已经超越了据说是已经在国际法当中得到确认的“权利体系”或者“现状”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刚果危机还是摩洛哥危机，都清楚表明，倘若大张旗鼓地动用道德力量，那么这其中的能量恐怕不会逊色于一场大战的胜利。
1884年的柏林会议则让俾斯麦极为震惊地注意到，道德因素的力量似乎也胜过了友谊、联盟乃至眼前利益的力量，并且也对终极和长远目标之外的一切目标都形成了否决之势，而这个终极的长远目标就是获取这个星球上的那些中立地区的信任。
纯粹的力量积累倒也并没有失去分量，暴力性质的宣言也依然列强游戏的一个重大特征。不过，一项无可测度的因素已经获得了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只要列强依然凭借那传说级的战争机器彼此对峙，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他们既不能也无意真的动用这个级别的战争机器，这一无可测度的道德因素就依然会发挥出统摄性的效能。
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巨大的权力变迁，而那些在这场变迁中遭受折损的强权国家甚至都没有机会为此开上一抢。恰恰就是因为枪炮在这样的格局已然失去效用，才致使狂烈的愤怒、雷鸣般的责骂和昭彰的武断得以在一场谋划好了的战略中展示威力。
换言之，这样的境遇势必要引发或者说是要求国家性格、人民性格的一场变革，即便这样一场变革不能说是一场绝对的革命。
本质上，当美国借力苏伊士运河危机彻底终结欧洲殖民帝国的历史及观念的时候，欧洲帝国主义秩序当中的“道德因素”与威尔逊-罗斯福体系的“道德因素”便以相互强化之势正式汇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正义”秩序，便渊源于此。
泽连斯基的道德愤怒则植根于此，当特朗普拒绝谈论“感受”并转而谈“交易”的时候，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已然脱离了此一秩序，因此，他没有义务回应泽连斯基的道德愤怒。
泽连斯基并未意识到特朗普主义对美国的重新定位，此即杰斐逊的“小国寡民”，说白了就是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不玩战略，不玩格局，做好磨豆腐的工作，不做亏本买卖，不负债经营，保持充足现金流，保持合理利润增幅，要说这里面有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长期主义、专业主义；当年杰斐逊就是这么跟拿破仑打交道的，在路易斯安那问题上拼命杀价，在那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正义”战略家拿破仑面前，无论是公开的呈现，还是私密函件中，杰斐逊的表现连“小店主”都不算不上，而是一副“联邦自耕农”嘴脸。
对“联邦自耕农”或者“宾夕法尼亚农夫”来说，合理的利润增幅以及朴素的犀牛角尊严是不容触碰的，为此美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打了两场让欧洲人噤若寒蝉的战争，为此，美国把日本的两座城市送入冥府，所以，最好是高估而非低估他在顷刻之间把任何一处海峡变成人间地狱的决心。
“正义战争”神话不在MAGA的叙事范围，19世纪内阁外交的小步舞会（斯塔默）、20世纪的全球正义假面舞会（小泽），MAGA都不care，因为无感。
要理解这个，首先就要理解：杰斐逊从来不认为1776年所取得的战场上的成功能够涵盖美国人爱国热情的政治意涵，当1787年的联邦宪法试图冻结1776年的政治热情之时，美国人应当在道德和政治双方面寻求突破；杰斐逊在一封通信中写道：“事实上，君主制的弊端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政治盘算，就是这样的局面促成了我们的错误想法，认为只要是非君主制的东西就是共和的，我们对‘政府只有体现并实施人民的意志方为共和’这一根本原则视而不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最初的宪法拥有什么指导原则。”
这种“指导原则”或者说这种超宪法的政治忠诚所指向的东西，正是杰斐逊在其名篇《弗吉尼亚纪事》中所要阐明的东西，同时，《弗吉尼亚纪事》也意在阐明同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诉求截然对立的“帝国”意涵，对杰斐逊来说，充分领悟这个“帝国”，也就是充分领悟1776年独立战争的意义。
