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木辛哥元帅）脸上浮现出疲倦的笑容：“名字，名字——我要说 多少次？您必须知道手下的名字！”他转向诺维科夫，问道：“上校，您知道他的名字吗？”

诺维科夫说出了死者的名字：“阿尔费罗夫中校。”

“愿记忆永存！”铁木辛哥说。

一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被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它已经被翻译成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还被译成中文、日语、朝鲜语、土耳其语和越南语。它被制作成舞台剧、电视连续剧和长达八小时的BBC广播剧。但许多读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格罗斯曼刚开始并不打算把《生活与命运》当作一部单独的小说，而是把它当作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两部密切关联小说的第二部。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形容的话，这是个“两部曲”（dilogy）。两部小说的第一部完成于1952年，在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后以《为了正义的事业》（For a Just Cause）为书名出版。格罗斯曼本人则希望以《斯大林格勒》为这部小说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将这一名字作为该书英文版的名称之原因。

这两部小说里很多人物都是连贯的，整个故事线是一致的。《生活与命运》的叙事始于 1942年9月末，正是《斯大林格勒》的结尾。伊孔尼科夫关于“无意义的良善”（Senseless Kindness）的文章在《生活与命运》中出现，而且甚至是小说的中心内容之一。不过，这篇文章最早在《斯大林格勒》中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在《生活与命运》中出现的、最值得记住的内容是维克托·斯特拉姆的母亲写给他的信。信中讲述了她在别尔季切夫犹太人聚居区里度过的最后岁月。这封信对于两部小说来说都同样重要。格罗斯曼也许想要在《生活与命运》里重点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在《斯大林格勒》中，他想要告诉读者，信是如何送到维克托手里，而他在读了信之后是怎样感受的。

格罗斯曼从开始写《斯大林格勒》到完成《生活与命运》用了十五年时间。《生活与命运》集中呈现了格罗斯曼相当部分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以及别的一些对应观念。这种哲学和道德思想是各种观念的调和，既包含了对极权主义思想本质的洞悉，也有对看上去似乎是相当友善但实则存在危险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揭示，同时还呈现了每个人对自身行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正是这种哲学上的深度，使许多读者纷纷表示，这部小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与《生活与命运》相反，《斯大林格勒》没有那么哲学化。它更注重于当下，展现的是更加丰富和多样的人的故事。

在苏德战争的四年中，格罗斯曼绝大部分时候都作为战地记者出现在前线。他有出色的记忆力和非凡的交流能力，能够和各行各业的人说得上话。战争年代里，他还能相对自由地获得大量军事信息。他的战争笔记包括数百人的简要传记、各种零碎的对话、灵机一动的洞见和未尝预见到的各种现象。这些信息很多都被写入了《斯大林格勒》，让这本书具有了非凡的活力和某种平等意味的特质。格罗斯曼能够以同样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一位红军高级将领的经历，也能以此来描写一位刚刚应征入伍的民兵，或者一位被吓坏的家庭妇女。他甚至用了让人吃惊的篇幅来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河边陡崖上那些动物——猫狗、骆驼、老鼠、鸟类、鱼和昆虫——的生活状态。

很少有哪个战地记者在短短数年内经历了战争的众多场景还能保持无动于衷。格罗斯曼对撤退中的部队进行了大篇幅的心态描述，其笔触既深刻又细致。在某座大城市遭到了大规模空袭后，格罗斯曼对城市居民的感受和想法进行的再现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他对斯大林格勒火车站保卫战的描写堪称与《伊利亚特》比肩。他对某一位知晓自己即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战死的年轻人的内心活动描绘也令人信服得啧啧称奇。

格罗斯曼是角色画像的大师。他有一种天赋，能够通过某些细小但是生动的细节传递感情。例如，安静而温和的别洛兹金少校与他的妻子失去了联系，不知她是否还在世。格罗斯曼写道，在一顿奢侈到异乎寻常的晚饭前坐下，别洛兹金“用手摸着西红柿，希望能够找到已熟透却又不太软的一个。接下来他觉得有点尴尬，伤心地想起塔玛拉曾跟他说过不能这么做。她不喜欢大家用手去蹭那些放在公盘上的西红柿和黄瓜”。

在视角不断转换方面，格罗斯曼也展示出同样灵巧的能力。他能够迅速地在微观和史诗般的场景之间做出切换。他对笔下的角色——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本国的俄罗斯人——都能够做到充分的理解。他创造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是巴赫中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原来并不赞同纳粹的观点，但逐渐在纳粹思想的引诱下屈服了。作为第一批向顿河进军的德军某师中的一个连长，巴赫中尉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壮丽的、史诗级别的冒险：

