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艺术是可有可无之物或者是进阶的工具。但对像作者这样寻求生命的本真智慧和乐趣的史学学者来说，音乐或其他艺术形式，能够在带来审美享受的同时，也带来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切近理解，甚至也是对抗世俗、获得心灵宁静的方式。希望他笔下的这些档案馆里的音乐爱好者，不是独异的存在，因为知识分子的丰沛生命，本来就是独立、自由的另一面相。
作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与一些同好之人、心境相似的音乐爱好者分享聆听的感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当我回顾、审视这种经历时，发现所遇到的同好之人，竟有不少与我一样是以历史为业的学人，而且大家常是因档案而结缘，或者干脆就是在档案馆里相识的。
这些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已故去的、对四川近代史研究有着重大贡献的日本学者今井骏先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每年他都会到四川各地查阅档案资料。我们每次见面，除了学术方面的话题，也常常聊到音乐方面的见闻趣事。今井先生是资深乐迷，其音乐欣赏水准和音乐知识储备是我难望其项背的。他曾回忆说，在东大读书时，导师家的邻居有一位小女孩琴弹得很好，自己是在导师家上课，听了她弹的乐曲，而迷上了古典音乐。这位小女孩后来随作为外交官的父亲前往奥地利深造，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家——内田光子。
英籍日本裔古典音乐家内田光子（来源：universal-music.co.jp）
今井先生说他喜欢听着挪威音乐家格里格和莫扎特的音乐书写历史。重建历史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劳作，犹如农夫耕田，须不惜力气，持续耕耘。但这种辛苦没有外化到今井先生的脸上，他总是纯静平和，这似乎是北欧和德奥古典音乐的沉静与纯美所熏染的结果。有一次，我们聊起现代历史人物在音乐方面的爱好。列宁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很合乎他的性格；布哈林喜欢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或对他后来的命运是一种暗示；希特勒喜欢瓦格纳和布鲁克纳，他的临终安排是在葬礼上全国播放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式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洁癖。当然，最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性情暴虐的斯大林私下却最喜欢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奏鸣曲。他的女儿曾有过敏锐的观察，说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却又无上的孤独。”斯大林中风倒在地板上时，唱机中转动的就是这首奏鸣曲。斯大林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希特勒接见瓦格纳的儿媳威尼弗雷德，两者后来成为密友（来源：the guardian）还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北欧古典音乐，今井先生建议我找一套荷兰一家公司出版的《格里格全集》听一听。那套《格里格全集》音质不差，但是世界上最便宜的简装格里格作品。今井先生的建议，使我发现他能对中国四川近代社会具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并做出如此成绩，与他身上具有陈寅恪说的“了解同情”不无关系——他的建议正体现出对一个薪资微薄的同行的“了解同情”。在我认识的历史学者中，有两位经历相似，他们都曾考虑以音乐为业，最终却选择了历史专业。一位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何稼苏教授。何稼苏在耶鲁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时，论文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前后重庆的纺织工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他几乎都泡在重庆档案馆，查阅重庆工业档案文献，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相识的。何稼苏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外公曾任纽约大歌剧院的音乐监制，故从小学习音乐，但他在十七岁举办了个人小提琴演奏会后，突然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选择了去耶鲁大学学习历史。在此后的人生中，聆听音乐和演奏小提琴依然是他最大的爱好。后来，他把这种个人爱好和专业结合起来，写了《聂耳》一书。
[美]何稼苏著《为革命而作曲：聂耳与中国声乐民族主义》（Composing for the Revolution: Nie Er and China’s Sonic Nationalism），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来源：uhpress.hawaii.edu）
何先生为了写《聂耳》一书，曾去日本神奈川县和上野东京艺术大学查阅资料。而我在日本讲学期间，也曾去东京艺术大学查阅李叔同、曾孝谷、叶伯和等人的学籍和文献资料。因此我们自然就聊到叶伯和、王光祈等成都音乐的先驱人物。清末叶伯和曾就读于东京音乐学院，是第一个把五线谱引入成都的人。我告诉他，叶的女婿闵震东和我外公罗宗文是川大外语系的同学，故我从闵老处了解到不少叶伯和及清末民初成都的音乐。三十年代初叶伯和与张伯龙等在成都组织了第一个民间音乐团体“海灯乐社”（海灯现译为海顿），其中叶的女儿叶胜男演奏钢琴，闵震东任小提琴手。闵震东与曾任川大校长的任鸿隽有亲戚关系，故曾服务于川大教务处。最有趣的是，他任职期间曾用小提琴替代起床号，用琴声唤醒沉睡中的川大学子。何稼苏听后大笑，下意识做了一个拉琴的手势。随后，我们又聊起《义勇军进行曲》与法国、德国音乐之间的关系，何先生还为我们放了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特抗战时，在华盛顿广场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特的音质非常浑厚，他当年在美国各地演唱，对唤起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是很有影响的。
美国非裔演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于1945年在欧洲巡演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来源：youtube.com）