《纪事》一文首先阐明了单立且规模渺小的弗吉尼亚何以在联邦、北美大陆乃至世界立足的问题。杰斐逊首先对小共和国无以自立的传统欧洲殖民帝国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太阳底下会有新东西”，这个“新东西”就是一系列小共和能够依托联邦制原则所组建的“大共和国”，杰斐逊在此并非为了简单地回应麦迪逊的“大共和国”理论，相反，他指出，像弗吉尼亚这样单立的州，正因其地理边界的狭小反而可以在以州权为基础的联邦体系中获得无限的机会。平等且普遍的州权体系在最终摆脱了宗主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或者在摆脱了某种中心控制权力强加的掠夺性框架之后，就能够在彼此间执行启蒙原则所倡导的互利互惠经济体系。显然，前者所攻击的是不列颠第一帝国的殖民体系，后者所攻击的是汉密尔顿依托战争偿债计划而构建的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诉求的财政体系和合众国银行体系。在汉密尔顿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依托传统殖民帝国不平等的剥削原则。
杰斐逊将不列颠帝国视为一个繁复的等级制体系且充斥着保守文化的浓烟，令人反感的人为分化是这个传统帝国的本质所在。这一切完全背离了启蒙原则。杰斐逊敏锐的历史感触使他意识到，汉密尔顿的财政和银行体系实际上是在模仿罗伯特·沃尔波于18世纪上半叶在英格兰创立的那种以等级和保守著称的政治-经济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正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实力源泉。这个令人厌恶的殖民帝国的影响力正在通过英国资本和贷款的渠道在北美大陆迅速扩散，并很快就会在北美建立起一个庞大且强大的依附集团，即便农村地区也不例外。汉密尔顿的合众国银行无疑为这些依附于殖民帝国的“权贵”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制度和宪法保障，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权力中心正是为这批人服务的。
杰斐逊时常遭遇的亲法反英的政治指控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一点应当从美利坚自身的宪法斗争来理解，而不能以对外政治关系为参照框架；詹姆斯·布赖斯对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情感是有公正之论的：“同不列颠体制的根本性差异，人们普遍认为是1787年的现实境况制造的必然性，因为制宪者们必须去保障州权，因此才不得不对联邦政府之权能实施限制。
然而，实情并非这样，即便没有州权需要保障，也不妨试想一下，美利坚人民对于他们选任的统治者对充满警觉的，同时，人民也担心联邦政府的某个权力机构藉由权力吸纳机制来篡取权力，此外，人民也急切地想要为公民之基本权利提供保证，免受来自行政官员或者立法机构的潜在侵害，正如同法国大革命早期阶段的立宪行动表明的那样，这一切的元素最终都导致了一部至高宪法或者说是根本大法的创制，制宪者们将这样一部宪法置于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之上，据此对立法机构实施控制。
实际上，北美殖民地章程当中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根本大法，此种至高宪法随后融入了各州的宪法当中；因此，在创立这部全国性宪法之时，制宪者们当然会遵循这样的先例，这样的先例的确是很珍贵的。”
经历了成功的1800年革命之后，杰斐逊对共和帝国的前景充满信心。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令联邦党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度扩张会对联邦安全产生威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杰斐逊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他认为以小共和国为单位的这种联合，在共和原则以及和谐利益纽带的支撑之下，将能够容纳共和州的无限制扩张；一旦彻底摆脱宗主国或者联邦党人的中心控制权力，这个共和帝国无论在幅员、公民凝聚力以及资源能力方面，都将超越专制且奉行等级制原则的大英帝国；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在杰斐逊看来，意味着共和帝国无可抗拒的扩张力。在此种观念之下，1776年的革命也就可以在共和帝国观念中得到最终的理解和定型，换言之，1776年的革命使得强大且中央化的权力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危险，不仅为害共和式的公民道德，更威胁到联邦自身的安全以及帝国使命。