他长身立起，用脚跺着地面。他觉得这么做好像是在踢着天空……他用他的皮肤、他的全身似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延伸到了所经过的异乡的最远端。比起他焦虑地扫了一眼大门然后低声说出自己那些不可告人的想法的那个时刻，他现在好像强大了很多。那时候他真的明白那些伟大的头脑们本来可以在今天取得如此成就吗？那些伟大的头脑们现在是不是和这支强大的胜利之师站在一起？又或是和那些悄声低语、身上散发着樟脑球味儿的老人和妇女们在一起？

在后来完成的《生活与命运》一书中，翻过了一千页之后，巴赫中尉发现他受到了欺骗。关于这一点，读者们也许不会感到惊奇。惊奇的是格罗斯曼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让我们意识到人本身非常容易受到欺骗。

《斯大林格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如果说后续发生的事情为它投下了阴影，那么可能得归咎于两个原因。首先，我们受到了冷战思维的束缚。我们没法意识到，这部小说首先发表于斯大林时代末期。这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最顽固的时刻，那时的小说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书中还有许多出色的角色，出于当时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被编辑从小说中抹去了。我自己在过去多年里也懒得去改变自己的这一成见。历史学家约亨·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后来才说服了我去读一遍小说并自己做出判断。尽管这来得有点晚，但还是得好好感谢他。

二

在苏联任何时代，《战争与和平》都没有像二战期间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阅读。当局有无数理由去推广这部作品。托尔斯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行者。作品本身描述的战争终局显而易见也是正面的。电台里长篇播送《战争与和平》。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两名将军都在战后说到托尔斯泰之于他们的重要性。罗季姆采夫将军说他读了三遍小说。崔可夫将军在1943年接受采访时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将领们是他在评估自己行动时的榜样。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了许多本小册子，就如何总结《战争与和平》并向战士们进行解释作出指示。1941年8月末9月初，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维利耶娃在别尔季切夫犹太人聚居区里度过自己被纳粹枪杀前的最后时光时，曾用法语版的《战争与和平》作为教材，给和自己住在一起的医生的孩子们上法语课。至于格罗斯曼本人，他写道：“在整个战争当中，我唯一读到的书是《战争与和平》，读了两次。”格罗斯曼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科娃在她的回忆录中简要地写道：“我记得他在斯大林格勒写的信中说：‘轰炸机，炮击，地狱一般的爆炸。根本没法阅读。’然后，他出乎意料地写道：‘根本没法读任何东西，除了《战争与和平》。’”

苏联文化界和政治体制希望出现一个“红色托尔斯泰”、苏维埃时期的托尔斯泰。1945年6月23日格罗斯曼发表的一篇短文证实了他试图成为红色托尔斯泰的决心，也证实了他对于这一角色应承担的责任具有深刻认识。1944 年的一场艰苦战斗中，他在某步兵师师部所经历的那种气氛，催生了他这一念头。当时，该步兵师师长正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师长的顶头上司通过野战电话对他大喊大叫，而他的下级则在恳求他提供力不能及的支援。在某一个时刻，格罗斯曼想象他躲在师长的靴子里，感受着那沉重的压力。“就在那一刻，师长好像读懂了我的想法——他本来像是完全忘记了有我那么一个人在那儿——他转过脸来对我微笑，带着点幸灾乐祸的表情对我说：‘行了，我可能现在满头大汗。到了战争结束，轮到作家来描写眼下这个场面，他们就得满头大汗了。’”格罗斯曼又把视线转回到当下，1945 年6月，德国人投降仅仅六周之后：“现在，是轮到我们作家担负起责任的时候了。我们真的理解这一远非简单，甚至是高贵的任务的重要性了吗？我们真的认识到，现在我们要以比任何人更加坚定的态度，投入到这场与遗忘进行的战斗，以抗拒抹平一切、缓慢流淌的时间长河吗？”格罗斯曼总结说：“我们的劳动成果能不能达到之前伟大的文学历史的高度？我们能否成为未来的标杆？今天我们只能给出否定的回答。在我们的文学界，会常常遇到某些夸夸其谈和自吹自擂的现象，常常会遇到某些人，因为完成了匆忙肤浅的作品、得到了微不足道的收获就变得懒惰、自得和骄傲。面对这一切，一个否定的回答让我们变得更加痛苦。”

从结构上来看，《斯大林格勒》两部曲显然是模仿了《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多次直接参考了托尔斯泰。如果觉得他只是简单地模仿他的这位前辈，那么格罗斯曼就不成为格罗斯曼了。他的第一步就是质疑托尔斯泰。1941 年秋季，格罗斯曼来到了托尔斯泰位于雅斯纳亚·波良亚纳的故居。在《斯大林格勒》的相关段落里，格罗斯曼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记录在战时笔记里的文字抄写了一道。在这一段里，营级政委克雷莫夫——正如在本书的其他部分那样，他就是格罗斯曼的化身——感受如下：

