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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当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里，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何以如此？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
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在陈立夫主持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作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演讲，就战时教育与正常教育的关系问题表态，他说：
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边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数量翻倍。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国立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
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
教育部长陈立夫决定仿照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办法创立贷金制度。创立贷金制度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时值抗战艰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财政困难为由反对该计划。陈立夫取得蒋介石同意后，贷金制度才得以付诸实施。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受救济者，可以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按当时的伙食价格，全额每月8～10元，半额每月4～5元，以所在地生活费用及学生的实际需要决定。办法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在3年内以其收人归还贷金。这个标准，此后根据大后方物价的上涨，又进行过多次相应的调整。
1943年，鉴于通货膨胀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陈立夫决定放弃贷金制，改行公费制。
按新办法，公费生分两种：甲种公费生：免学膳食，并得分别补助其他费用。乙种公费生：免膳食费。
国立、省立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师范、医、药、工各院科系学生，全为甲种公费生。理学院科系学生，以80％为乙种公费生。农学院科系学生，以60％为乙种公费生。文、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学生，以40％为乙种公费生。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的比例稍有不同：医、药、工各院科系学生，以70％为乙种公费生。理、农各院科系学生，以50％为乙种公费生。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新旧研究生，一律按甲种公费生办理。
上述比例，显示国民政府当日，在培养“建国人才”方面，更重视理工科人才，其政策，向理工学科明显倾斜。今人回顾民国教育，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而仅仅看到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的影子，进而误以为民国高等教育的侧重点在于人文社科。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民国教育的最大误解。
贷金制和公费制，这两项政策，还有另一重效果，那就是：打破了战前中国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向。战前，因学费昂贵，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子弟，能够进入高校就读；战时推行贷金制和公费制，家境贫困的平民子弟，也获得了同样的入学机会。
据教育部的统计，当时专科以上学生获得贷金或公费的，约占到了当时在校学生的80％。
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这段往事：
战时对于救济青年一事，由于政府负担太重，教部所面临之困难最大，战区学生大量涌至后方，衣食住学样样刻不及待，当时救济费用用贷金名义，盖欲使财政当局易于同意，将来有收回之望耳。盖来自战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离乡背井，多系经济来源断绝，如不予接济，非但不能继续学业，且不能维持生存。我当时即感觉对于这班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因而负起责任，设置贷金制，使这些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以贷金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衣服各项费用。最初名日贷金，原期受贷学生将来就业后偿还。后来因责偿不易办到，并且法币贬值，即令能偿还，亦几乎等于不还，所以将货金改为公费。后来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都得到了贷金或公费。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过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对于此等学生真是教养兼施，而国库负担之重，也于此可见。费用虽大，但是成就甚著。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128000余人之多，此等皆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现在国内外50岁以上之社会中坚分子，几无人未受贷金或公费之惠。如无贷金及公费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这种制度所以值得大书特书者在此。现在美国亦仿效我们对于大专清寒学生建立贷金制度矣。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陈立夫晚年回首往事，感慨抗战八年，政府在教育方面之投入，“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自问7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
我自民国27年1月7日在重庆就任教育部长，到民国33年12月去职，主持战时教育行政将近7年。在此7年之中，扶辑流亡，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革并建立制度，发扬民族文化，训练并征调学生直接参加抗战，实在做了不少的事。
时局危殆，弦歌不绝。今人回首往事，应该承认，陈立夫的这个自我评价，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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