与曼城大学郑文扬教授结缘也是因为档案。二〇一八年八月的一天，我收到郑教授的一封邮件，她介绍自己是历史从业者，从四川大学网站上看到我用四川清代档案研究地方，她的研究需要查阅四川档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立即给她回信。不久后她飞抵成都，我陪她去看了川大西南文献中心的档案，她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及准备寻找的档案资料，并讲述她的家庭及求学经历。她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歌剧演员，八十年代初，在她六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她从小跟母亲学习声乐，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后,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声乐。或因其东方人的长相和面孔,她在声乐系排练中，从没有演过像样的角色，这使她对自己学习声乐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最终放弃了成为歌唱家的梦想，考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但聆听歌剧一直是她生活里最大的乐趣，她说在剑桥读书时去伦敦看歌剧，之前买的是站票，靠墙站着，直到灯开始暗下来，门一关，就冲到空座位上去。她用略带骄傲的神态说，自己曾在科文特花园看过帕瓦罗蒂演出的威尔第的《奥赛罗》和《弄臣》。伯林认为，威尔第是一名“朴素性”的艺术家，他以直接、明确、强烈的音乐旋律，着力表现世俗人情和社会悲剧。郑文扬则认为，威尔第的作品建立了“纯粹”的美声艺术，音乐语言富有人文主义特征。她也喜欢马勒。马勒让“世间万象”的复杂，同维系“世界”的内在逻辑之间，既有着完美的契合，又形成巨大的张力。马勒第五以神秘的合唱告终：“一切无常事，只是一虚影，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不可名状者，在此已实有，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引领我们向上。”他的音乐带给人们一种近乎神秘的体验。我想她毕竟在声乐系学过歌剧演唱，对马勒作品中的独唱、合唱声乐形式情有独钟，而我更喜欢他作品里华丽的管弦乐色彩，尤其是马勒第五开场那段小号十分迷人，仿佛在宣告：我的时代终将到来。
帕瓦罗蒂与卡伦·埃斯佩良在1993年《奥赛罗》演出现场图（来源：youtube.com）
我认识的档案馆里的音乐爱好者，还有家世良好、从小学习钢琴的巴斯蒂；有为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出版史，常往来于安岳、乐池等四川小县城档案馆，有着德法血统的包均雅；还有身材魁梧，眼睛透着狡黠的智慧，从玩摇滚的嬉皮士变成喜欢歌剧艺术、聆听古典音乐、穿西装的社会精英麦金龙。据李欧梵、王汎森介绍，哈佛和普林斯顿老一代史家如史华慈、牟复礼等皆酷嗜古典音乐。最有意思的是，一九六五年瞿同祖在是否回国与家人团聚上非常纠结，而让他犹豫、在心里最为惦记的，是回国后还有没有他心爱的古典音乐听。史家列文森的儿子托马斯·列文森在回忆父亲《漫长的回家之路》一文中写道：“爸爸是一个颇有天赋的音乐家，曾考虑过以钢琴为业。他最终选择入读大学而不是音乐学院，但在此后的人生中，演奏和聆听音乐都是他心头所爱。我觉得他作品中思想和行文间的音乐性不太被注意，但确实存在，处于作品的核心。大声朗读他的句子，你会听到音调、音色，以及最重要的——节奏，所有这些都塑造了他试图传达的意义。”这里明确指出了音乐是列文森史学研究中的隐性支援。其实，在中国古人眼里，音乐和文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关雎·序》里就说“：声成文，谓之音。”“《正义》：‘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按《礼记·乐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注》：‘方犹文章’……陆机《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也是将五声组成的音乐与五色相染之文相喻。钱锺书在《通感》一文中指出“：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用中西比较诗学的眼光和融会贯通的视野阐释了人类审美体验共通的文心。人类审美体验和感受经验是人文社会科学者的重要资粮，在提升他们的境界与思想高度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说，知识打开了我看事物的眼睛，音乐诗歌等艺术提升了我认知世界的高度和深度。人们只有更多地、无功利地去自由感受音乐或其他艺术，才能摆脱实用目的性对内在情感无所不在的束缚。在古典主义时代，歌德甚至认为：“音乐是进入最高知识世界的唯一非物质的方法。”按朗西埃的观点，美给人愉悦并不需概念。审美主观合目的性的原则作为平等的先验根据，存在于每一个体的情感活动中，它使不同阶层的个体都可以溢出感觉的特定分配。古典音乐往往被视为一个超然、孤立的畛域，当涉入其中时，有时会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超脱。在音乐的世界里，你的内心是完整的，有时甚至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此时你感受到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重要和普通之别，如帕斯卡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你被音乐打动内心时，别人是不能替代你去感受这种精神上的愉悦的，你领略和体悟到的东西独一无二，你按自己的方式去享受愉悦，生活中遇到的不快，都会被忘记。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因文字精致、文体优雅，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史学家”（来源：thepaper.cn）
当然，一个人不听古典音乐也没什么，这不是应该或必须要做到的事。有一次在与王汎森闲聊中，他曾谈到，他做“中研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时，曾设想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定期从台湾“故宫博物院”借一些古代名人字画挂在所里面，好让所里的年轻学人在辛勤劳作之余，转悠一下、看一看，既是一种放松，又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我以为，这是一个富有人文情怀、非常好的想法。他在近著《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里，对读史如何提升人们整体的心智能力——心量，又做了系统的讨论和精彩的阐述。所谓，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不仅历史，音乐及一切文化艺术都是培养人类智慧的资粮。史学研究对人类的智力是极大考验，要安心投入史学探索，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非常重要。今日，随着社会转型，学人们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要面对从国外引入的数字化管理机制的压力。不公平的竞争机制加重了本已心劳力绌的史学工作者们的烦躁，面对各种压力与“非驴非马”的游戏规则，要使内心泰然，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在此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和世风下，有时增加一点除史学趣味之外的其他审美趣味，对戒除浮躁、开阔胸襟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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