风暴撞开了每一户俄罗斯家庭的房门，把人们从温暖的家里赶到秋天黑色的道路上，既不放过祥和宁静的城市公寓，也不放过农村的茅舍和森林深处的小村庄。这场风暴以同样的严厉对待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和整个国家以及人民一样，它也只得准备在雨雪中告别这里。雅斯纳亚·波良亚纳是一个活生生的、遭遇苦难的俄罗斯家庭，和成千上万个俄罗斯家庭一样。克雷莫夫在心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秃山和那位又老又病的公爵。现在和过去糅合在了一起。今天的这一切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真实而震撼的一切。130年前的战争真实得如同纤毫毕现。

……然后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从房子里走了出来，脸色平静而悲哀。尽管肩上披着外套，但仍在轻微颤抖。克雷莫夫再一次感到了困惑。他不知道眼前这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法国人到达前最后一次巡视自己的花园，还是托尔斯泰的长孙女在一丝不苟地服从命运的安排，按照爷爷的记录仔细检查早年公爵小姐离开这栋房子时的情况。

这时候克雷莫夫似乎看到了这两场战争的细微差异。后来，他终于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托尔斯泰此前的想象。

克雷莫夫看着那些倒在路边的伤员，看着他们阴郁的、饱受痛苦折磨的脸。他觉得这些人的遭遇永远不会被写进书里。这不是那些想要给战争穿上华美外套的人想要看到的。他想起了有天晚上他与一位年长的士兵的彻夜长谈。他们躺在深沟里，用一件大衣盖着身体。克雷莫夫一直没有看见那个士兵的脸。未来的作者们在自己的书里最好不要写出这段对话。托尔斯泰什么都好，但他完成的那本伟大而辉煌的著作是在1812年过去几十年后，那时候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都已消退，唯有睿智和光明的那部分被记住了。

当然，格罗斯曼太明白自己与托尔斯泰的不同了。托尔斯泰基本上没有遇上过审查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与审查和编辑作斗争。他在 30 年代写的很多东西遭到了删改。1943年到1946年间，他和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一起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编撰《黑皮书》，这是一本目击者关于在苏联和波兰领土上目击犹太人大屠杀（shoah）的记录。

1946年，苏联版的《黑皮书》做好了出版准备。但在1947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克山德罗夫宣称：“本书扭曲了反法西斯行为的本质。（它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德国人与苏联人作战仅仅是为了要毁灭犹太人。”1947年8月最终宣布，《黑皮书》不得出版，排版也在1948年被销毁。现在战争已经打赢了，不需要索取反希特勒的国际援助了，《黑皮书》编辑就算做出再多的让步，它也是不可接受的。这时候承认在巴比亚尔或者别的纳粹刑场的遇害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这可能会让人觉得苏联的其他民族成了这场种族灭绝的帮凶。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都不会去强调犹太人是受害者。他需要利用反犹太人的力量来强化对自己政权的支持。

1945年暮春，格罗斯曼接替爱伦堡担任《黑皮书》编委会主任。格罗斯曼的母亲在别尔季切夫被杀害，他自己写的特雷布林卡见闻也开始获得发表。《黑皮书》出版的流产对他而言，应该是很难接受的。但他仍旧坚持完成了《斯大林格勒》。这是他在战后的另一项伟大工程，证明了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

三

《斯大林格勒》是在斯大林时代晚期不断强化的压抑和反犹氛围中完成的。创作本书会不时受到现实的禁言问题骚扰，这毫不奇怪。有一次，维克托·斯特拉姆在研究所的会议上跟同事马克西莫夫交谈。后者谈到了他最近访问了被德国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被亲眼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事实深深震撼。当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在生效，研究所主任和同事们都想让他闭嘴。在早期的《斯大林格勒》手稿里，维克托鼓励马克西莫夫写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还胆大包天地想把这篇文章发到研究所通报里。马克西莫夫写了至少八十页，把文稿带到维克托的乡下别墅里。但仅在一周之后，希特勒就入侵了苏联。不管是维克托还是格罗斯曼的读者们都没有读到这篇文章哪怕一个字。维克托和马克西莫夫尽管彼此都非常想就法西斯主义进行交流，但此后甚至再也没有一起就此进行过谈话。

另外还有一份更重要的文件我们在书中也没有读到，那就是维克托·斯特拉姆的母亲安娜·谢苗诺夫娜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生活与命运》中，这都是极其震撼的一部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中没有读到这封信，但它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格罗斯曼多次描写这封信如何从别尔季切夫的犹太人聚居区一步步走到斯特拉姆的乡下别墅。这封信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转手了七次，其中不乏黑色幽默。有一次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信带到了斯大林格勒维克托的岳母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家里。这一家的年轻朋友塔玛拉给他开门，看到信后说道：“天呐，都脏成什么样了。谁看了都以为这封信在地下室里放了整两年。”然后她飞快地“用装饰圣诞树的粉红色厚纸把信包了起来”。