相反，联邦党人认为，1776年赢得的独立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开端，而非共和帝国的开端，路易斯安那之并购无疑将招致联邦纽带的松懈；尽管独立各州已经展示出帝国的规模，但考虑到日后必定要同欧洲强大的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惟一的可行之道便只能是模仿欧洲强国。共和帝国的原则所秉持的去中心化、去宗主国原则，使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只能诉求州权体系，这样一个不依托中央权威的帝国是不可能得到维持的；选项是：要么接受一个宗主国体制的帝国，像大英帝国那样，要么就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考虑到这个刚刚独立的政治联合体实际上的二流地位，后者实际上是必然的选择，“帝国”观念本身就完全不合时宜，遑论共和帝国或者自由帝国。共和帝国的强烈的扩张主义诉求将超出国家整合的能力范围。对此，共和党人视为欧洲殖民帝国的强制模式，1776年美国人所摧毁的正是这样的模式，联邦党人在19世纪初仍然坚持此种做法，只能说明他们是亲英主义者。
共和帝国或者自由帝国的倡导者们所坚持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启蒙主义，他们相信各州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自由且平等的自治权最终将在无限扩张的共和帝国框架内完成同自然权利的普遍融合。
杰斐逊对城市和商业的厌恶、对乡村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但很显然，无论是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18世纪英格兰的乡村党观念都无法对此作出完善解释，应当注意到，《弗吉尼亚纪事》中对城市和商业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商业必然导致不平等以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而这恰恰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获取公众情感支持的源头所在。
这一切人为的依附和从属关系，正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残留物，它所传播的也正是欧洲殖民帝国的腐败影响。由此便不难看出，共和帝国的观念实际上成为《西北土地法令》的精神原则，这一法令塑造了西部的命运，它的基本诉求就是严厉压制封建所有权以及由土地投机者所造成的土地所有权的虚假激增，并构筑一个自由土地权利体系。这是一个“绝对产权的帝国”，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英帝国式封建式不完备产权以及封建贵族的复活。
《西北土地法令》实质上正是弗吉尼亚同乔治三世就土地权利所进行过的早期斗争的延续，是帝国观念在西部的具体化实施。很显然，不惜冒着违宪风险并且不惜赔上个人政治前途推进路易斯安那并购案的杰斐逊，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伦理主义政客，这样一个杰斐逊是不会把联邦放在首位的，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在内战前夕、内战期间以及内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欧洲人乃至世人对联邦的评判和重估；正如詹姆斯·布赖斯所论：
——“欧洲人通常将那场令联邦宪法遭遇了重大考验的奴隶制斗争归因于联邦体制，最起码，欧洲人认为，这场斗争之所以演变得如此暴烈，联邦体制难辞其咎。这场斗争乃催生了诸多党派，党派的追随者当然各地都有，不过，事态的演进也令追随者们以州为界逐渐集结起来，并掌控了各州组织，令各州政府为自己效力。蓄奴州法律同自由州法律之间的歧异乃催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法律问题乃积聚起巨大的爆炸力，而且，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乃是联邦宪法予以刻意回避了的，要不就是制宪者们不曾预见到的。
置身这样的境况当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也发生了震动，因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司法判决当中，是不难见出对蓄奴州的偏袒倾向的。在这场斗争中，人们纷纷抓住州权教义不放，这样的教义令任何州只要自感受到委屈，便会去摇撼对联邦政府的忠诚。
于是，敌对双方阵营当中的激进派都不免要对联邦产生仇恨，不管怎么说，敌对双方是无法在同一个政治机体当中共存的，但联邦当然要强求此事。最终，反叛、脱离以及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战便成了在所难免之事。甚至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战争中遗留的毒药残渣仍然在困扰联邦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制造混乱。