塔玛拉随后把这封信交给了诺维科夫上校。上校那会儿正准备飞往莫斯科，他来到了维克托的公寓，非常巧合地打断了维克托和年轻美貌的邻居尼娜正在进行中的亲密浪漫交流。维克托把信放到自己的手提箱里，然后把这事儿丢在了脑后。24小时后，他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一度把这封信当成了一大块巧克力——至少，在本书的初稿里，作者曾有意想让维克托把它当成是尼娜送给他的礼物。

维克托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每一次他都感到了同样的震惊，如同他在自己的乡下别墅里第一次读这封信那样。

也许他在记忆里本能地抵抗着，不愿意也不能够全盘接受这些已经存在的、让生活变得无法承受的东西。

随着《黑皮书》的被禁，格罗斯曼很可能认识到，他不能自由地把维克托母亲那封信里写到的事实呈现出来。看起来格罗斯曼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与其把信的内容进行软化使之获得出版，他宁可将该信留白，用可闻可见的沉默代替它。如果真的如此，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展现出了格罗斯曼创造性应对编辑干预的非凡能力。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格勒》两部曲在许多地方上与《战争与和平》类似。两部书都交错描写了军事行动和平民生活。《斯大林格勒》两部曲围绕着一个不断外延的家庭展开，《战争与和平》围绕着一个由婚姻联系起来的家族展开，两者之间很类似。但是，两书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处根本的不同。尽管格罗斯曼在书中扮演的是一个无所不知、不带偏见的叙事者的角色，但他的作品比起《战争与和平》还是具有更强的个人色彩。与托尔斯泰不同，格罗斯曼经历了他所描述的全场战争。让母亲留在别尔季切夫而不是坚持让她搬到莫斯科与自己和妻子同住，这一决定给格罗斯曼留下深深的愧疚。她的罹难让他终生负罪。安娜·谢苗诺夫娜——毫无疑问她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写照——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在《斯大林格勒》当中成了一个深深的坑。按照维克托的话来说，“就像一个没有填土的坟墓”。

四

《斯大林格勒》致敬了很多人。格罗斯曼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死者致敬，特别是向那些被遗忘的死者致敬。他描写了许多在战争头几个月牺牲在许多场小规模战斗中的人们。“有那么一些人，当他们认识到自己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时，反而会更加勇敢地战斗。他们是在战争第一阶段出现的英雄。很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被埋葬。正因为他们，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拯救。”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正统的苏联宣传，但其实格罗斯曼这么做不无争议。苏联当局对待他们的士兵和军属的残酷程度，对西方读者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格罗斯曼称之为“英雄”的人当中，很多被官方列入了“失踪”而不是“阵亡”名单。如果他们的牺牲没有得到目击者证实，会轻易被当局当作逃兵。他们的家人也因此无法获得抚恤金，并有可能会终生生活在阴影中。

格罗斯曼同时也向许多知名人士致敬，其中受到特别致敬的一位人士是生物学家和植物育种学家尼古拉·瓦韦洛夫（Nikolay Vavilov）。他是斯大林“大肃反”罹难者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在书中，格罗斯曼以惊人的坦率——也许这反而让他能够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瓦韦洛夫的名字安在了最让人难忘的角色头上。在小说开始的头几章，聪明而勇敢的彼得·瓦韦洛夫就收到了入伍征召并奔赴了前线。尽管不容易注意到，但这位著名科学家与格罗斯曼笔下的农民出身的战士非常相似。文化历史学家拉夏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曾这么评论过尼古拉·瓦韦洛夫：“对他而言，要实现对社会正义的众多承诺，其中一个领域就是从事科学实践……他想要……改善农业，提升谷物的质量，收获更多农产品，为苏联人民提供粮食……他信仰全球研究，他想要弄明白整个地球的植物世界，想要弄明白各种农作物，包括黑麦、小麦、水稻和亚麻种类和培养方式。”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加里·保罗·纳博汗（Gary Paul Nabhan）写道，瓦韦洛夫“是世界上最早能够真正倾听农民们说话的人，不光倾听农夫，也倾听雇农说话，知道为什么地里的丰富的种子种类对他们很重要”。格罗斯曼也说过他笔下的这位农民士兵：“瓦韦洛夫把全世界想象成一大块完整的田地，人民的责任就是在这上面播种和耕种……瓦韦洛夫会去问大家和平时期的生活：‘您的地咋样？麦子长得好不好？是不是常闹旱灾？谷子……您种不种谷子？土豆收成好不好？’”

后来，在《生活与命运》里，维克托·斯特拉姆痛惜“几十个人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其中就有尼古拉·瓦韦洛夫。《斯大林格勒》中，格罗斯曼只能更加隐晦地表现这一点。没有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瓦韦洛夫这个名字上，无疑让他感到很痛苦。彼得·瓦韦洛夫的一个战友曾无意中问他是不是团级政委瓦韦洛夫的亲戚。彼得说他并不是政委的亲戚，只不过姓氏恰好一样而已。这种看上去漫不经心的交流当然是要唤醒人们对那位已遇害的科学家的记忆。

格罗斯曼使用尼古拉·瓦韦洛夫进行影射的另外一个原因要复杂得多。著名的莫斯科大饭店经理一直为酒店里有著名科学家下榻感到非常骄傲。他能够记得哪一位科学家住进了哪一间客房。但是当向他提起瓦韦洛夫时，他却很奇怪地表示不记得后者是生物学家了。瓦韦洛夫的目标是让全世界不再挨饿，1943 年他却死于饥饿。其实酒店经理的遗忘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要么是他不知道某些信息，要么是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些东西最好不要记在脑袋里。

当局是不可能把尼古拉·瓦韦洛夫从记忆里抹去的，所以他仍旧广为人知。但还有一个历史人物最近才从历史的遗忘中走出来，而他在《斯大林格勒》两部曲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乌克兰德裔学者塔季扬娜·捷特梅尔（Tatiana Dettmer）认为，格罗斯曼书中那位核科学家维克托·斯特拉姆是按照一个真实人物塑造的，那人就是苏联原子物理学的奠基者列夫·雅科夫列维奇·斯特拉姆（Lev Yakovlevich Shtrum）。列夫·斯特拉姆生于1890年，1936年被处决。他如同斯大林肃反中的许多罹难者一样，被指控是“托派”。在他死后，关于他的论文和书籍被从图书馆里清除出去，名字也从历史记录中删掉了。在捷特梅尔之前，没有哪一个研究格罗斯曼的学者注意到他的存在。

格罗斯曼在基辅生活和求学期间（1914—1919年和1921—1923年），列夫·斯特拉姆在几所基辅教育机构教授物理和数学。后来他成为基辅大学理论物理系系主任。科学史研究者们在重新发掘这样的人物问题上动作慢得出奇。直到 2012 年几位乌克兰和俄罗斯学者联合发表了一篇关于列夫·斯特拉姆的文章，这才让人们对他的理论产生关注。在这个20 世纪20年代形成的理论中，他讲述了粒子的速度可能超过光速的问题。此前，人们一直认为，关于这些粒子的假设是在1962年提出来的。

正如格罗斯曼让我们注意到瓦韦洛夫这个名字一样，他也让我们注意到了斯特拉姆。诺维科夫上校在莫斯科出差时接到了伊万诺夫上校的电话，说有一张寄给他的明信片。诺维科夫要他看看落款好知道谁给他寄信。“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伊万诺夫显然是在拼命想要看明白签名。最后他终于说道：‘斯图尔姆，或者是斯特罗姆？我也没法确认。’”在《生活与命运》里，斯特拉姆面对那长长的、吓人的履历表陷入了沉思：“１. 姓、名字、父名……深夜在填写履历表的那个人是谁？是填斯特拉姆，还是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父母亲……当维佳满两岁时他们离异了，他记得在父亲证件上的名字是平胡斯，而不是帕维尔。为什么我叫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呢？我是谁，我是否认识自己，万一我其实是戈利德曼，或许是萨盖达奇内？或者他是法国人德福洛，是杜布罗夫斯基？”萨盖达奇内（17 世纪哥萨克盖特曼，20世纪20年代早期生活在基辅的一名艺术家与他同名）和普希金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杜布罗夫斯基（一个骗子和逃犯）可能是作者随意安放上去的名字，但亚历山大·戈利德曼也是一名物理学家，20 年代到 30 年代在基辅工作。他是列夫·斯特拉姆的导师。1921 年到 1923 年格罗斯曼在基辅念书时，亚历山大·戈利德曼在他所在的学校里任教。

列夫·斯特拉姆被逮捕两年后，戈利德曼在 1938 年被捕。不过他幸存了下来，在战后继续教授物理。在捷特梅尔看来，“如果我们假设格罗斯曼知道列夫·斯特拉姆和戈利德曼的最终命运，维克托在小说中说怀疑自己是斯特拉姆，而不提戈利德曼，那就意味深长了。戈利德曼和列夫·斯特拉姆都是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戈利德曼活下来了，而斯特拉姆却没有——某种程度上他只在格罗斯曼的小说里复活了”。