一方面是宪法赋予的责任，要对南方实施重建，另一方面则是在重建过程中遭遇的切实危险，毕竟，战败的南方各州的人民仍然秉持着战前的心态和情感，在两方面因素的挤压之下，遂在南方各州催生出军政府体制、“提包客”政府、三K党暴行，当然还有大批黑人人口获得了他们实际上并无能力担当的选举权，但问题在于，除了向这批黑人人口释放选举权之外，显然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对黑人人口形成保障机制的。
人们常常认为，这一切的恶果皆溯源于美利坚的联邦体制，此一体制乃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只消足以策动人心的问题震荡而起，这种子就必定是破土而出的。对待此类责难，大可以回应说，联邦政府不仅从这场斗争中存活下来而且还变得更为强大，同时也应当申明，联邦主义并非祸端，确切地说，联邦主义只不过是将特定的形式赋予了联邦契约引发的一系列法律争议，正是这一系列的法律争议引发了反叛各州针对联邦的战争。
这一系列的法律争议，既然涵涉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糅合了炽烈的人类激情，因此，一场冲突便在所难免了，而且还应当申明一点，倘若是集权化的政府体制，萧墙之祸也将是同样可怕，而且遗留问题也肯定是同等严重的。”
进言之，正是由于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的努力，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摧毁了传统帝国观念之后，并未拒绝帝国观念，而是凭借杰斐逊阵营那种超前的启蒙思维，重塑了帝国观念，以州权为基础的联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帝国和自由帝国，拥有几乎是无限的繁荣空间以及和平扩张能力，路易斯安那并购案以及《西北土地法令》所创建的“绝对产权帝国”也在美国历史上嵌入了一种积极形象和象征:这是一个将在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传播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帝国，兼具无限的扩张性和包容性。
正如奥鲁夫所评论的那样：“从帝国的角度思考，美国的革命者首先把自己想象成英国人，具有那种认同所包含的所有文化特点与民族自豪感。独立的美国人抛弃了这一英国认同中的一些比较极端和不合时宜的表现形式，譬如好战、不能容忍新教。
但是美国人的自由天性意识，他们在维护和改进英国模式方面的成就感，延续了与英国辉格党传统的连续性与关联这样一种几乎是种族意识的东西。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独立的美国人以种种具体的、特殊的方式领会和运用帝国观。
尽管或者，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多样的地方忠诚与激增的交往形式，美国人表现出了越来越独特和公认的‘民族性格’。这种新出现的国家认同不仅是‘信仰方面’的，或者是理性计算者的最小共同性，它同时也是立足于特殊的地方，譬如杰斐逊的‘国家’，弗吉尼亚，而且充满帝国式的幻想和抱负。”
《西北土地法令》激发出了西部的长久活力，正如弗雷德里克·特纳在“边疆论”中阐述的那样，这一活力所展现的前景不仅仅是杰斐逊共和党人的弗吉尼亚前景，也是美国自身的帝国前景；在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的政治设想和预见当中，西部充分发挥出了平民主义和乡村保守主义的双重政治功能，这样的政治设想和预见得到了应验，在19世纪后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内深深影响并改组了美国的票选格局，在不断对抗并克服英式自由帝国沉重经验的过程中，使杰斐逊的共和帝国观念顽强地维系着经验上的存在，在肯尼迪“新边疆”演说诞生之前，西部可谓一直矗立在“美国梦”的最前沿。
泽连斯基作为未来主义者和凯旋主义者，没有义务追索过去。但“过去”对特朗普主义很重要。
过去不能被简单抹去，这是所有保守主义的信仰，不过，就特朗普主义而言，原因倒并不在于欧洲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过去是当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而是因为过去是创造当下的决定性要素，克罗齐一度认为当下是创造过去的决定性要素，实质上是把这个问题弄反了。
过去给予人类的遗赠究竟是什么呢？就事实而论，理性只是很可怜的一小块，并且在何谓理性的问题上，人类终究无法达成共识，此外还包括了世世代代养成的权威、顺从与屈服、傲慢、怠惰与冷漠、激情与暴力等等，这些虽然历来被“光明派”哲学家们视为“个体性的深渊”或者“理性的狡计”，视为与人类进步主义“无意识共谋”的辅助要素，却终究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污染了人性的罪恶和债负，却也正是易卜生式的遗产，成为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在这个意义上，泽连斯基本质上就是在“蒙昧过去”和“光明未来”之间所作的进步主义区分的受害者，他那狂热的凯旋主义正是植根于进步主义，这令他不仅没能看到过去与当下的交织何等深沉，也终究弄不明白，即便存在一个“光明未来”，过去将以何种回环曲折的方式赋予人类创造力。
说白了，倘若过去确实令泽连斯基这样的自由主义现代派备感身心疲惫的化，那可绝对不仅仅是因为过去有着太多的东西威胁着要杀死他们的道德傲气，更是因为过去的关键遗赠包含有会导致当下发生断裂式变革的东西，而他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变革发生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左翼“正义联盟”和自由派“正义联盟”共同主导之下的“全球正义”叙事，一度成为强有力的、主宰性的人类叙事，在广袤空间和无尽时间尺度当中铺展开来。
然而，在个体层面被人们如此看重的自由和道德热情，放到社会层面便顷刻破灭。奇怪的是，“正义联盟”对此不管不顾，究其因由，正在于他们的进步主义宗教信仰，在他们的政治意识当中，进步主义就如同孔德和斯宾塞时代一样，已经成为驱动历史前进的“集体智慧”，是人类的最高裁夺者，拒绝接受质疑。
事实上，《圣经》的智慧恰恰就在于打破这样的进步主义链条；历史确曾时不时地有过进步，但不能因此将进步与救赎混为一谈。就事实而论，人类历史作为整体并不曾持续接近那所谓的“全能者”。所谓末世绝非意识终结，更非泽连斯基式的向上的不懈跋涉的凯旋。
恰恰相反，《圣经》的末世，也即真正的末世，乃是对突入历史的断点时刻的记载，末世暴烈且无可预测地侵入人类叙事，颠覆其泛神主义的逻辑建构，将智慧反转为愚蠢；弥赛亚不会在某个幻想中的末端时刻到来，他并不在历史时间经验之内，而是把他的权力随意且武断地散落开来，落在每一代人的身上；说白了，此举乃是腾挪了空间，将救赎的任务交到人类自己身上，并且让人们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学习这种责任担当。
尼采可能是在表面上最接近此一救赎观念的人，他并不否认普遍史的存在，但他绝对否认普遍史可以作为人类本身的宏大叙事，与泽连斯基的凯旋主义相反，尼采将永恒苦难视为人类宏大叙事的本源，因此才有必要创造一个可以救赎过往恐怖的未来，但这种未来就其救赎意义而言，乃是作为一个断点式的“当下时刻”，暴烈地突入历史当中虚假的稳定性。然而，尼采虽然决绝拒斥“肤浅的进步”，但他也拒绝补偿人类当下的苦难，而是对之做出悲剧式的辩解：倘若能够创造一个灿烂的未来，如同“超人”一般，那么当下和过去的苦难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谅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采终究是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路人，依据此一意识形态，过去和当下的所有时刻，都将失去自身的价值，因为每一个时刻无非是后续时刻的垫脚石。
恰恰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剥夺人类历史之灾变特性的同时，更剥夺了人类历史自身的价值。由此导致道德上的志得意满和政治上的静默主义，它显然没能或者拒绝看到，激励这世间男男女女进行反抗的，并不是对“光明未来”的期望，并不是凯旋主义，而是当前的压迫以及对过往压迫的记忆。
泽连斯基式的凯旋主义建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世俗历史能够仅凭自身的力量去兑现人性所需的正义；但在特朗普主义的思路当中，康德所信持的无限进步却是宿命论的地狱。
切不可将泽连斯基的凯旋主义视为英雄主义，恰恰相反，尼采区分了两种基于苦难的人生态度，其一，直面惨淡的悲剧式对抗，如同古希腊人一样；其二，浅薄的诚实，这种浅薄，为了贱买自己的欢愉，而牺牲了对世界之无可救赎的领悟，并因此无力直面真正要与之搏杀的恶魔。
泽连斯基毫无疑问属于“浅薄的诚实”一类，因为今天的进步主义以及植根于此的“全球正义”，不过是精明务实的精英和政客们重新创造的信仰，依据这种信仰，进步主义原则将随时随地可以具体化为客观的现实，比如2015年席卷欧洲的“我是查理”浪潮，比如眼前的这场俄乌战争，站在进步主义立场上，则人类必须与驱动历史进步的强大规律协作，否则将被历史铁轮碾压，人类无力改变历史规律的稳定性和固有性，就如同无力修订上天的旨意。
18世纪的欧洲虽然承认恶的存在，但否认恶的实存，19世纪的欧洲则承认恶的实存，但将恶交给进步主义来解决：恶是实存，却也无往而不在被铲除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