小说里的斯特拉姆和历史中的斯特拉姆在生活中有许多平行之处。两者都是核科学家，都热衷于相对论，同时又广泛地关注社会和政治话题。与维克托一样，列夫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名字也叫作维克托）来自他的第一次婚姻，一个女孩则来自第二次婚姻。列夫肯定知道《生活与命运》中绝大部分维克托所认识的物理学家：阿布拉姆·约菲（Abram Ioffe）、尼古拉·米特洛凡诺维奇·克雷洛夫（Nikolay Mitrofanovich Krylov）、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列夫·朗道（Lev Landau）、列昂尼德·曼德尔斯塔姆（Leonid Mandelstam），还有伊戈尔·塔姆（Igor Tamm）。在书中，格罗斯曼曾说到维克托研究所里发生了一场冲突，把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和实验室工人给赶走了，水平不高但是更加顺从的人调了进来。这显然是根据 1944 年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一场真实冲突描写的。

读者们都知道格罗斯曼本人从青少年时期至死，对物理学都非常着迷。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说：“从十四岁到二十岁（就是格罗斯曼在基辅生活和学习的那一段时间），我满怀热情地致力于精密科学的学习，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的战时笔记里画了一张链式反应的图表。正如列夫·斯特拉姆，格罗斯曼热烈地崇拜着爱因斯坦。在约翰·加拉德（John Garrard）和卡罗尔·加拉德（Carol Garrard）撰写的格罗斯曼传记中，有一幅插图，上面是格罗斯曼书房的书架上放着两幅爱因斯坦的照片。列夫·斯特拉姆留存下来的照片中，有一张显示他的书房里放着一张爱因斯坦和一张马克斯·普朗克的照片。

列夫·斯特拉姆的两个表兄弟列夫·列文和格雷戈里·列文是格罗斯曼在学校里的同学。1929 年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格罗斯曼很随意地提到，他曾拜访过列夫·斯特拉姆，还向他借过钱。这意味着他很了解斯特拉姆。格罗斯曼在基辅时，斯特拉姆也许当过他的老师。关于这一点，目前虽然还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并非不可能。《斯大林格勒》中，作者曾激情洋溢地描写了一段关于维克托·斯特拉姆的导师切佩任进行授课的场面，这应该是格罗斯曼对列夫·斯特拉姆授课并激发他热情的详细回忆：

这些方程式似乎充满了人的力量：它们可能就是人对于忠诚、怀疑和挚爱充满激情的宣示。随着切佩任把各种问号、省略号和象征成功的惊叹号画满黑板，这种感受进一步深化了。当一堂课结束，看着听课的人把方根、积分、微分和三角符号——这些由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将其汇聚在一起组成的整齐划一的军团 1——从黑板上擦去时，无疑是痛苦的。正如珍贵的手稿那样，这块黑板本应当留给后世子孙。

如果格罗斯曼真的记住了列夫·斯特拉姆，上面的最后一句话只能让人越发感到辛酸。格罗斯曼已经把这块“黑板”留给了后世子孙们。

捷特梅尔指出，格罗斯曼赋予两部曲的主角以这样一个名字，还有这样的职业、家庭、兴趣，甚至不惜让主角与“人民公敌”的朋友交往，这绝不是他的天真无知。他应该知道这么做将会把他和作品置于危险之中。唯一的结论只能是，列夫·斯特拉姆对于他而言一定是异常重要的人，而格罗斯曼从他那里受惠实多。

五

格罗斯曼也许希望他的作品能够在医治战争创伤方面发挥治愈和缓和作用。关于究竟是苏军炮兵还是步兵在拯救斯大林格勒这个问题上，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格罗斯曼花费了不少的篇幅，想要证明两者缺一不可。他用同样平衡的做法来处理一些更加重要但是却至今也没有答案的问题。关于斯大林在 1942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那个残酷的“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格罗斯曼坚持认为，它同时也激发了红军普通士兵发自内心的、决不后退的决心。他认为，战士们的勇气和爱国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决不会同意西方历史学家的那些观点，认为士兵们拼死作战是因为他们遭到了秘密警察要将他们当作逃兵枪决的恐吓。格罗斯曼将斯大林的命令视为关键性因素，因为斯大林说出了战士们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并强化了这一爱国精神。

不过，在其他领域里，格罗斯曼开始变得很尖锐。他在《斯大林格勒》当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和高尔基的辩论。1932 年，格罗斯曼在努力推动他的第一本小说、描述顿巴斯矿工生活的《格柳考乌夫》出版。有个编辑告诉他书中有些情节是“反革命”的。当时高尔基是苏联文学体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格罗斯曼想要获得他的支持。在给高尔基的第一封信里，他写道：“我在斯摩良卡 -11 矿区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写下了我的所闻所见。我写的是真相，尽管是艰辛的真相。真相永远不会是反革命的。”高尔基回了一封长信，明确认可了格罗斯曼的才能，但对他关于真相的态度进行了批评：

光说“我写的是真相”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首先，什么真相？其次，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有两个真相。一种是存在于过去的、占据绝对优势的、邪恶而肮脏的真相。现在，这一真相已经被另一种新生的、还在不断成长的真相所取代……作者深刻地了解到了过去的真相，但他没有深入理解应对这一真相的做法。作者真实地描述了煤矿工人的愚钝——他们斗殴、酗酒，这一切主宰了生活。这就是我们必须与之战斗，并且毫不留情地予以根除的真相。

《斯大林格勒》里，玛露霞，一位共产党预备党员，在和她的艺术家妹妹叶尼娅发生争论时，严丝合缝地展现出了上面的思想：“只有乱七八糟的画家才会看懂的东西……你应该去画海报。我知道你要说啥——你要说生活的真相……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真相有两种。一种是该诅咒的过去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现实，另一种是战胜过去的、真正的现实。后者这才是真相，我要在这种真相当中生活。”她正说着，这一家人的老朋友，一名外科医生插嘴说道：

“不对，玛露霞，”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说，“你错了。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两种真相，只有一种。我在把伤员的腿给锯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有两种真相。要是我们假装有两种真相，事情就麻烦了。在战争中也是如此，而且在事情糟糕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时尤其如此，只有一种真相，痛苦的真相。但它能救我们的命。要是德国人打进了斯大林格勒，你就知道不论追寻哪个真相，你都追寻不到。到时候你就完蛋了。”

尽管高尔基很早对格罗斯曼进行了批评，但在后者1934年成功开启文学生涯方面，他到底扮演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正如列夫·斯特拉姆那样，高尔基是格罗斯曼的导师。他对高尔基感恩在心。与列夫·斯特拉姆不一样的是，高尔基是个模棱两可的人。在革命引发的浪潮中，许多作家忍饥挨饿，高尔基在出版领域的工作使他们不至于成为饿殍。但从1928 年到1936年去世，高尔基又是斯大林许多最残酷政策的同谋。格罗斯曼有可能认为自己从高尔基那里受惠，但这更加坚定了他进行真实写作的决心。不，他不能像高尔基那样，受到权力和成就带来的特权的引诱。苏联军队机关报《红星报》主编大卫·奥尔登博格（David Ortenberg）记得，他曾与格罗斯曼就一个作品里的英雄主角是否应该死去发生过争论。格罗斯曼表示：“我们必须体现战争中无情的真相。”

六

苏联政权需要苏维埃的托尔斯泰。同时，在1945年之后，斯大林也需要一个敌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如果这个敌人来自内部则更佳。这个选择实在太容易了。当时反犹情绪席卷整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格罗斯曼是新一代托尔斯泰的备选，但他又是个犹太人。这就将他置于一个危险的时间点中。

选择谁成为苏联的托尔斯泰是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问题。苏联作协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立。在上述问题上，苏共宣传部选择的是一个现在已经被遗忘的作家米哈伊尔·布宾诺夫（Mikhail Bubyonnov）。苏联作协主席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和《新世界》杂志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Tvrdovsky）倾向于支持格罗斯曼。从政治的敏感程度上来看，法捷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显而易见地低估了反犹太人行动正在蔓延的程度。他们选择在 1952 年 7 月发表了《斯大林格勒》（当时书名被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大部分负责人被秘密审判。8月，他们被全部处决。

《为了正义的事业》在体制内获得了热烈的讨论。苏联作协散文处提名授予该书斯大林奖金。但是，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冒充医生和教授的凶恶间谍和杀手》的文章，指责苏联一些最知名的医生试图毒杀斯大林以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这些医生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这些指控显然是一场对苏联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前奏。

一个月以后，2月13日，布宾诺夫发表了一篇贬低《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书评，迅速形成了一场针对格罗斯曼的风暴。主要的报纸都发表了相关文章，冠以“一部扭曲苏联人民形象的小说”“在错误的道路上”“变形的镜子”等标题。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新世界》的整个编委会毫无例外地公开承认这部作品的发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此事发生后不久，格罗斯曼做出了一个具备背叛意味的行动，从此让他后悔终生：他同意在一封要求处决“杀手医生”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可能持有一个不理性的想法——既然医生们怎样都会被处决，这封信如果能够证明犹太人整体上是清白的，何妨签名呢？不管脑袋里是怎么想的，他在签完名字后立刻后悔了。《生活与命运》里有一大段基于上面这些事实进行的描述，最后的结尾是维克托·斯特拉姆在类似的信上签名后，向他那已不在世的母亲祈祷，求她帮他不要再流露出类似的软弱。

格罗斯曼的“背叛”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好过一些。对他的攻击变得更加猛烈了。当时苏联最著名的作家米哈伊尔·索罗霍夫（Mikhail Sholokhov）此前表示过对《斯大林格勒》的赞赏。而现在，他允许布宾诺夫引用自己在某个重要会议上的一句发言：“格罗斯曼的作品是朝着苏联人民脸上啐了一口。”苏联战争出版社（Voenizdat）曾经计划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为了正义的事业》，眼下却向格罗斯曼提出归还本书的预付款。后者尖刻地评论道：“出乎意料地发现了本书具有的反苏本质。”幸运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要不是这样，他很可能和很多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有联系的作家一样被处决了。

对格罗斯曼和他的作品的谴责又持续了几周，然后逐渐平息了。6月中旬，在法捷耶夫的鼓励下，战争出版社再次向格罗斯曼提出出版《为了正义的事业》。他当然清楚出版一部小说是多么困难，为此他将所有与本书出版相关的官方会谈、信件和会议都记录下来，编成了一本十五页的文件，命名为《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在出版社的游历日记》。这份文件的最后，他简要地写道：“1954年10月26日，本书在阿巴特大街的军事书店上架销售。”

七

格罗斯曼职业生涯的每一步，都是一场不断被拉长的、迟迟未能结束的战斗，甚至在他死后也是如此。他的作品主题所表达的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束手无策，也同样成为学者、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在回应这些作品时所存在的问题。俄语版的《一切都在流动》于 1970 年在法兰克福首次出版，英文版 1972 年首版。这是格罗斯曼最出色的作品，最重要的亮点是他描述了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严酷现实。他本人还对俄罗斯过去几百年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新阐释——但两个版本都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

现在所广为人知的《生活与命运》在为读者所知时也未免太晚。甚至在讽刺小说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将这本书手稿的缩微胶片偷带到西方后，也还是用了五年时间才找到愿意出版俄语版本的出版商。原因似乎是当时俄罗斯逃亡者圈子里有很浓厚的反犹情绪，这让格罗斯曼的朋友和仰慕者感到震惊和迷惑。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逮捕”后——这是格罗斯曼的惯用说法——他曾表示就好像他“在黑暗的角落里被扼死了”。70年代末，当多个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书后，沮丧的沃伊诺维奇说，感觉好像格罗斯曼在黑暗的角落里第二次被扼死了。

1980年，瑞士洛桑的人类时代出版社（L’Age d’Homme）终于出版了《生活与命运》俄语版。2003 年都灵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决定出版本书的编辑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他那时立刻感受到了作者在描绘一个“三个维度的世界”。他表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作家写作不是“证明某事”，而是“让人们与某事共存”，而格罗斯曼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段评论也可以用于《斯大林格勒》。

送往洛桑的缩微胶片拍摄自格罗斯曼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他把这些手稿托付给了一位名为谢苗·利普金（Semyon Lipkin）的诗人，利普金又把手稿藏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就像《斯大林格勒》里安娜·谢苗诺夫娜的那封信从别尔季切夫的犹太人贫民窟到莫斯科郊外别墅的这段神奇之旅一样，《生活与命运》的文稿蹒跚而缓慢地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走到了瑞士一位出版商的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奇妙的平行。它们都遭遇了延误和误解，遭到了奇怪的冷遇，尽管冷遇只在于它们到达目的地之初。即便在80年代中期首次发表了《生活与命运》的翻译版，格罗斯曼在国际上的声誉上升也是很缓慢的。

格罗斯曼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了。安娜·谢苗诺夫娜的这封信也被认为是他全部作品里最广为人知的篇章。不过，关于格罗斯曼本人和他的作品，也许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只出版了他的少数作品的最终篇章，俄语版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第一部作品《格柳考乌夫》被公认为非常沉闷，从未再版过。但是，格罗斯曼最先创作的版本会比后来的正式版本有趣，这一点完全有可能。我们都知道他的作品经历了严格的、让他也感到震惊的审查，可就我所知，却没有人认真地去研究一下他的手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过《生活与命运》的俄语版最终稿。2013年，俄罗斯安全机构公布了1961年被克格勃没收的作品打字版，引起了一阵欢呼。到现在，这些打字版几乎没有获得严肃的研究。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会按照俄语终稿的版本重新修订我对《生活与命运》的翻译稿。至于现在，这一版绝不是最终版，但从格罗斯曼最早和最大胆的打字版中收纳了大量重要且从未发表过的篇章。能够出版一稿比任何现存俄语版或者其他语言版本都要完整的《斯大林格勒》，终究值得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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